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一天胜过所有哲学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首令人叹惋不息、惆怅万分的诗，所传达的其实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场景。你旧地重游，希冀寻找一些往日的印痕，为你今天苍白而枯燥的生活增添几许亮色、几分温暖。可现实却是那样无情而残忍，在你面前的，要么是人事已非，要么诗意的时空早已沦为庸俗的场景，脑海中往事的美丽记忆也已不复存在。实事求是地说，诗人在这首诗歌中所展示给读者的还是过于美好，其实不过是诗人的幻想而已。自然，这就是文学的美丽所在，诗人凭借自己的天才为我们提供了开启诗意之门的钥匙，而把真实人生的无聊与痛苦悄悄隐藏起来。
恐怕很多人都不得不认同，在真正的日常生活中，其实更多的是痛苦、单调、庸俗和无聊。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时间轮回中，我们无可挽回地走向万劫不复的终点。即便现代科技给我们提供了迅速改变生活空间的可能，甚至借助网络我们可以进入虚拟世界开始自己的第二人生，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我们不可能脱离我们当下的生活，无论它是多么无聊和庸俗；我们更不可能摆脱我们正在走向死亡的事实，无论我们的精神力量有多么强大。
自然，无可否认，日常生活中也有诗意的瞬间和幸福的场景，只是它们过于稀少和过于短暂。更多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忍受生活中的无聊和痛苦，特别是这种无聊和痛苦以一种无比强大的轮回、循环状态出现，逼迫我们无法不对它们俯首称臣。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不正昭示出人类当下之无聊日常生活的困境？倘若要举例说明，则每年学校和军队中的迎新送旧不就是如此？
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以及其周而复始，是我们感到日常生活无聊与痛苦的最直接原因。时间与空间的无限轮回，带给人们的就是无比的单调和重复。本来借助空间，人们似乎可以有限度地摆脱时间对我们诗意想象力的侵蚀，但所谓的现代化进程，却使得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还保有原来的独特与唯一性。如今，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所有的城市建筑都大同小异，甚至你可以在不同的旅游景点买到完全一样的纪念品，让你怀疑花费大把的时间金钱来此旅游是否还有意义。
由此，似乎有必要检视一下日常生活的意义，以及在枯燥单调的生活中，那些极为稀有的诗意的产生方式。
那些伟大的文学艺术家，是如何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远远多于常人的诗意瞬间的？这究竟更多依赖于他们的天赋，还是由于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确实潜藏有更多诗意的种子？
1936年8月23日，鲁迅去世前不到两个月，他写了一篇《“这也是生活”》的短文，其中有些话很有意思，至少和平日人们看到的鲁迅文章大不相同。一段是鲁迅说自己大病一场、有所好转后的言行：有了转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喊醒了广平。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惊慌，大约是以为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来，给我喝了几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轻轻的躺下了，不去开电灯。
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另一段则是鲁迅的感慨和议论：
但我们一向轻视这等事，纵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痒之下，或者简直不算一回事。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应该承认，我们的文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实是把研究的主要对象集中于对文本和文人创作、学术活动和相关心理活动的研究上面，这没有错。但问题在于，文人除了创作和学术研究，他还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一些最普通的日常生活活动，因为他也是普通人，也要吃饭、睡觉、与亲友交往，也要恋爱、结婚、成家立业。这些活动对其文学创作或者学术研究，难道就没有一点影响？它们之间就没有一点关联？显然鲁迅不这样认为，带着病中对人生的新的理解，他说出这样充满感慨的话：“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
其实，20世纪以来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就是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不过，和前一时期学界热衷鼓吹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同，我以为日常生活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潜藏有审美的种子和诗意的空间，更是因为它就是构成现实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为它对世人精神情感世界的影响无时无处不在。按照《日常生活》一书作者赫勒的说法，人总是带着一系列给定的特质、能力和才能进入世界之中，他最为关切的往往是他在直接的共同体（这首先表现为他的家庭以及他所成长于其中的家族或团体的生活空间）中的生存，他对自己的世界的理解和建立往往是以他的自我为中心，因此他也就会特别注意培养那些有助于他在给定的环境中生存的特性与素质，这些特性包括特殊的禀赋、排他主义观点、动机与情感。显然，如果要对文人的艺术生活进行深刻的阐释，不可不注意其日常生活状况，不可不研究文人在这些日常生活活动中微妙而细腻的心理波动。由于文人的日常生活和其写作、研究的关系更加密切，日常生活和日常交往活动对其创作和学术的影响也就表现得更加深刻复杂。
赫勒认为，人类的日常生活的结构和图式本身具有抑制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的倾向，即具有一种抵御改变的惰性。显然，把握这一点对于理解和研究主要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文人更加重要，特别是由于文人的日常生活往往和其写作等创造性活动交织在一起，这一惰性也就必然对其创作和学术研究等产生更加复杂深刻的影响。因此，如何通过主体自身的改变去改造现存的日常生活结构，使得每一个个体的再生产由“自在存在”转为“自为存在”，使得每一个个体得以实现由自发向自由、自觉的提升，是人类在面对日益异化的日常生活状况时所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作为人类社会中具有特殊职业特点的文人群体，作为一向以超越现实生活为目标并对现实生活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应该对做出这样的转变负有更大的责任。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整个20世纪，不仅经历了最为动荡的社会变动，更是经历了西方知识分子数百年才经历的精神历程。因此他们对自己的一切遭遇，包括在日常生活中所承受的一切痛苦与欢乐、喜悦与悲伤，都自有他们独特的感受。这些感受并通过他们各自喜爱和习惯的形式被记录了下来。对于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史而言，这是一笔珍贵的财富。特别是很多文人在其日记、书信和回忆录中所披露的历史真相和他们当时的心理状况，更是弥足珍贵。本书的写作，就基本上建立在对这些私人记录材料的使用之上，并适当采用其他材料以资对照。某些材料鉴于来源可能不够信实，甚至某些回忆由于时间的变迁也有可能会产生错误，使用这些材料在专家看来是不够严谨的。但笔者还是以为，面对这些生动、形象的历史记录，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学术性而抛弃其中的细节，特别是那些富有生活情趣的细节。何况我们研究的本就是日常生活，自然该对这些生活细节给予格外的关注。当然，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研究个体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状况必须同研究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动状况特别是政治经济变动状况结合起来，才不至于犯下盲人摸象的错误。
在我看来，最理想的对文人之日常生活的研究应该是这样，通过对一个个富有鲜明个性和富于生命力之文人个案的解读，在逐步走进文人内心世界的同时，也能够不断地提升对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认识，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变革进程的认识。最终——虽然这很可能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理想：达到对人类社会变革和文明演变进程的新的认识。面对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面对一个越来越依靠技术和金钱力量的世界，人类的精神空间正在被挤压得越来越狭隘，以至于有走向枯萎乃至坍塌的可能，而首当其冲承受这种变化者，就是文人群体。如果说，连这个群体都在当今的社会变革中迷失了自我，面对庸俗放弃抵抗的话，则我们很难对人类的光明未来报以乐观的期待——即便有对所谓的人类辉煌的鼓吹，我知道那也不过是最具欺骗性的海市蜃楼，消失之后必然会使人类陷入万劫不复的黑暗！
卢梭的疼痛与吴虞的悲凉
法国大文豪卢梭的文章写得很漂亮，但他却不善言辞。一次他经过一个小镇时，受到一个市民十分粗鲁的对待，并且引来很多人围观。粗鲁市民的亢奋让围观者兴高采烈，他们无一例外地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态看着卢梭遭受羞辱。卢梭当时极为难堪，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反驳，只好逃之夭夭。更让他难过的是，当他想出足以反驳对方的话语时，他离开这个小镇已经很远。无独有偶，鲁迅在途经香港时也曾遭到海关检察人员的无理搜查，他随身携带的书箱被翻得一塌糊涂。更令鲁迅气愤的是船上的茶房将这野蛮的检查归咎于鲁迅，说鲁迅太瘦了，所以他们怀疑鲁迅是贩鸦片的。而鲁迅对此也无可奈何，也只有事后写一篇杂文发发牢骚而已。
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事情确实常常发生，俗语“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基本上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但我们又能怎么办？是的，你可以愤怒，可以体会到那种刺痛你尊严、伤害你人格的羞辱感，只是你没有机会反抗：不仅因为它很快就会消失，而且因为新的羞辱和烦恼会又一次发生。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会一直在意这样的羞辱，因为它太短暂太平淡也太频繁。对于很多人而言，这只不过是在其无聊和单调的生活中激起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只不过是像被蚊虫叮咬一口那样短暂的疼痛。在我们内心深处，几乎感觉不到它曾经发生过，因为太多这样的羞辱已经让我们麻木。
当然，也许它不会完全消失，如果你真是对这样的羞辱特别敏感的话。可是，如果我们对所有这样的羞辱都敏感都在意都无法忍受，我们又该怎样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不是苟活，而是像一个“人”一样地活下去。
事实上，受到羞辱的感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感到我们没有受到应有的对待——对方没有把我们当做人，而只是当做一个物！是这样，受到羞辱的感觉就是被变成物的感觉：当你被公交司机大声呵斥着挤进拥挤不堪的车厢时，当你仅仅是迟到几分钟却受到上司的辱骂而不得不忍气吞声时，当你被强权驱赶出本属于你的家园时，你难道没有感到你只是一个“物”而不是一个“人”？在更为常见的情况下，很多人只有选择忍受羞辱，才能“生活”下去，似乎人们越是能够忍受羞辱，就越是能够体验生活。很奇怪的是，那些最能忍辱负重者，似乎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最幸福。
可是，卢梭不能！他的疼痛不会消失，因为他知道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疼痛，而且是全人类的疼痛，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伤害他侮辱他的那些人。诚如鲁迅评价宝玉所言：“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贾宝玉的悲凉，是因为他看到了太多的不幸与死亡。而卢梭的疼痛，也正如此。他知道肉体的死亡诚然令人悲伤，而精神的麻木愚昧却更可怕。
其实，一切天才而敏感的人们，都会在日常生活中不时感受到这样的疼痛与悲伤。
1912年，处于内外交困之境的吴虞，在日记中写下如此伤感的文字：余自去岁归来，诉讼忧劳，罕有宁日。稍得寸晷，读书作报，冀获微资，精力渐衰，疲倦思睡。而社会之倾陷排斥，家人之污蔑凌藉，初无已时。
彼时的吴虞，内有与被他称之为“恶魔”的父亲的财产诉讼，外有四川教育界对他的排斥。与父亲的财产纠纷，虽然以吴虞胜出为结局，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社会舆论却一致认为吴虞“不忠不孝”，并导致四川教育界公会作出决议，禁止吴虞从事教育工作长达八年之久。那时的吴虞还没有喊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却已经亲身经历了儒家传统思想给他带来的身心之痛：偌大一个四川，似乎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就在吴虞处此窘境的时候，在北京的绍兴会馆中，鲁迅的心境也只有“孤寂”一词可以形容。1912年5月，鲁迅独自来到北京任教育部职员，在该年日记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文字：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苦望二弟信不得。
购一小白泥炉，炽炭少许置室中，时时看之，颇忘旅人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