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
刘桂英
“枪，在我们肩上；血，在我们胸膛。到缅甸去，走上国际战场。”这是《中国远征军战歌》，我到现在还会唱。
我出生在长沙郊区，因为家庭贫苦，被送到长沙市区一个姓刘的人家。后来养父养母相继去世，我就被送到了贫女院学习护理。抗战爆发那一年，我17岁，我报名应征，被编在第5军新22师，成了一名护士兵。
后来，我们来到缅甸作战。因为作战失利，不得不走入野人山。
野人山是一片原始森林，就像大海一样，树林密密层层，连一缕阳光都无法照射进来。到了夜晚，我们十个护士兵住在一个帐篷里，狼虫虎豹就在不远处咆哮。
雨季来临后，道路更难走了，山洪暴发，森林变成了水乡泽国，我亲眼看到一个班的战士被山洪冲走了。
在野人山行走了一个月，部队断粮，只好把几百匹战马杀死。战马被吃光后，还是没有走出去。没有吃的，战士们就吃草皮、树根，吃煮熟的皮鞋。我亲眼看到有人因为吃了毒蘑菇，送了性命。
困难除了这些外，还有蚂蟥。野人山中的蚂蟥特别大，听说一只蚂蟥吸饱血后，体重会增加一斤。蚂蟥从衣服的缝隙中钻进身体，我们不得不边走边抓身上的蚂蟥。除了蚂蟥外，还有蚊子，野人山的蚊子比我们平常见到的蚊子要大得多，密密麻麻，像云朵一样盘旋在人们的头顶上空。
我们女护士兵中，第一个离开的是笑春。她先是被毒蛇咬伤，几天后，她在队伍旁边解手，被野狼叼走了。大家齐声叫喊，营长拔枪打中了野狼的腿，野狼放下笑春后逃走了，但是笑春脖子的动脉血管已经被咬穿，几分钟后就离开了。
同伴中有一个人叫孙月霞，她患上了疟疾，害怕传染给我们，强行要离开我们。我们不愿意，带着她一起走。有一天，她趁大家不注意，跳下了悬崖。
看着女同伴一个一个离去，我心疼到了极点。后来，女护士兵只剩下了我一个，我和男朋友互相搀扶着向前走。迷路了，一路上的白骨就是路标。夜晚，我们住在路边的棚子里，这是前面走过的战士搭建的。棚子里全是死尸，我们走不进去，就把死尸向旁边挪一挪，腾出一小块地方来住。
这一年9月的一天，我们走上了一座山头，看到山下有很多花花绿绿的帐篷，那是战友们用飞机投下的降落伞搭建的。
我们终于走出了野人山。不久，就去了印度。
后来才得知，我是唯一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
李文才
我们在去印度的路上，遭遇了很多危险。
来到缅甸后，因为各种意想不到的原因，我们失败了，尽管我所在的新38师取得了仁安羌大捷，但是对整个战局影响不大。
大部分远征军撤往野人山，我们新38师则向西撤退，要去印度。当时，西面是日军包围圈的薄弱点。
当时，新38师的主力前行，我们113团在后，因为113团担任掩护兄弟部队的任务。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抢渡清德温江的情形。当时，清德温江的对面有一支日军，他们知道我们要渡江，就在江对面拦截，构筑工事。我们沿着江面向北疾走，故意让日军发现。对面的日军果然也沿着江面向北走，想要再次拦击。走到了一片树林中后，我们派出小分队继续北上，大部队突然回身到渡口，趁机渡过了清德温江。
几天后，我们又要渡过一条河，那是清德温江的支流，那里有个渡口叫南先庆。我们趁着夜色在这里渡河，我和营长坐着第一支木筏，用手划着水，渡过了河。到了后半夜，全团人全部过了河，清点人数，发现少了营长赵玉戡和30多个人，还有几挺轻重机枪。在渡河的时候，他们被急流冲走了。
当时，日军派飞机在空中侦察，地上还有便衣在跟踪，为了能够摆脱日军，我们常常把部队分成几队，大部队藏在树林中，小分队故意暴露在日军的视线里，将日军引到远处，以便大部队能够顺利行进。就这样，我们才追上了新38师的主力部队，辗转来到了印度。
惠通桥之战
当时的局势极为恶化，英军像老鼠一样向印度逃窜。中国远征军孤力奋战，以三个军的兵力抗击日军四个师团，而且，后路已经被切断。蒋介石在重庆指示说：“中国军队今后在缅甸的作战指示，应以不离开缅境，而又不与敌主力决战为原则。依此原则，以机动作战，极力阻止并迟滞敌之发展。”
身在遥远的重庆的蒋介石，并没有意识到缅甸战场的形势有多么严峻，还幻想着远征军能够在缅甸站稳脚跟，后续部队从国内源源不断地增援缅甸，将日本人赶出去。
杜聿明组织军队节节防守，渐次撤退。
龙英所在的新22师掩护第5军撤退，杨伯方所在的新38师掩护整个远征军向后撤退。那时候，曹卓焜还是一名缅甸华侨，在缅甸的大道小径上跟着成千上万的华侨逃生。日本人进入缅甸后，见到华人就会枪杀。
龙英记得那些天部队不断地转移，头顶上是日军轰鸣的飞机，地上是呼啸而来的坦克，新22师只能且战且走。每当暂时摆脱了日军的追击，新22师就马上布防，进行阻击。新22师确实是一支钢铁军队，在那样困难的环境中，在几万日军的追击中，建制还没有被打乱，还能组织有效的抵抗。
龙英现在还记得，在一个阻击地点，新22师的士兵们埋伏在草丛中，准备伏击。等到日军追过来，新22师放了一把大火，熊熊的火焰舔舐着急匆匆的日军，日军不得不停下脚步，在飞舞的火舌中手舞足蹈，左顾右盼，交头接耳，然后转身逃跑，但是，飞奔的火焰追上了他们，让他们的身体像煤炭一样熊熊燃烧，像竹节一样剥剥作响。后来的日军坦克部队看到士兵像被点燃了尾巴的母猪一样仓皇逃遁，也急急忙忙掉头逃窜，一路跌跌撞撞，像掉进淤泥中的乌龟一样。最终，钢铁的坦克逃走了，肉身的士兵升天了。
正是因为新22师的有效阻击，保证了第5军的安全撤退。
新38师也在撤退。
因为新38师解救了7000名英军，所以英国缅甸军中的军官们都听说了远征军中这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在撤退前夕，孙立人已经看清了日军的作战意图，所以他赶到了英国缅甸军司令部所在的依乌，面见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要求英军为新38师配置一部分大炮和坦克，这样，新38师可以杀开一条血路，救盟军冲出重围。那时候，因为英军急电中国增援，远征军匆忙开往缅甸，大批的重型武器还在中缅边境上，来不及运过来。
孙立人的建议也许是可行的，面临绝境，拼死一战，依靠新38师的战斗力，也许会让日军的合围化为泡影。
但是，亚历山大拒绝给孙立人提供大炮和坦克，他的理由是，英军已经接到了上级的命令，奉命撤往印度，不能再攻击日军。不仅人不能参与攻击，而且武器也不能参与攻击。否则就是违抗上级的命令。
孙立人再三请求，亚历山大却拒不合作，无奈之下，孙立人只好返回新38师，组织向北撤退。
后来，英军在逃往印度的山路上，被日军掩杀，仓皇之中，英勇的亚历山大指挥英军将大炮和坦克，还有大量的汽车，一起推入了江水中，然后轻装逃跑，这样果然轻快了很多。他们在逃跑的路上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如果可以不穿衣服，他们也会将衣服丢弃的。
新22师设伏破敌，新38师杀了日军一个回马枪。
日军追击新38师到了一个叫作温早的地方，眼看着就要追上新38师了。孙立人认为，如果不能出奇制胜，便无法摆脱这股尾追的日军，新38师的处境将会非常危险。于是，孙立人组织部队，反身再战，新38师突然从树林中杀出，正在兴致冲冲、得意扬扬追击的日军完全没有想到新38师还敢杀一个回马枪，他们无法判断这股远征军是从哪里来的，稍做抵抗后，就惊慌逃窜，像被鞭子追打的耕牛一样。新38师随后掩杀，斩敌800余众。
新38师暂时得到安全。
新38师撤离北向后，日军33师团再次占领仁安羌。
此时已经快要进入1942年5月了，东南亚的雨季即将来临。雨季到来，南亚次大陆将会陷入水乡泽国，风雨如磐，路断人稀。
在东南亚殖民地统治了百年的英殖民者，显然知道雨季的可怕，他们像一群老鼠一样不分昼夜地向西逃窜，丢弃了所有能够丢弃的东西，也丢弃了大英帝国最后一丝尊严，他们翻越群山，又遁入林海，爬过深涧，又涉过江河。他们将盟友中国远征军丢给了日军，让这些没有重武器的中国人替他们抵挡日军呼啸而来的子弹和炸弹，他们像狮子一样在密林的缝隙中奔跑，在山峰的褶皱间逃亡。他们昼夜不停地逃出1400公里，在创造了英国历史大溃逃的纪录后，终于钻出了缅甸密林，相互搀扶着，气喘吁吁地逃到了印度。
雨季来临了，英军躲入了印度青砖绿瓦的古老建筑中，而中国远征军还在凄风苦雨中顽强抵抗。直到三个月后，他们才拖着疲惫之躯，用最后一丝力气支撑着，湿漉漉地走出了亘古无人的缅北野人山。
1942年5月8日，远征军副司令杜聿明一天之内接到了两份矛盾的电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和远征军司令罗卓英命令他带领部队向西退入印度，蒋介石命令他带领部队经密支那回到中国。
此时，蒋介石才意识到了远征军面临的危难境地，不再命令远征军留在缅甸，固守待援。
杜聿明那天肯定经过了激烈的两难抉择。要回到国内，就要翻越亘古无人的野人山；要西撤印度，个人的仕途甚至生命，就要冒着极大的风险。杜聿明肯定知道翻越野人山的艰险，然而，出于对蒋介石命令的执行，他还是选择了回国。
事后证明了，这是一条错误的路线，让远征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做出这个抉择前，杜聿明还和廖耀湘、孙立人一起召开了会议，研究远征军何去何从，黄埔军校出身的杜聿明和其他将领站在一边，留美出身的孙立人一个人站在一边，杜聿明和孙立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杜聿明要求孙立人带领新38师在后掩护大部队撤退，孙立人答应了。后来，孙立人带领新38师在完成掩护任务后，就与杜聿明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撤退路线。
杜聿明和孙立人的矛盾从缅甸战场上开始，一直带到了几年后的东北战场。在东北战场，他们依旧各执己见，争吵不休，最终，孙立人被从东北战场调离，在南京训练新军。
远征军要转战回国，缅北重镇、滇缅公路上的重要中转站腊戍，是必经之路。
远征军第66军的新28师和新29师充当远征军撤退的先锋，而新38师则在全军最后阻击，掩护十万远征军撤退。
新28师和新29师刚刚到腊戍，还没有来得及布防，日军56师团就杀到了。中国远征军尽管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日军攻势太过猛烈，更兼之有飞机、坦克相助，腊戍失守了。接着，日军攻占了边境城市畹町，继而，遮放、芒市、龙陵相继失守。日军56师团攻向惠通桥。早在战前，日军情报机关已经侦知，惠通桥是中缅边境的咽喉要道，占领了惠通桥，就可以直捣昆明，继而进占重庆。
从仰光登陆至今，日军56师团连续作战14天，一路杀奔怒江，平均每天行军110公里。这是日军闪电突击战的最高纪录。
抗战至今，滇西一直是中国的大后方，战争在遥远的东方打响，枪炮声相隔数千公里。所以，滇西从来没有正规武装部队防守，日军进入滇西后，一路畅通无阻，奔向惠通桥。
日军进入滇西后，国民政府军政部就在当天深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电令第11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备司令宋希濂，火速派精锐部队赶赴怒江增援。宋希濂立即命令最靠近怒江的36师赶往惠通桥。
日军56师团坂口支队到了惠通桥西岸，而中国军队36师还在奔向惠通桥东岸的路上，而当时谁也不知道对方距离自己如此之近，也不知道一场激战即将开始。
一个偶然的事件，引发了惠通桥被炸，桥身掉入了河谷，日军的梦想也掉入了河谷。
惠通桥系爱国华侨梁金山捐资筑建，聘请美国阿柏兰德工程师设计，建桥材料用火车由仰光运至腊戍，后用汽车运至缅甸边境之南坎，再用骡马驮至怒江桥工地。1932年动工，1935年落成，桥长36丈9尺，宽1丈7尺，耗资巨大。该桥建成，对抗日战争时之中缅之交通和开发滇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独立工兵第24营军需长李国屏在《张营长炸桥阻敌》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当年的炸桥经过：
1942年4月末，张祖武上校奉命率独立工兵第24营赴滇西入缅作战。途经昆明时，张营长请求补充各项工兵器材，全营分乘数十辆卡车沿滇西公路西行。
我当时任给养军需，行军宿营需紧随营长。
5月4日晚抵保山城郊，目睹保山城被敌机轰炸后的惨状，义愤填膺。据百姓告知，敌机常来袭扰，只有早晚较为安全，张营长遂下令次日天明前出发，按规定当日赶到畹町。
5月5日凌晨，全营准时出发，经诸葛营机场转过山坳，逶迤西行不久，再下坡约40公里，便是滇缅公路咽喉惠通桥。我营车队因前方来车过多，时时受阻，上午九时许才到达惠通桥东岸。这是一座钢索吊桥，又是单行线，西岸来车络绎不绝，桥头宪兵对此失控，秩序紊乱，散兵难民混杂抢行，商车军车推拥争道，人心惶惶，乱乱哄哄，全然是兵败如山倒的不祥景象。因无法过桥，只好在桥东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