工人们不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而且提出了不少技术改革意见。钱塘江的地质水文有很多特殊现象，尽管设计之初做过周详的调查研究，但在施工过程中，总会遇到难以估计的自然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亲临其境的施工工人，是很难以理解的，不理解就一定遇到阻力。钱塘江桥许多技术措施，属于尝试性质，特别在桥墩的基础工程上，其所以能尝试成功，就靠工人们参加的创造发明。
——茅以升《钱塘江建桥回忆》(转引自白青峰等，２００８：１５１）
如果说，资本主义确实创造出了空前绝后的生产力，那么这种创造更多应归功于工人的劳动，而不单纯来自资本的秘密。
写作本书之时，我们内心深藏着一种信念，那就是相信工人的力量在于他们充满创造性的工作，这种创造性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是一直被压抑的，以至于资本主义虽然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却永远是有局限的。
可悲的是，今天我们再来讨论工人力量的时候，却忘记甚至是抛弃了这一点。在连篇累牍的有关工人力量的研究文献中，我们读到的，永远是抗争、抗争。工人的力量仿佛只剩下破坏性一途，甚至只系于一个问题：工人有没有足够的力量与资本进行谈判？
西尔弗将工人抗争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式和波兰尼式两种类型的论点颇有见地。她指出“马克思主义式”抗争具有创造性，是一种“创造性破坏”，“波兰尼式”抗争则侧重于破坏性(Ｓｉｌｖｅｒ，２００３）。其实，这种内在的分化并不只体现在褊狭的抗争中。借用西尔弗的区分，我们不妨将工人之力量，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式力量和波兰尼式力量，前者重在创造，后者重在破坏。
正是工人的劳动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一个车轮滚滚的现代文明。马克思与恩格斯期待工人的力量将随着工业化的蓬勃进程而不断走向壮大，并最终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体系。
当然，在这样一条线性发展道路中，马克思主义式工人力量并不完全否定“波兰尼式”的工人力量，相反，他们认为波兰尼式的抗争，在建立一个新社会体系的过程中，将起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是不可或缺之一环。显然，工人势将通过抗争，给予旧体制最后一击，来求得属于自己的政治民主。就此意义而言，波兰尼式的工人力量，最终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式的工人力量，因为工人的破坏力，其旨归仍然是建设性的。破坏一个旧世界，其目的在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就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工人身上寄予的全部厚望。
然而，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工人革命之后，过去近半个世纪，在西方世界，工人政治的发展却在波兰尼阶段徘徊不前，我们不妨称之为“波兰尼困境”。这是全球劳工政治危机之根本症结。在这一个时代，工人之所以尚受到重视，皆因工人处于工业生产的最前线，工人一旦组织罢工，生产就要瘫痪，给资本带来压力。工人关于工资福利的抗争，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高度成熟的条件下，一再地重演。人们往往通过抗争去聆听工人的声音，感受工人的“破坏性”力量，在这般光景下，马克思主义式的工人力量，反倒被周期性的工人抗争所遮蔽。
在西方世界，当工人的创造力被极大压抑，他们也就不再被认为是社会的主体性力量。如今，体力劳工已经被极力边缘化，若不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其身份认同亦面临沦为与其他劳动阶层一样难分难解之虞。当体力劳工只能依靠破坏生产来彰显其力量，就不得不陷入到与全社会为敌的孤军奋战状态。就此而言，即便局限于抗争这一面，工人的力量也不断被消解。全球化时代加深了工人的这种窘迫感。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不是资本的全球化，而是它的后果，即张五常所指出的，全球人口都不得不卷入到劳动力竞争的行列之中（张五常，２００９：２５）。无论哪一国的工人，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的谈判能力都急剧下降，以至于西尔弗只能寄望于工人在工作场所中强化自己的力量(Ｓｉｌｖｅｒ，２００３）。与此同时，工人反全球化的运动，虽然是有的放矢，却也实属无奈，关键是，当西方世界工人的抗争越触及根本，就越陷入到“波兰尼困境”中不可自拔。
如本书所述，中国工人也经历了阶级形态变迁与重建的过程，拥有她的辉煌、激情和伤痛。在过去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中国工人经历了一个无比绚烂的黄金时代。更重要的是，中国工人的力量，体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创造性”。
奋斗在生产第一线无私挥洒血泪和汗水的工人，在一个贫乏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庞大的工业体系。今天，中国的大地上到处都能看到当年工人劳动所遗留下来的痕迹，那是中国工业化时代最珍贵的遗产，兼为物质与精神财富（白青峰等，２００８）。
时至今日，反思工人力量何在之问题，我们发现至少存在三种力量源泉，其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式还是波兰尼式工人力量都同样具有意义。
第一，团结。工人的力量体现在工人天然的团结上，而不是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小农那样，是“一袋马铃薯”。过去，工人的团结来源于他们的共同生活，他们在同一个车间、同一条流水线上工作，在同一个食堂就餐，同一个宿舍入眠。资本的工作制度结构变革和都市更新运动，分割、瓦解了工人这种传统的团结。然而舍此工人便没有其他的团结了吗？工人不妨创造性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来加强工人内部的互动，深化自身的认同。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通讯、交通等交往技术和范围的扩大，将成为工人扩大团结的最重要机制，因为工人正可以通过这些现代技术来增强自身的联合。技术的进步将打破工人交往的空间甚至时间分割，从美国到非洲，到南太平洋岛屿，世界上工人的身份焦虑将越来越趋同，面对越来越相类似的问题，他们也势必愈发具有一体化特征。
第二，扩大。如导言所述，西方学者惊呼工人政治已经消逝，原因在于体力劳工的力量衰退。但是，工人为什么要将自身囿于体力劳动群体呢？工人难道不可以通过建构新的认同，将自身的队伍扩大吗？须知世界工业大国，除了英国之外，起初工人的人数都不占优，工人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全在工人被动员起来的人数足以具有压倒性优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对立简单化”，既是一种预言，其实也是一种策略，也就是说，在中间社会阶层不断向下流动转化为工人的时候，工人也应有能力容纳他们。反过来也一样，即使中间社会阶层并未转化为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工人也应通过建立新的认同来吸纳他们：哪怕他们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却拥有共同的敌人——资本，以及资本所带来的平庸化、市侩化。
第三，道义。当工人斗争的悲情色彩在淡化，工人就应创造出新的符号，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获得制高点。如前文所述，相比资本的力量，工人的意识形态应更宽广一些，这是工人的优势。但是西方世界工人的意识形态远未达到体系化，相反不断被资产阶级霸权所分化。工人不应孤军作战，应努力整合其他攸关社会不平等的议题，比如性别、种族、文化歧视，声援一切弱者的诉求，同时创造性地将阶级符号与超越类属界限的动员符号相结合。
总而言之，工人不应退缩到自己的权利庇护所，去维护自己的什么“消极自由”，对于工人而言，欠缺的正是创造世界的“积极自由”。现在是我们重新认识工人的力量的时候了。让我们以这首歌来作为我们的结语：
咱们工人有力量，每日每天工作忙，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得世界变呀么变了样！
——摘自《咱们工人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