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民主政体下，政治系统赖以立基的主要依据在于民众对该系统中“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结构之内在合理性的信仰。在传统社会，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可能取决于统治者的世袭地位，取决于制定和执行法律过程中是否遵守某些宗教习俗。而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中，民众对系统的支持则主要取决于当权者在竞争性选举中是否获胜，取决于他们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是否遵守既定的宪法和法律程序。民众对政治系统的正当性支持主要包括政治共同体、体制和当权者三个结构层次。对当权者的支持即成员对当下权力的控制者的认可；对体制的支持是指系统成员对待政治机构的态度（包括政治系统的价值目标、规范以及权威结构）而非特定的政治领袖，它也包括政府运作的程序和政治制度。而对政治共同体的支持则是成员对国家和政治系统的一种超越现有政府制度的依附感，亦可被视为国家的认同意识。现代民主政体第一次完成了当权者的正当性与体制的正当性的分离和良性互动，并将整个政治系统的正当性建立在取得其治下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基础之上。如果说君主专制政体、极权政体和威权政体在一定时期也可能得到民众的积极支持，但一旦当政者死亡或政府在政策上出现重大偏差和失误，不仅瓦解了当权者的正当性，而且使整个制度也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历史上各种形式的专制体制虽然曾一度风光无限，但它们之所以最终难逃走向败落的命运，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此。
其次，民主政体下的公民对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影响力有较强的自信。
由于民主政体较其他政体形式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使得该政体下民众获得了较为多元的参政渠道。他们对那些促使自己介入政治的过程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并形成了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也就是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影响国家的政治事务。他们对政治有着较为浓厚的兴趣，并愿意表达自己对政治事务或政治领导人的看法，具有较强的政治功效意识。正是这种态度不断促使他们采取政治行动，将积极参政视为良好公民的重要条件。
相反，在一个独裁的政治体系中，民众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非常有限，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能够在国家事务中产生多少影响，最多只能是政府“顺从的参与者”。他们影响公职人员的途径主要是非正式的个人关系网络和利用金钱贿赂政府行政人员。
最后，由于民主政体的开放性和参与主体的多元性，使得人们在公共政策的倾向上表现出明显的渐进性和保守主义色彩。公共政策倾向就是对政治行为的选择，即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和分配以及对行为管制的选择。作为实现特定战略目标和意图的手段，公共政策的性质直接取决于所要达到的目标的性质。民主政体的开放性决定了该体制能够较为充分地吸纳、整合由现代化进程中动员起来的社会参与冲动和利益诉求。与其他政体模式相比，民主政体形成了自身更具包容性的利害卷入机制，这就使得在一些西方国家，社会集团中的大多数公民反对推行激进的政策。而且，由于参与决策过程的利益主体的多元性，使得任何进行激进变革的企图都变得不可能。
（三）公民文化的培育与政治民主化
２0世纪最后２0年，可以说有两股潮流席卷全球：一股是经济的市场化，另一股则是政治的民主化。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将１９世纪以降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概括为三次浪潮：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发生在１８２８-１９２６年间，根源于１８世纪美国和法国革命。在近一百年的民主化进程中，有３0个国家先后建立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发生在１９４３-１９６２年间，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二战期间和战后年代，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民族独立，有５0多个国家先后建立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并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以１９７４年葡萄牙“尉官运动”为标志，民主化浪潮席卷南欧、拉美、非洲和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使采用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国家增至１０７个，约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５８％①。为此，有人甚至将７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浪潮称为一次世界范围内的“民主革命”。
２0世纪７0年代以来，尽管一些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迫于国内外各种民主化压力开始在政治上解禁，改革原来的一元化政治体制，组织全国性政治选举和全民公决，然而，稳定的民主政体在这些国家还远未建立起来。在某些国家，人民非但未能享受到他们所期望的民主化可能带来的福祉，反而由于旧体制瓦解后新体制未能及时承担起维护国内秩序的功能而导致国内军阀蜂起、政府瘫痪，经济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错综复杂，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均未发展起民主政体赖以立基的文化基础——公民文化。
阿尔蒙德和伏巴在《公民文化》一书中，在对英国、美国、意大利、墨西哥、联邦德国五国的政治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公民文化对于民主政治体系的稳定影响甚大。所谓公民文化，既不是传统的文化，也不是纯理性的现代工业文化，而是一种将传统与现代完全融合的文化。它是“以沟通和说服为基础的多元主义文化，是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文化，是允许变革但要渐进性变革的文化”①。
公民文化的特质主要表现在：①公民具有“民主人”的人格特征。政治学家拉斯威尔曾指出，民主政体下公民的人格特质应当包括：开放的自我，即对待他人有一种亲切和宽容的态度；与他人共享价值的能力；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价值取向；信任人类的环境并对之有信心；相对来说不为焦虑所困扰②。
②民主政体下公民均有参与政治的愿望，而且参与政治被视为一种合乎理性的行为。由于这种文化强调政治输入过程中的理性参与，所以该文化模式被称为“理性-积极性”的政治文化模式。③公民有较强的政治效能感，自信可以成功地进行政治决策。④公民有较强的输入功能取向。公民不仅取向于政治输入，而且也积极地取向于输入结构和输入过程，所以，公民文化是一种参与型政治文化，公民的政治活动频率也很高。⑤由于公民文化是一种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政治文化，所以，公民参与政治的取向不是取代臣属或狭隘地方性的政治文化，而是与之并存。非参与型的、更传统的政治取向往往对参与型的政治取向构成平衡力，从而产生了一种“平衡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既有“政治的积极性、参与性和理性，但他们又因为消极性、传统性和对狭隘的地方性价值的献身而得到了平衡”③。
可见，政治的民主化过程不仅需要建立一套民主机制，而且需要不断培育该机制运作所必需的政治文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志于推进本国民主化进程的政治领导人来说，不仅要正视既有体制的诸多弊端，善于从中发现进行体制更新的合适的切入点，避免新旧体制在功能转换过程中极易出现的制度缺位，更要认识到，民主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一国的政治领导人把握时势、体察民情的过人的政治智慧，而且需要他们同民众一道学习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体验民主政治背后的价值支撑。这些都需要时间，不可能一劳永逸，一蹴而就。
四、政治社会化
（一）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就是政治文化的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也就是一个社会内政治取向模式的学习、传播、继承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是政治系统基本的政治功能之一，作为政治系统稳定与发展的主观条件的政治文化即产生于政治社会化过程之中，有关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扩展了人们关于政治文化的形成、政治文化的传递以及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方面的知识。政治社会化研究的现实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社会成员对现实政治系统及政治权力机构的态度，评估政权的稳定程度，预期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的趋向及其对未来现实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