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政治学是一门研究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由于不同区域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对政治本身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政治学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所提供的政治知识和研究方法也就随着政治内涵本身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所以，我们在学习和研究政治学的知识框架、研究方法及各主题领域之前，必须先了解政治内涵本身的变迁。
一、政治与政治学
（一）政治的内涵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将政治等同于国家或政府的活动。严谨的政治学家们则认为，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政府还没有出现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些地方就已经出现了政治实践活动。而且，即使在国家和政府出现之后，也不是所有的国家和政府活动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在理解政治的起源时，我们之所以要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古希腊时代，是因为，现代汉语中的“政治”一词，所表达的是英语中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的含义。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的源头，则是指古希腊时代的城邦活动。
１．政治内涵在西方的演变
（１）古希腊政治的内涵。在古希腊人的政治语汇中，“政治”一词源自“波里”（Ｐｏｌｉｓ），该词在《荷马史诗》中指堡垒或卫城。同“乡郊”（ｄｅｍｏｓ）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Ａｃｒｏｐｏｌｉｓ），雅典人常常简称之为“波里”。堡垒周遭的“市区”称“阿斯托”（ａｓｔｏ）。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波里”，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予其“邦”或“国”之意。由“波里”
衍生出的名词包括：属于城邦的人即公民、城邦政制、政体或政府、政治家、政治学①。
参与城邦生活的公民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个明显不同的生活层次，即家庭和城邦。亚里士多德指出，家庭有别于城邦，家庭虽然在程序上先于城邦，但在本性上却后于城邦，因为家庭只是城邦这一整体的一部分，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让大家满足其需要。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城邦即政治的动物，“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种政治动物）。
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这里所说的“人”即城邦中具有自由人身份的公民，在雅典，所谓公民即年满２１岁的男子，妇女、奴隶、外邦人和未成年人则不属于公民之列。
家庭由两大要素构成：即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物的要素即财产，而人的要素首先是丈夫和妻子，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妻子。家庭的运作由一系列隶属关系所组成，即妻子从属于丈夫、子女从属于父亲、奴隶从属于主人。因此家庭是一个自然共同体，是一个受必然性支配的自然领域，在这里是没有自由可言的，人在这一领域内的活动并不是人的本质活动。家务管理技术包含三项要素，即管理奴隶（作为家主）的技术、运用父权的技术，以及运用夫权技术②。
与家庭这一基于人的自然需求而形成的联合体不同，城邦这一更为高级的政治组合则是基于某种“契约”，它志在使人趋向善良，成为优良的动物。
城邦的原则是正义，由正义而衍生出礼法，而正义恰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
因此，古希腊人所理解的政治首先意味着在城邦内部服从法律和在成员之间的关系中去除暴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政治关系之所以不同于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和主奴关系，是因为它所体现的是自由而平等的主体之间轮番而治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这种政治关系的存在，同时也意味着，只有在政治领域中，人的最高能力才能展现，才能实现某种超越本能的自由，或者说，自由只能存在于政治生活当中。人生的最高意义就在于，在政治活动中去实现他的最大自由。
与家庭和城邦分别对应，主人的权威异于政治家的权威，家政学也有别于城邦（政治）学。政治家的治理对象是自由人，主人管辖的则是奴隶。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政治家所执掌的则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但家务与政务的功用相类似：政治学的功用既在于首先建立一个城邦，同时又在于管理好所建立的城邦；而家政学的功用也必定是既要组织一个家庭，又要妥善处理家庭中的事务。
（２）古罗马政治的内涵。公元前５０９年，古罗马人在废除王权之后，建立了共和国（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共和国”意味着“人民的事业”。在古罗马，共和国被理解为是“人民的共同事务”，它不是在某-个地域中的人的偶然聚合，而是一个有机的共同体。西塞罗指出，疆土、人民、权力统治并不足以构成共和国，共和国之所以是共和国，其首要的理由就是统治的正义性。因此，共和国的建立和维持就构成罗马政治的核心。
既然共和国的本质是人民的事业，王权统治在罗马人看来就是一种奴役。
在结束王权而进入共和时代之后，罗马人用两名执政官取代国王，设立保民官，以确保人民的事业的正常存续与发展。为了维护人民的自由，罗马人充分实践了混合政体的理念，即在社会结构上实现了贵族与平民、富裕者与贫困者之间的和谐，在政体建制上确保元老院与公民大会和保民官之间的权力平衡。
罗马共和国时期（公元前５０９至前２７年）国势蒸蒸日上，统治范围迅速扩大，根本原因在于共和政体使不同阶层愿意以法律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党派私利服从于城邦公益。
（３）中世纪政治的内涵。西罗马帝国于公元４７６年走向灭亡。北方日耳曼人对原始自由的尊崇和部落法的继承，由领主和封臣所构成的等级体系及教会的兴起和发展，构成了中世纪欧洲重要的政治景观。政治的内涵也因西方社会的这一重大转型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那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公共领域之内的政治活动之中，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和对现实政治的参与是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只有通过对现实政治活动的参与，人生的意义才能得以实现。但是，蛮族入侵在扑灭城邦体制的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却是他们在征战过程中所形成的赏赐和分封体制。流动的朝廷和不断的征战使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才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王国、公国和伯爵统治的封邑。经过蛮族的破坏之后，现实的政治已经不再是所有公民都平等参与的公共活动，而变成了国王与他的封臣间的活动。参加政治活动的国王和封臣们不同于基于共同的起源、共同的信仰并为实现正义而开展政治活动，以共同的利益作为联结他们的共同纽带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国王与封臣们也不是基于对自由的追求而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其解决问题的手段也不是对话和说服，暴力和征战常常伴随着他们的政治活动。与古典的政治相比，此时的现实政治已经蜕化成了一种利益政治，是家长与臣仆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政治活动意味着私人领域的扩大化。托马斯·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译成“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正式宣布了政治的超越意义已经不存在①。政治成了只是在现世才有的生活。
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蛮族的入侵相伴的是基督教的兴起和发展，并很快形成了一套包括信仰、情感、戒律和礼仪在内的复杂体系。与日常生活的暗淡无光相对的是，通过信仰而在人的内心中树立起神圣化的辉煌与壮丽。信徒们尽管在世俗生活中处于被统治状态之下，生活在等级体系之中，但是，在信仰领域则可以超越俗界，精神上达到自由和平等状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宗教信仰开始赋予人生以更高的意义追求。神圣与凡俗、上帝与凯撒、信仰与政治构成了西方中世纪政治生活中难以消弥的张力。
（４）现代政治的内涵。现代政治是一种以现代国家为中心的政治，而现代国家又是与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一种组织形式。正是由于现代工业和普遍竞争的出现，造就了大量的动产，使得所有制形式从传统的部落所有制，转变成了以个人占有为特征的现代的纯粹私有制。以这种纯粹的私有制为基础，逐步引出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从各方面侵蚀了传统政治的基础，并产生了以私人利益为基础而构成近现代国家的需要，从而形成了现代国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因此，在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正是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的形式，现代国家才获得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②。政治的内涵中也就因此而被赋予了经济的含义。
现代国家的建立意味着现代公共领域是以私有制为基础而形成的，意味着经济生活对政治生活的驾驭和控制。交换原则也就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了政治领域，政治本身再也不具有独立的意义，而变成了社会的功能活动之一，政治本身要从经济生活中去寻求自己的合法性支持，现代政治的职能也成了维护经济生活的正常需求。所以，马克思才说，政治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国家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在这里，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共和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早已不是一种真正的共和制，而只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的一个外壳。隐藏在这个外壳之下的，是赤裸裸的经济剥削。试图维护和打破这种经济剥削而展开的各阶级之间的权力斗争，正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活动的本质。
现代政治的另一特性是以主权为核心的权力政治。“国家”一词，其本义是指统治者的职位或地位，其引申义为政权。在１５世纪的意大利，随着城市共和国纷纷解体，一些精于谋略的权术家靠权术和谋略而建立起了僭主统治。
政治运作的方式出现了权术化的趋势。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正是这一时期政治状况的反映：善作为政治价值的核心在新的时代下已经失去了意义，新时代的政治活动家们已经不再追求古典意义上的至善的生活，政治变成了围绕着权力的竞取而展开的谋略和阴谋活动。
近代早期的政治理论家们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便是：自从宗教改革动摇了教会在现世之中的最高权威之后，人世间还有没有最高权力？如果有，这个最高权力该归谁？法国思想家让·布丹为此提出了主权概念，并将人间的最高权力赋予君主。在实践中，欧洲各国君主间所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式确立了各国君主在一国之内的现实政治中的最高权威，各国之间也按照自己的统治范围而第一次划定了边界。１７８９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对现代政治所产生的两个最重要的影响是：一方面作为最高权力的政权和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国家开始结合，国家在政权的基础上开始具有民族利益共同体的意义；另一方面，君主主权开始被人民主权所替代。人民主权在国内成为最高主宰，在国际上成了本国人民集体利益的最高代表。
从此，政治便成了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成了围绕着获得、保持和夺取权力而展开的活动的总称。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种以民族国家的内外活动为核心的政治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政治的内涵可能会在一个新的时代发生新的变化。
２政治内涵在中国的变迁
（１）古代政治的内涵。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中很早便有“政治”一词，如《尚书·毕命》中就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周礼·地官·遂人》中有“掌其政治禁令”之说。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将“政”与“治”分开使用①的。概括起来说，“政”在中国古代主要有四种含义：一是一定朝代的制度与秩序，如“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启以夏政，而作禹刑”、“大乱宋国之政”等；二是施政的手段之一，如“礼乐刑政，其极一也”中，这里的“政”就主要是与“礼”、“乐”、“刑”相并列的一种统治和治理手段；三是统治者的修养和教化，如孔子所说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政”在这里就主要是一种符合礼仪道德的修养和教化；四是君主和大臣们的政治管理活动，如《宋史·欧阳修传》载：“其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政”就主要是指朝廷或官员们的政务活动。“治”在中国古代则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一种与动荡相对的安定和谐的状态，如“天下交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二是指统治、治理或管理活动，如“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从以上古代文献中关于“政治”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政治”的，尤其是没有古希腊意义上的政治。略微能够体现出政治特征的“政”字在古代也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含义，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君主和大臣们的统治和管理活动。但是这种管理活动又不是一种纯粹的管理活动，而是上承天命而行的抚民和安民活动。在这种政治活动中，替天行道的善政就是通过政治活动主体的“修齐治平”和“礼乐刑政”来达到“内圣外王”和天下和谐的至善境界；恶的政治也就是在统治和管理活动中对天道的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