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养生女人可以不得病:我的康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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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研究乳腺癌(2)

随后我又在想,为什么国外科学家要把甲壳素称之为维持现代人生命的第六大要素。

这要从许多现代病说开来。

现代人是生活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环境中,饮食又往往高蛋白质、高脂肪和高糖居多,这“一快四高”使得身体内的毒素积聚,于是就诞生了诸如心血管病、糖尿病、脂肪肝、癌症等现代病。

很多健康专家就此提出,必须运用三把“扫帚”来清除人体内的毒素。第一把是“物理扫帚”——膳食纤维,会像海绵一样吸附毒素排出;第二把是“化学扫帚”——抗氧化剂(如硒),对抗乃至消灭自由基;第三把是“生物扫帚”——益生菌,抑制自由基。

而甲壳素是清除我们体内毒素的第一把“扫帚”,它给人体细胞和脏器创造一个不易生病的环境。于是,它就成了继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和矿物质等人类五大生命要素外的第六大生命要素。

我开始服用“第六要素”,每天两粒,1周后加到4粒,每周慢慢加,直至加到我应该服用的量。大概是服用了1个月左右,我突然感到身体很不适,软软的,没力气,断断续续地有好一阵子。咨询了专家后,才知道这叫“好转反应”,是平衡身体酸碱的一种暂时性反应。专家说,好转反应就如同跪坐许久的人突然站立时,因为血行不通却会产生麻痹的情形一样,但过一会就恢复正常。果不其然,又过了大概半个多月,我感到身体出奇的轻松。

有人说,世界是平的,因为互联网;同理,有些医学知识患者是可以快速学习的,也因为互联网。

抗癌,这事我就这样干了——认认真真学习、明明白白治病、开开心心生活。好好体味“日日是好日”的真谛深意。

病出个意义,很有意义。

阳光总在风雨后。

任何事物都可以有说法,

“生”和“死”也不例外。

革命烈士:“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我对自己:活得积极、死得坦然。

五、日子过得

—有点一惊一咋

我终于出院了。

住了足足半年的医院,周游了上海三甲、二甲、一甲的4所医院。这些日子,我成了个“职业病人”,要么在医院,要么在转医院的路上。

不堪回首的日子:惊心动魄。两大疾病齐刷刷地一起涌来报到,并让我品尝了它们“同煮一锅”的滋味:“股骨颈骨折”是必须在单位时间内绝对平躺,尽快让骨折愈合;“乳腺癌”术后必须早锻炼,因为每周走路3~5个小时,死于乳腺癌的危险会减低50%。可当时的我却是:动不得,静也不得。

到了可以拄拐杖下地了,可我的右腋下,因淋巴结被清扫,局部水肿、疼痛,根本无法撑拐杖;而我的左腋下,也因左侧乳房手术的原因,引流管处的切口一直没有愈合,当然也无法撑拐杖。我这不又是:右不能,左也不能。

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办法总比困难多吧!

我找到一种用两只手掌撑的拐杖,底下是四只脚,稳定性很好。依靠它,我开始迈开双脚,一步、一圈地学走路。

我可以拄着拐杖,出去散步了。

我能抬头看看蓝天,我能低头闻闻绿地;我贪婪地吸着花园里的空气,我驻足凝视着行色匆匆的路人……“活着,真好,真好。”我心里在说。

我要去一个地方:红十字会办理眼角膜捐献。

怎样办理眼角膜捐献?问了许多人都说“不知道”。

114电话询问,让我找到了市红十字会,但他们却又让我找区红十字会。

区红十字会又让我找街道红十字会。

没想到,这第三个电话还没让我找到终端,他们说:“你应该找户口所在的居委会。”

那天下午,我妹妹陪我去居委会。

居委会坐落在我大楼对马路的小区中。一座两层楼的小楼房。小楼房的底层是两间老年活动室,一间是棋牌室,一间是歌唱室。二楼是居委会办公室和报刊图书室。我一手扶着楼梯的扶手,一手挽着我妹妹的手臂,慢慢地,一格一格地爬上了二楼。这是我骨折后第一次爬楼,感到气喘吁吁。到了办公室门口,我只得先歇歇脚,平平气。

这间办公室有30多平方米,放着大约五六张办公桌。里面有不少人,叽叽喳喳的,声音不小,像个菜市场。

“请问,我要办理眼角膜捐献,找谁?”我的声音被嘈杂声湮没了。

我提高嗓门又说了一遍。有一位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说“要本人来办理的”。显然,她刚才没有听清楚我问的话。

“是我本人。”我说。

她又用不解的眼神看了一下我,迟疑了几秒钟后,用手指着位于房门口的那张空办公桌说:“办理的人不在,侬明天早上来吧。”

“你们没有看见,我姐姐腿脚不便,上楼多困难。她是来捐献,不是来问你们要东西,你们怎么这样对待的。这种事,你们应该上门办理!”妹妹大概是实在太气愤了,大声说了一连串的话。

突然,嘈杂声戛然而止,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们。这时,一位中年女性向我们走来,她大概就是居委会干部。

“我找找看,表格有没有放在外面。”她边说边在翻那张空桌的抽屉。

“这里有一份”,她说着,随手将那份表格递给我,并说:“你照着表格的要求填写,填完后,交过来。”稍等片刻,她又略有所思地说:“大概还要交两张1寸的照片。”

我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很不是滋味。

“志愿捐献眼角膜”的表格交上去的两周后,我接到居委会经办人员的电话,说现在上海市有关部门决定,凡是癌症病人的眼角膜,不接受捐献。

“为什么?”这是我的本能反应。

“不晓得。你的表格,我会帮你撕掉的,你的照片我送到你妹妹家,你自己去拿。”她很干脆地把这些后事处理得干干净净,似乎在完成一件她不太愿意做的事。

为什么要把照片送到妹妹家,而不直接送还给我?因为居委会到妹妹家比到我家近3分钟的路。

这件事情,不管成与不成,整个操作过程,怎么始终让人体会不到一点点“红十字”的温暖?

我曾经看到过一则统计,由于我国可供移植的眼角膜奇缺,目前等待角膜移植的病人有200万,然而全国各大医院每年总共可以完成的角膜移植手术只有2 500例,多数人只能在黑暗中等待。而且原则上是一只眼角膜救一只眼睛,但由于眼角膜太缺了,双目失明的人只能先做一只眼的移植。还有一些眼角膜的边缘部分也拿来医治一些相关疾病。所以,2006年4月,身患晚期胃癌的深圳歌手丛飞捐献的眼角膜可以让4人受益。

眼角膜啊眼角膜,医学临床是多么的需要你,但办理捐献的人又是如此的提不起对你的热情,真可谓是“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水火不相容啊。

3个月后,也就是2006年5月31日,著名残疾人指挥家舟舟的母亲张惠琴身患乳腺癌谢世。媒体报道,她在武汉捐献了自己的眼角膜。

同一种情况,怎么会有两种取舍?器官安全性的问题,难道上海与其他地区执行的是不同的标准?我不得而知。

平静的日子过了没多久,我就发现双脚的膝盖阵阵作痛,而后又扩展到髋关节和后背,早晨醒来时更甚。我去医院拍了片,医生说,好像有问题,诊断报告等明天主任读片后再写。

回到家里,我痛的面积好像在增大,程度在加深,心里阵阵紧张。熬到第二天,家人从医院回来,手里只有片子,没有诊断报告。他们对我说,拍得不清楚,建议马上到专科医院做骨扫描(ECT)检查。其实“诊断报告”在他们口袋里。

一个星期后,骨扫描检查告知:可能是骨转移。医学术语是:右第1前肋、第3腰椎右侧放射性增高。

我惊呆了!只有半年的时间,就骨转移了!

时间就是生命!病急,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乱投医……

北京有一位大夫,专治乳腺癌骨转移。我立即去电,她在电话中告诉我,先到银行“实时汇划” 3 500元,然后款到发药。一般治疗10个疗程,花35 000元保证你痊愈。

浙江……

河南……

基本上都是类似的“江湖诀”,这样的就医,心里很没底。身处拥有优质医疗资源的大上海,我还是应该去专科医院。

“医生,我的这些片子是‘疑似’,还是确诊?”我又去问骨科医生,并拿着刚化验的单子对医生说:“这是我的‘肿瘤标志物’指标,都是正常的。”我试图在排除。

“‘肿瘤标志物’的指标低,不等于没问题;指标高,不等于有问题。你再去做一下PET/CT吧。”医生坚定地对我说。

面对我这样一个肿瘤患者,医生要求再进一步检查,完全合情合理。但他如此回答我的化验结果,我被搞糊涂了,照他的说法,“肿瘤标志物”的化验在肿瘤筛查中变得毫无意义了。

我要搞清这个问题。

我快速搜索各种渠道的信息。

大量的资料告诉我,“肿瘤标志物”的特异性不是太强,检查结果即使是阳性,也并不能最后确诊,因为有些脏器的炎症,也会引起其指标攀高。所以,“肿瘤标志物”的指标在诊断时只是一种参考,并不绝对。问题终于真相大白了,原来那位医生只把话说了前半句。我心想,“对病人不说半句话”,这对医生来说,是不是很难啊!

遵医嘱,我去做PET/CT了。

我去的这家PET中心,不同凡响。

这个中心面积不大,只有五六间小房间和一间大房间,中间是一个三四十平方米的大厅,周围是一排宝蓝色的绒布椅子。大厅的中间有一根四角柱,有4样东西围着柱子:一张矮柜,上面放着PET中心所有医生的名片,病人可随便拿,明示着病人可随时与自己喜欢的医生联系;另一张矮柜,放着一些保健类杂志,让来检查的病人翻阅,减少病人因等候而引起的焦虑;柱子的另两端,各放两盆郁郁葱葱的铁树,使厅内充满勃勃生机。厅的拐弯处,有一台饮水机,饮水机下面的柜子里有干净的一次性茶杯,供病人免费饮用。

这里的医务人员不多,看上去他们分工很明确,各司其职:迎客、验血糖、问病史、打静脉针、检查、送客,井然有序。他们与病人说话,轻轻地;向病人解释,慢慢地;呼唤病人的名字,柔柔地。

来这里的病人绝大多数是大病或疑似大病,病人都是预约好时间的,1个小时一批,不忙不乱,一派宁静。

我坐在椅子上等候。

我在看刚才医生给我的“PET/CT诊检流程及注意事项”:

“您好!欢迎您来PET/CT中心诊检。您是我们第015451位客人……”

然后是诊检流程及各种注意事项,一共18条,将每一项流程所需要的时间和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都一一列出,非常细到,让病人一目了然。第17条是“本中心拒收‘红包’、‘回扣’”,第18条是投诉电话。

我环顾了四周的病人,他们的神态都很安详,是不是这个地方可以让他们那颗“不安的心”放下了?

我的脑海里回响着前几天与该中心的一段电话:

“我心脏不好,PET检查前的静脉注射显影剂会出问题吗?”这是我唯一担心的,我必须咨询。

“请您放心,绝对没问题,我们会安排专门房间让您在床上多休息一会。”接电话的正好是该中心的主任,语气很温和,一点都不拿腔拿调。

“全身检查需多少时间?”

“根据病情,大腿到头部需20分钟,脚底到头部需40分钟。不用害怕,我们会为您放背景音乐。”他回答得不厌其烦。

“我现在腿的骨折还没痊愈,我到你那里是横穿一个上海……”

“这样吧,您请家人陪您打的过来,来回费用我们承担。”他打断我的话,特事特办。几秒钟之内,我被这种诚意语塞。因为在我的求医史上前所未有,对一个非关系户、非名人要人,而且是未曾谋面的普通病人。

“谢谢,谢谢,谢谢!”我激动地重复这个词。于是,我放弃了“货比三家”的念头。

还没有轮到我,继续等待。

一位青年男医生朝我这边走来,略带微笑地对坐在我旁边的老头说:

“老伯,再下面就轮到您了,过10分钟,请您上一下厕所,排干净小便,到时我会叫您的。”说完后,他又进了检查室。

趁那老头上厕所之际,我轻轻地跟他女儿聊了起来。她爸是消化道有问题,听人介绍说这里检查好,她自己也比较过上海的其他几家PET/CT中心,最后选择这家。

“为什么?”我追问她。

“机器好。”停了一下,她又说:“你看,环境、服务态度也真不错!”

我点点头。

“报纸上说,该中心的PET/CT创下了单机使用率全球最高的纪录。”看来,她比我考察得还要深入。

现在真是“口碑传播”的时代,品牌是靠自己做出来的。

我检查完了,医生说,“报告”下午3点钟由快递送到我家,如有疑问可来电咨询。

现在距离下午3点还有5个小时,度时如年啊!

这5个小时里,我做了两件事。

洗澡。

我躺在澡盆里,闭上眼睛,两只手交叉抚摸着一对乳房的遗址……我赤身站在浴室的鹅蛋形镜子前,端详了几秒钟,视线定格在自己的头发和牙齿。一头原生的乌发,亮亮的,不仅茂盛,而且找根白头发都不容易;一口土长的牙齿,齐齐的,一颗都没少,也一颗都没松。快奔60岁的女人,这两个标志性的零件还是那么的不需要维修。如此的体质,难道生命会出现休止?不信!

我听病友说,她们现在很害怕洗澡,害怕在浴室里对着镜子看自己一高一低的胸脯。有没有这种感觉,今天我特意来体会体会。

整理衣橱。

我有两大嗜好:买衣服和买书。两个大橱和5个抽屉都放满了我的衣服。打开大橱,回忆着当初买它们时的心情,想想以后它们对我还有使用价值吗?不知道。与其……还不如生前就把一些漂亮衣服作礼品送朋友。于是,我一一去了电话,请她们来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