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7年的年初，经由周宗奇和李锐合力推荐，西戎老师点头，我得以在刚刚复刊公开发行的《汾水》编辑部当了一名借调编辑。借调时期半年。
借调，是编辑部在特定时期实行的一种特定的考察员工的办法。《汾水》复刊，急需编辑人才。但经过了“文革”动乱，作协主席兼任刊物主编的西戎老师，对于调入人员有了全新的通盘考虑：第一，不拘一格，敢于调进文学青年新鲜血液。哪怕其人身份是年轻工人比如王子硕，哪怕其人身份是农民比如胡帆。第二，重视人的整体素质更胜于其编辑水平。编辑水平一时偏低，可以逐步提高；人品有缺陷或者不易和大家搞好团结，将对整体工作带来消极影响。
所以，但凡准备调入人员，一律先行借调。为期半年，以便全面考察。先期调入的王子硕、李锐，随后调入的张石山、燕治国，莫不如此。
在半年借调期间，我得到了锻炼，也经受了考察。与此同时，我也“考察”了编辑部，认识熟悉了各位编辑。
1.编辑部格局
在上世纪80年代，《山西文学》成为编辑力量空前强大雄厚、编辑素质空前过硬整齐的雄踞特立于全国文坛的省级刊物。
我在《山西文学》的前身《汾水》借调的时节，正在作协决策者组建编辑队伍的过程中。但编辑部的格局或曰骨架已经初步成型。
西戎担任主编，郑笃担任副主编，刊物领导级别足够高级。马烽、孙谦还有胡正，则始终是刊物的编委，编委阵容足够强大。编委们当然并不来上班编刊，便是主编西戎也不经常来编辑部。
据说，老西在“文革”前担任《火花》主编的十年间，基本不在编辑部坐班。因为他还是文联副主席和作协主席，而我省文联由于作家名头响亮，始终都是文联作为外壳、作协充任实体。老西还要主持整个作协亦即整个文联的日常工作。编辑部那时主要由编辑部主任陈志铭负责日常工作。每月编好文稿，交由老西来进行终审把关。所以，老西当年能够不断创作发表作品，还有机会下乡深入生活。要是在发稿日子回不了机关，编辑部主任会奔赴乡下，将稿子送至老西手头。
几位老作家担任机关领导，人人级别够高、工资不低，都把什么“省文联相当于厅局级别”的职务看得很淡。个个都希望腾出手来多写东西，最好有人来主持日常事务。文联工作，马烽多半委托给西戎来全面管理；西戎呢，则又推举郑笃来主持工作。
此时的《汾水》编辑部，领导们已经先行调入不少得力人才。其中，应该称作山西文坛极大幸运的是：老作家们慧眼识珠，调入了原来在社科院工作的李国涛。
那时，好像还没有明确职务，但李国涛所负责的实际就是编辑部主任的工作。
马烽夫人杏绵，胡正夫人郁波，都在编辑部小说组看稿。当普通编辑。
孙谦老师有名言曰：“世界上只要有两个人，我也是那个被领导者。”除了出席党组会，有时请到编辑部来谈谈创作，这位老先生多数蹲在家里不出屋。——他们家当然有椅子，到访的客人却都会注意到：老孙有椅子不坐，偏偏要蹲在上头。仿佛老农习惯蹲在墙根。孙谦夫人王之荷，则在机关办公室上班，负责人事工作。我后来的正式调动，王之荷老师还曾经几度跑过我们工厂。
除去李束为，文坛五老其余四位当中，只有西戎老师的夫人李英不在本机关任职。所以后来西戎执政，定下一条规矩：尽量不许两口子一块来东四条里工作。以免裙带关系，以免种种人情纠葛。
编辑部里，李国涛总负责。下面，大同调来的冯池负责小说组；阳泉调来的蔡润田当时负责诗歌与散文类；与李国涛从社科院一起调入的顾全芳负责评论。美编，有个赵国荃，后来“右派”解放恢复工作还添加了一个王莹。技术编排，则是始终跑印刷厂的何家骅。协助老蔡看诗歌的，还有从铁路上调来的列车乘务员张承信。整体负责编辑部后勤的，是文联老人陈仁友。这位也是右派，笑眯眯的，从来不多言语，工作极其认真负责。
小说组，李锐和大同来的王子硕已经办理完毕正式调动手续。属于那时特有的“以工代干”。有个胡帆，身份是农民。有一则短篇小说《摇耧记》在《汾水》复刊号发了头条，领导上决定调来。但农民要直接变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这方面政策，困难重重。老马、老西正在全力设法活动中。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何况《汾水》编辑部并不是一只普通麻雀。
那时，好像只有周宗奇没在编辑部有具体工作。
大家都记得，马烽老师曾经当众讲过：周宗奇不仅小说写得好，人品也很好。我们是要让他担负一点领导工作的！
2.周宗奇说：你有什么权利享受安逸的生活
“文革”大破“四旧”，中华传统美德遭到严重践踏。
“百善孝为先”，从口头禅变成人们陌生的话语。
但中华传统极其丰厚，岂是能轻易彻底破除掉的。孝敬父母长辈，几乎属于人的天性本能。只忠于一个组织、一个领袖，不要孝敬自己的爹妈，恐怕只是个别人的狂妄幻想。所以，我在最近给文学青年讲课中大声疾呼道：一个人如果不孝敬爹妈，奢谈叫嚷什么“为人民服务”？
周宗奇自幼丧父，对老母亲极尽孝道。而一个人孝敬自己的父母，还会向人夸耀吗？他的孝心，是多年如一日的孝行被周围人们一致认可的。
我到编辑部之初，发现周宗奇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老母亲的照片。照片一侧，是他工整抄录的唐人诗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当时心中便颇多感慨。
多年之后，他还有一句话，使我获益匪浅。有一天我母亲毫无来由地破口大骂了我一顿。后来分析，那是对我父亲的火气不得发泄，拿我来出气。可在当时，我真有点受不了。在文学院的例会上，还当作一回事讲给大伙儿。周宗奇脱口言道：啊，母亲骂你，你还计较啊？父母已经不在世的老蔡则说：这把年纪还有老妈来责骂，是你的福气呀！
两位仁兄的话语，真的好比醍醐灌顶，给了我极大的教益。
周宗奇的玻璃板下，还有一段自勉的话语，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
东阳笔会后，周宗奇苦尽甘来。
先是家庭成分得以澄清，原来不是破落地主，而是城市平民。接着就发展入党，随后就调到省文艺工作室。喜讯连着捷报，好事成双。
可是，一个矿工，就算发表了几篇东西，就足以担任南华门的一点领导职务吗？那么，关于马老所说，要周宗奇担任领导工作，有什么深层原因呢？
据说，有这样一点背景。
只是“据说”，所以我在这儿仅止说说而已，不足为凭。
“文革”进行中，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的时节，中国出现有限转机。解放了不少干部，许多事业有所恢复。几位老作家回到省城来成立文艺工作室，就是那时的事情。
但紧接着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复出的邓小平竟至被再次打倒。各省解放出来重新任职的老干部也纷纷被打倒，游街批斗，比如，山西省副省长王谦就是这样。
形势急转直下！刚刚准备恢复工作的省文艺工作室，尚未开展工作，已经再度面临危机。据说——主要是这一点据说——马烽等老同志分析了形势，决定采取一个紧急应对措施。造反派不是要打倒老干部，鼓吹所谓新生事物，一概提拔使用青年干部吗？那么，文艺工作室本来就有现成的青年干部。不是别个，正是周宗奇。老马他们决定将周宗奇推到领导岗位上，说是和周宗奇已经进行过谈话交流。
殊不知“四人帮”一夜之间倒台，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要把周宗奇安插到领导岗位的动议，结果不曾变为现实。
或者是作为某种补偿的办法，在我们借调期间，老作家们曾经委派孙谦老师带了周宗奇到各地煤矿去体验生活。说是要以老带新，尽快搞出一部电影来。如此看来，老马所讲要提拔周宗奇的话，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而就在这个时候，周宗奇的玻璃板下压着的另一段话这样写道：
你有什么权利享受安逸的生活？
这是他的自勉。
其实，也正是我们一代奋斗者的共同心声。
3.胡帆：北京人天天吃油条！
当年借调到编辑部的几个年轻人，李锐和我，还有王子硕以及稍后调来的燕治国，都是工人。只有胡帆一个农民。
几个工人，那时都抽烟。
李锐先头抽烟，调来不久戒了烟。戒烟后，他告诉我，曾经好几次梦到过抽烟。抽的是芒果牌香烟，梦中抽得怪香！李锐反省道，说明自己戒烟还远远不彻底。
王子硕也抽烟。香烟的档次始终在中等偏下，而且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节俭传统。他担任《笑话大王》主编有年，装修新居时一举安装了五个空调，抽烟的牌子档次依然不高。普通“红河”烟，一盒五元左右。而且，烟包拆封从来都不会大拆口，只是撕去半面封纸。抽烟的时节，或者从兜里拈弄半日，抽出一支香烟来，或者掏出整盒烟，左手护着珠宝匣子似的笼盖着烟盒，右手小心翼翼拈出一支烟草来。他也给人递烟，递出的手势仿佛是递上一根金条。在当年，吃饭会餐好像过节，王子硕是一定会把空酒瓶都要搜罗起来卖钱的。
而农民胡帆压根就不抽烟。极个别的时候，别人递烟，胡帆也会接了，熏那么两口。他并不是反对吸烟的健康主义者，他是舍不得抽烟。或者说，生活困难，没有余钱来点火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