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第三王朝的建立者是乌尔纳姆，统治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2113年至前2096年。在他统治的这段时期，乌尔建造了许多庙宇，包括今天留下来的神庙，农业灌溉也获得改善。而《乌尔纳姆法典》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类似的文件，1952年考古学家在伊斯坦布尔发现了它的残片，比《汉穆拉比法典》还早。流传到今天的苏美尔文学作品之一，描写的就是乌尔纳姆的死和他死后在阴世的旅行。公元前2006年左右，埃兰人消灭了乌尔第三王朝。
后来，伊辛第一王朝又赶走埃兰人，占据了乌尔，以乌尔第三王朝的继承者自居。从此以后，乌尔城在政治上便逐渐不再重要了。
寻找“北京人”
“北京人”的故乡，在今天的北京西南约50千米处的周口店龙骨山。以前的周口店，不过是个普通的小镇子，镇东南面是一片华北大平原，西面和南面则是太行山脉的一部分。而龙骨山就坐落在这里，但龙骨山却没有太行山的巍峨，它只是一座呈馒头形的低矮小山坡，山上盛产石灰石，据说从宋代开始就有人在这里开山烧石灰了。
石灰岩很容易被地下水穿透，形成洞穴和裂缝。而在这些洞穴和裂缝中，又藏有许多珍贵的动物化石，其中就包括“北京人”化石。当地的老百姓将这些化石称为“龙骨”，并将这些龙骨挖出来卖给药店做药材。“龙骨山”就是如此得名的。人们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山上烧石灰，挖龙骨，而“北京人”则默默地躺在某个洞穴深处，外面的一切似乎都与他们无关。
安特生的发现
19世纪后期，达尔文的“进化论”逐渐开始深入人心，人们也开始接受“人猿共祖”的观点，科学家们也更急于要用人类化石来探求人类进化的历史。
1891年，一位名叫杜布尼的荷兰人在爪哇发现了原始人的头盖骨和腿骨化石，并将其取名为“爪哇猿人”（也就是后来俗称的“爪哇人”）。但由于这些头盖骨具有很大的原始性，因此人们不敢相信杜布尼的结论。
20世纪初，德国科学家施洛塞尔教授从一包从中国带去的“龙骨”中发现了一颗很像人类牙齿的化石，但他也不能贸然断定这就是人类的牙齿。但是，这颗牙齿却引起了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的兴趣和注意。
1914年，安特生应北洋军政府之邀，来到中国任矿政顾问。这让安特生有了接触中国“龙骨”的机会。1918年，安特生得到了一包“龙骨”，并被告知是从周口店附近的“鸡骨山”上采集到的。安特生闻讯，马上赶到鸡骨山区考察。
1921年，奥地利学者师丹斯基来到中国，准备与安特生一起研究中国古生物化石。安特生与师丹斯基一起到鸡骨山寻找化石。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当地的一位老农，这位老农将他们带到了龙骨山。第一天，两位学者就在这里采集到了肿骨鹿的化石。在采集过程中，安特生发现地层的一些堆积物中有许多带有刀刃的脉石英碎片，他觉得用这种东西来切割兽肉是很适合的，就此推测，古人会不会就用这种东西来切割兽肉食用呢？
两人在龙骨山挖了几个星期，带回了许多化石，但始终没有发现人类化石，只有一颗类似人类牙齿的化石，但师丹斯基也不能确定这颗牙齿就一定是人类牙齿。5年后，师丹斯基在重新整理这些带回国的化石后，又发现了一颗比较明确的人类牙齿，但他仍没有给出比较绝对的结论。
与师丹斯基不同，安特生此时恰好赶上瑞典太子访华，他便趁机向外界宣布了这一重大发现。消息立刻传了出去，不过仍有人因为没有发现头盖骨化石而不敢认同安特生的观点。不过，在龙骨山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这件事，还是引起了相当的重视，很快，一项意在进一步发掘龙骨山化石的计划紧跟着出台了。
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
1927年，在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的英籍加拿大学者步达声的倡导下，中国地质研究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协议联合发掘周口店龙骨山。第一年的成绩就很斐然，一共获得了500多箱的化石，考古人员开始了寻找“祖宗”的战斗。瑞典生物学家步林从中找到了一颗完好的人牙化石，据研究，这是一颗成年人的臼齿。据此，步达声建议，将新发现的化石人种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俗称“北京人”。这也就是“北京人”名称的由来。
可惜的是，在这500箱的化石中，共发现2块“北京人”右下颌骨，其中1块还连着3颗完整的臼齿，但仍没能找到头盖骨。
1928年底，发掘队在发掘过程中遇到了坚硬的石层，这一层也是“北京人”居住的山洞的洞底，里面化石稀少。其实，这并非真正的洞底，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一层含有化石的灰烬层。到了1929年，由于发现越来越少，很多人逐渐离开了龙骨山。山中的发掘指挥工作由一个年轻的中国学者担任，他叫裴文中。
裴文中在艰难的发掘工作中，顽强地指挥大家挖掉了硬石层，但却没有任何发现。裴文中又坚持了2天，最终在挖掘地点的北部发现了一个很深的小洞，进去后发现里面有很多的化石，并在其中找到了一颗很完整的头盖骨。经研究测量，这颗“北京人”头盖骨的厚度比现代人的头盖骨要厚很多。
几天后，裴文中将这可头盖骨包装完整，亲自送到了步达声的手中，由其亲自修复。中国地质学会也举行了特别会议，宣布了裴文中的重大发现。不久消息就传遍了世界，全世界的史前学家、古人类学家及对人类进化感兴趣的人，都集中到了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也证实了“爪哇人”的存在，证明了中国是人类的故乡之一。
陆续发现的“北京人”化石
1930年，除了发现人类化石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石器，发现了北京人用火的痕迹。
1931年，龙骨山又来了一位年轻的考古人员，他叫贾兰坡。在1933年到1934年间，由于山顶洞的发现，考古人员还从中找到了晚于“北京人”的“山顶洞人”，从而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的空白。这时，裴文中要赴法国留学，山上的发掘工作就交给贾兰坡。不过直到1935年，这里并没有再发掘出令人惊喜的发现。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1936年11月，贾兰坡等人在这里又发掘出了2颗的头盖骨。消息对外发布，再次震惊世界。不久后，贾兰坡又发现了第三个头盖骨，而且这颗头盖骨不像过去发现的那么破碎，而是保存得相当完整，甚至连部分鼻骨、眼睡骨等都有。在短短2周内发现了3颗头盖骨，这个消息实在令人激动。只是也有令人遗憾的地方，那就是至此始终没有找到四肢的骨骼。
不过，1951年贾兰坡在整理化石标本时，终于认出了北京人的一段上臂骨和小腿骨，从而弥补了研究的缺憾。
“北京人”的上肢已经很接近现代人，而下肢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性，平均脑容量为1059毫升。
然而不幸的是，1937年日寇侵华，寻找“北京人”的工作被迫停止。更遗憾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珍贵的“北京人”化石标本惊人在美国人手中弄丢了！原来，“北京人”化石标本一直藏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的保险柜中，1941年后，日美关系恶化，“北京人”也变得岌岌可危。为了安全起见，研究所的负责人员决定将其转移到纽约自然博物馆去。于是，“北京人”被装入两个大木箱中，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押运。然而途中，“珍珠港事件”爆发，运送“北京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专用列车在秦皇岛被截。从此，“北京人”下落不明，尽管战后多方查找，仍没有任何线索。
解放后，地质学家又从新开始在龙骨山挖掘“北京人”遗址，并又发现了5颗牙齿和一个相当完整的下颌骨，以及一个完整的头盖骨。不久后，考古工作者又在陕西蓝田和云南元谋，发现了与“北京人”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蓝田人”和“元谋人”。
延伸阅读——“蓝田人”与“元谋人”
“蓝田人”是1963年发现的，在距陕西省蓝田县16千米的公王村后的公主岭。当时考古人员到达公王村时，正赶上下大雨，大家就聚在一个小商店里躲雨闲聊，不知不觉话题就扯到“龙骨”上了。村民一听，马上热情地告诉他们，在公王村后面的公主岭上就有许多龙骨。考古人员一听，就决定在公主岭上挖。3天后，大家在这里共挖出了5箱化石，其中包含猿人的2颗牙齿、1块上颌骨和1个头盖骨。
1965年，几个青年地质学家在云南元谋县考察时，经一位老人指点，在上那蚌村的山沟中找到了“元谋人”的2颗门牙。
“蓝田人”和“元谋人”的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国是人类的诞生地之一。今天，在“北京人”遗址中，共发现150多颗牙齿、6个头盖骨和一些肢骨；还发现了几万件石器和用火的痕迹，以及大量的动物化石。这些珍贵的化石标本也告诉了我们人类童年的历史，是全世界人民珍贵的财富。
殷墟的发现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水的两岸的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从1928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先后发现了110多座商代宫殿宗庙建筑基址、12座王陵大墓、洹北商城遗址、2500多座祭祀坑和众多的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手工业作坊遗址和甲骨窖穴等，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以及骨器等精美文物，使3300多年前中国古代商都的风貌得以全面系统地展现出来，为这一历史阶段提供了可靠证据。
2001年3月，在由国内48家权威考古机构参加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的评选中，殷墟以最高票数名列榜首。
“龙骨”引出殷墟
关于殷墟的发现，还要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出土的“龙骨”传说起。
小屯位于安阳市西郊洹河岸边。因这一带地势较高，自从战国特别是隋唐以来，一度被当作埋葬亡灵的理想地点。直到明朝时，才逐渐有人移居到此。所以，小屯村距今只有几百年的“村史”。
清代末期，小屯的村民在耕作时，经常会从地下挖出一些碎骨片。开始他们并没在意，将这些碎骨片顺手丢弃。直到19世纪末，当地村民中忽然兴起了一个传闻，说这些碎骨是可以治病的所谓的“龙骨”。人们听了这样的传闻，纷纷收集这些碎骨片，或留作已用，或卖到中药铺。从此，“龙骨”就被源源不断地从地下掘出。
1899年，官居清朝国子监祭酒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患了虐疾，就派人到北京城内的药店购药。购回的药中，有一味即是“龙骨”。
王懿荣平时较为细心，他亲自察看买回的各味中药，发现所谓的“龙骨”其实是龟甲或兽骨的碎片。令他吃惊的是，在一些碎甲片或骨片上还契刻着符号。由于王懿荣是个金石学家，他的古文字知识让他立刻意识到这些“符号”的重要性。于是，他一面派人到药店买回更多的“龙骨”，一面开始研究龙骨上的“符号”，结果认定这些符号是商代文字。由此，他成为甲骨文的第一位发现者以及第一位甲骨收藏家，被称为“甲骨文之父”。
商代甲骨文被发现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许多学者也加入到收藏甲骨的行列中来。经考证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随后，考古学家又对这些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了考据，进一步证实这里就是盘庚迁都的都城。
为了寻找更多的甲骨，在1928年到1937年间，考古学家对殷墟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后因抗战而中止，1950年，发掘工作又重新开始。在此期间，考古人员在殷墟内共找到有字甲骨800余片，铜、陶、骨、蚌等若干。1929年，考古人员又对殷墟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这也是首次对殷墟进行正式发掘。1931年，国内首次在高楼庄后冈发掘中应用了地层学原理，使殷代、龙山和仰韶文化发展序列得以理清。1934年至1935年，发现了墓坑棋布、文物丰富的侯家庄西北冈商王陵区，一时学界轰动。1936年，殷墟第13次发掘过程中，在一处编号为YH127的窖穴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形状规整、数量庞大、积叠有序的甲骨，这也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1950年，武官村大墓发掘，成为新中国首次殷墟发掘。1976年，小屯西北地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商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到1986年，对十几个点的挖掘已有20多次，共获15万片左右的刻字甲骨。
殷墟的两处重要遗迹
随着殷墟的发掘，宫殿宗庙遗址和殷墟王陵遗址这两处重要的遗址也浮现出来。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就建在殷墟宫殿宗庙区内，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甲骨文的发祥地。1973年以前，这里发掘的建筑基址达53座，是殷墟宫殿宗庙区的主体和殷王都的全盘规划、布局结构的重心，考古学者将其划分为甲、乙、丙3组基址。甲组建筑基址共发现15座，其建筑宫在殿宗庙区内建设时间最早、使用时间最长，被认为是商王室的宫室和寝居之所；乙组建筑共发现21座，多数具有繁杂的结构和巨大的面积，被认为是殷王室的宗庙建筑；丙组共发现17座，被认为是商王室的祭坛建筑。目前，在宫殿宗庙区已有80余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被发现，这些建筑气势宏大、布局严整，按 “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格局依次排列，分布在以宫殿区为中心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