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是否重视对神的祭祀，也是德行的重要方面。所以就在《多士》篇中，紧接着“明德”之后，就是“恤祀”。恤祀，在儒教中，始终是一项重要的德行。儒教一方面反对不修德行，仅仅依靠频繁祭祀和祭品丰盛讨好神祇，一面也反对不事祭祀，并且把是否按规定祭祀作为德行的一个重要方面。祭祀次数的多少、祭品的数量，都用礼仪制度规定下来。
因此，“以德配天”既是中国思想史上重大的思想变革，也是在传统宗教内部的变革。其实际内容，就是把德行，而不仅仅是把祭品的丰盛作为讨好神祇的条件。
《尚书》中《召诰》、《无逸》等篇，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召诰》篇中，老臣召公反复叮咛年幼的周成王说： 皇天上帝，改了他的长子大殷国君的命，您现在接受了这个天命，一定要谨慎小心，要高度重视德行的修养，假如您不修养德行，就会丢掉天命。您一定要非常注意德行修养，祈求上帝永远保持对您的任命。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无逸》篇中，周公反复叮咛成王，一定不要贪图享乐。一定要知道耕种的艰难，要关心百姓的疾苦。殷朝的先王，是非常勤奋的，但是后来的殷王，就贪图享乐，不知耕种的艰难，不关心百姓的疾苦，所以他们都非常短寿。他告诫成王可千万不要像他们那样喝酒享乐：
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
周初其他文献中，也都充满了类似的告诫。因此，说周人重视以德行求得上帝的佑护，是正确的。
学界一般认为，商代是个宗教气氛浓重的时代，那时的人们特别重视祭祀。几乎是无日不祭，无事不祭。并且祭祀规模宏大，祭品的数量众多。至于德行，则未见他们有何表现。所以，重视德行，是周人鉴于商代的失败而提出的新思想。商周之际，就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
然而，这个结论可能是片面的。
“商代宗教气氛浓重”的结论，得自甲骨文。而甲骨文乃是祭祀活动的记录，而不是记录商代一般社会生活的文字。从记录祭祀的文字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主要是商代的宗教生活。把商代的宗教生活当做他们社会生活的全部或者主要部分，自然会得出当时宗教气氛浓重的结论。
据《尚书·多士》，商代也是“有册有典”的。也就是说，商代除甲骨文之外，还有其他用于记事的材料记载着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内容。《多士》篇的记载，很难说是后人的向壁虚造。据研究书写材料的学者的判断，“简牍可能在商代就已有了，经西周到春秋、战国时已经盛行”。但是这些简牍没有能够流传下来，所以我们也无法得知商代祭祀以外的社会生活的内容，或者只能通过祭祀的文字去寻觅当时其他社会生活内容的只鳞片爪。这是直接导致我们的片面性的因素。
商代是否“有册有典”，是否有“简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商代的社会生活还有祭祀之外的内容，当不会有错。而据人类学家的研究，即使在最原始的民族中，他们的生活，也不都是宗教或巫术。在知识和力量都能达到的领域，他们过的也是一种理性的或者说是世俗的生活。商代自然也是如此。要估计商代宗教活动在全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我们至少对他们的世俗生活有一定的了解才行。
反之，对于周代，由于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文献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我们又过分夸大了当时理性的一面。我们常常根据某些思想家的理论著作，把其中的宗教内容仅仅看做过去的残余，并且推而广之，认为当时人们的看法都是如此。于是在商、周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然而实际上，这种反差往往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据《尚书》记载，重视德行，在古代已经有了一个悠久的传统。《尚书·尧典》中，当尧要让出帝位的时候，诸侯们说：“否德忝帝位。”即他们认为自己的德行不足以居于帝位。当尧要把帝位让给舜的时候，“舜让有德”，也是认为自己德行不够。在《皋陶谟》中，皋陶说：“允迪厥德，谟明弼谐。”并且说：“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也认为上帝是喜欢有德者，而惩罚有罪者。因此，要取得上帝的信任，只有依靠德行。《甘誓》中，指责“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不论“五行”是什么，这里都是一个德行问题。《盘庚》篇中，盘庚说“先王有服，恪谨天命”，要求臣子们“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这些文献，很难说都是后儒的伪造。
因此，我们可以说，绝地天通之后，中国古代宗教曾经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就教义来说，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讨好神祇的方式上，由重视物质祭品转变到重视个人的德行。
这个转变何时开始？它经过了怎样复杂的过程？今天我们都已无从知晓。但这个转变到周朝初年就已经大体完成，则有文献可查。因此，《尚书》中周初的那些文献，当是这个转变过程的终点，而不是这个转变过程的始点。而在这个转变中，商朝灭亡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自然是促成这个转变的重要因素。这个因素，促进周初的思想家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更加自觉地把天人关系，也就是一般宗教中神与人的关系，奠定在德行的基础之上。或者说，把以德配天的思想发展成熟。
在以德配天思想成熟的同时，传统宗教礼仪制度也在逐步完善。依孔子所说，三代都有自己的礼仪制度，但周代礼仪更臻于完善：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一般认为，周代的礼仪制度是周公制定的： 《礼记·明堂位》载：
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周公制礼的内容，从《汉书·郊祀志》的论述可见一斑：
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礼作乐，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咸秩无文。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而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大夫祭门、户、井、灶、中霤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
《汉书》在《郊祀志》外，单设有《礼乐志》。然而《汉书》没在《礼乐志》中谈周公制礼作乐事，而在《郊祀志》中谈制礼作乐，这就有意无意地告诉我们，周公制礼的主要内容，就是祭礼。《礼记·祭统》道：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礼，是治理国家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是现实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体制化表现，也是对现实等级尊卑关系的整饬和规定。这些规定，最鲜明也最集中地表现在祭祀的过程之中。在祭祀过程中，现实的等级尊卑关系以物化的形式表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可以看见，甚至可以摸着，从而使人无比鲜明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养成遵守社会秩序的习惯。这是古人把礼作为最重要的治国工具的原因，也是祭礼得到特别重视的原因。
这样，所谓制礼，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制定祭礼。而周公制礼，就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更是传统宗教发展中的重大历史事件。
据孔子所说，周公制礼不是一种宗教上的革新，而是对以往的改进和完善。因此，这次制礼和“以德配天”思想的强调，不是传统宗教改革的开始，而是传统宗教长期发展过程的完善和成熟。而成熟了的传统宗教，为以后的儒教准备了可行的蓝本，它的基本原则，成为儒教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可以把它称为儒教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