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不久爆发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起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反抗朝廷，至建文四年，失败的建文帝失踪，朱棣由燕王夺取登皇位而结束，历时4年被称为靖难之役。
一个皇帝竟然输给了一个藩王，不难看出其实建文帝接受了其实是个空壳政府，但凡有才干的文臣武将都被朱元璋杀光了，这个结局也是必然。“靖难”之役，朱棣在南京杀人太多，而建文帝的支持者，多半是江南士族，朱棣对他们大开杀戒，因此结怨于江南。再继续呆在南京做皇帝，已经失去执政基础。因此他从取得皇位的那一天起，就有了迁都的打算。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改北平府为北京，正式迁都。
朱棣迁都北平，非但没有增强北方的防御、稳定国防、促进北方的经济发展，反而种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整体亡国的——满洲征服的祸根；除开有利于自己的皇权外，朱棣迁都北平完全可以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而且危害非常深远，以致流毒至今。把国家中枢首脑迁置于易受外敌攻击的前沿地带，大大提升了政治风险、增加了国防的难度。等于给自己扛上了一个大包袱。
由于长城一线大致是游猎和农耕的气候分界线，故长城内外，是历史上中国防御北方蛮族天然的前线；迁都北平，就等于把国家的政治中心迁到北方前线附近，从此保卫首都的需要，取代了一切防务，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从此重点防卫（防卫北京）取代了原先明朝制定的均衡防卫，成为长期国策，破坏了北防系统的均衡。首都决不能被攻破，否则就有覆国之危，此乃政治常识；拱卫北京的重点需要，导致明朝北防系统向幽燕退缩内守，此不仅招致其后蒙古瓦剌部、鞑靼部的进逼，更埋下了满清崛起的巨祸。土木堡一役明军大败，英宗被俘，明朝没有灭亡，有很大运气的成份。
朱棣北迁之后，明朝投入巨资长期苦心营建全国第一大城市北京城，等于是为异族入侵者建设完美的据点，起了为北方蛮族征服中国主铺路搭桥的作用。在朱棣之前，历朝历代无一不建都于关中地区或中原地区，此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大智慧的讲究的。关中和中原，都处于中国的中心地带，不偏不倚，且距中国主要的外患前线——北方长城一线有800公里左右的纵深空间，游猎民族即使突破长城一线，也难以迅速造成致命的威胁，蛮族若采取绕城不攻，长驱直入中原的战术，又得冒孤军深入的巨大风险；孤军深入无法深根，这就是金军攻陷东京后，不敢象满清那样迁都继续进攻，而是掳掠北去的原因。这就给了赵构一伙的喘息之机，这其实就是南宋成功，而南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没有朱棣北迁，最扯的局面也是另一个南北朝，也不至于全面亡国那么惨。
靖难之役失踪的建文帝，始终都是篡位当上皇帝的朱棣的一块心病。这就有了郑和登场。
郑和，本姓马，云南昆阳州人，被赐姓为“郑”。郑和是元朝上柱国左丞相、咸阳王赡思丁的第五子马速忽后裔，赡思丁的六世孙。郑和的曾祖父名伯颜，祖父察尔。米的纳是伯颜的长子，元末时被封为滇阳侯，察尔。米的纳之子，就是郑和的父亲米里金。米里金官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并袭封滇阳侯。
郑和的祖上来自西域的穆斯林家庭，并且是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因为这一家族名字前面的“赛典赤”，这并非是名字，而是一种尊称，在回教词汇中是“圣裔”的意思。郑和的祖父和父亲，都去过天方（麦加）朝觐，所以有“哈只”之称。
朱元璋攻入云南石，郑和的父亲滇阳侯米里金战败被杀。年仅十岁出头的郑和被俘获，没入宫中为奴成了一名宦官，最后被发配到北京的燕王朱棣府中，开始了他的宦途。
郑和的穆罕默德后裔、回教穆斯林身份，对中亚、西亚的**********无疑具有相当强的亲和力，而他蒙元王朝贵胄后裔的身份，也会让他在和蒙古势力可能进行的外交活动中，拥有相当的说服力，且易于获得对方的尊敬。是与西方沟通的不二人选。
郑和七下西洋不是去经商和搞殖民地的，而是去追寻其回回阿拉伯老祖宗的迁移史，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的肖宪论证，郑和七下南洋途中在东南亚的传播伊斯兰教。郑和航海之前的中国，伊斯兰已有很大的发展。在各地建起了许多宏伟的清真寺。随着郑和在东南亚对伊斯兰的宣传，使得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伊斯兰迅速地发展起来。之后，郑和七下西洋的资料被明朝自己销毁。
除了郑和之外，郑和舰队中还有相当多的重要成员是回教穆斯林。郑和助手，《瀛涯胜览》和《星搓胜览》两书的作者马欢、费信，就都是回教穆斯林。在郑和舰队中，除了这些有名有姓的回教人士外，还有很多无名回教人士。根据《瀛涯胜览》记载，宣德五年公元1431年的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就曾派遣了七名通晓阿拉伯语的通事，前往麦加圣地朝圣。这次明帝国外交使节团朝觐麦加圣地的举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备官方身份的穆斯林朝觐行动。
和西方航海不同，郑和下西洋完全没有商业目的，纯粹出于中国皇帝的“意淫”心理。根据现有史料的记载，除了朝贡体系下的纳贡与回赐外，完全代表官方的郑和船队并没有进行过商业贸易，也没有民间商业行为的附属。
郑和下西洋比欧洲大航海时间早是不争的事实，但因此视为探险则不成立。首先对于东方世界来说，郑和没有开辟新航路，跟地理大发现毫无关系。船队所走的路线主要由西亚民族开辟，早已定型。即使考量线路长远，也没有超越元朝汪大渊。郑和下西洋不过是上万人坐新船、走老路，除了出使访问、政治宣传、公款购物，只能视为游山玩水，与充满未知、挑战、冒险、牺牲的欧洲大航海相比，可谓是天差地别。所以郑和被冠以航海家的称号有滥竽充数之嫌。
西方的船从美索不达米亚时期起，到欧洲大航海积累了几千年的航海技术，所以欧洲发现世界是早晚的事。郑和的船队，人员最多时接近3万。西方并不是规模最大的，希波战争期间，波斯人出征古希腊，舰船数量在千艘以上，人员数十万。郑和宝船没有保留下来。郑和宝船的全部资料来自一本神怪小说《三宝太监下西洋》，据记载说将近148米，宽60米。一些学者认为如此巨型的木帆船在中国明代不可能出现。帆浆时代的木质船受制于材料的性能，长度上的技术极限是70多米。宋元时期的造船资料和船只遗存表明，当时的大船长不过三、四十米左右。明朝继承前人经验，难有重大突破。
没有欧洲的指南针是由中国传入的有力证据。因为中国和欧洲的罗盘从登场之初就有重要技术差别，不是出于同门。中国早期是简单的浮针，与方位盘结合后，制成航海水罗盘，因为磁针不能固定，所以误差很大。欧洲制造的是航海旱罗盘，可以固定磁针，比水罗盘更为准确方便。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人就已经发现并记载了磁石吸铁的现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磁现象的，比中国早得多。泰勒斯和苏格拉底都曾提到磁石吸铁和磁化现象，公元前一世纪，罗马的卢克莱修也记载了磁铁石的排斥作用并做了铁屑实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能够认识到磁石指南的现象。欧洲人的磁罗盘却是12世纪时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自己发明的。
早在公元前七世纪，郑和下西洋之前两千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环航非洲。而在指南针没有发明之前的那漫长的数千年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埃及人，腓尼基人，斯堪迪纳维亚人，阿拉伯人，中世纪的欧洲人，也一直在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北海波罗地海来去自如。哥伦布麦哲伦等人进行横渡大洋乃至环球航行的航海活动，是因为那时候人们知道地球是一个圆形，认为从相反的方向绕一圈也能到达目的地。不管有没有磁罗盘，只要有了现实的动力，人们都是能够也必然会去进行这样的航行的。
郑和下西洋多是近海沿岸航行，主要借助观测天象的牵星术指向，而随行的众多外邦向导比什么仪器都管用。认为哥伦布借助从中国传入的罗盘发现新大陆的观点非常荒唐，先不说哥伦布使用的罗盘和中国有无关系，哥伦布向西航行，并无准确的目的地，只要不是向南或向北，总可以达到美洲。哥伦布并不是驾驶潜水艇，还没有无知到离开罗盘，就不分东西南北的地步。最为重要的是，郑和船队对人类历史造成的影响几乎为零，而哥伦布的航海却彻底改变了世界。
哥伦布首次横渡大西洋，若论其路程可能不及郑和下西洋的航线远，但哥伦布的航线没有任何一个前人走过，他是向完全未知的世界前进的。而且哥伦布的远航没有任何中途停靠点，数千公里不间断地航行。这与郑和船队沿着海岸持续停靠，持续得到补给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况且，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哥伦布船队都要远远逊于郑和船队，在这种恶劣条件下完成远航，其挑战性要胜过郑和船队百倍。
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率４条帆船从葡萄牙启航，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港（即郑和下西洋中的古里）。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以果阿为中心，占领了印度洋沿岸的众多据点，以及最重要的马六甲，从军事上控制了整个印度洋。这是郑和船队可以做到却没有做的事情。
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在占领美洲以后，掠夺了大批金银，又通过新航路换取东方的物产，造成了欧洲的“价格革命”，促成欧洲经济和资本主义格局的形成。使欧洲最终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西方人的大航海时代，就是把军事目的与商业目的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面貌。
最后说到移民的目的，郑和下西洋时代中国人的海外移民并不普遍，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是从晚明才开始的。中国人并不是擅长海上移民的民族，而古代马来人的航海就是伟大的移民航海，从东南亚一隅之地，扩散到整个太平洋，乃至跨越了茫茫的印度洋，抵达东南非的马达加斯加，这些都远远超出了郑和下西洋的航行范围。
如果最初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那后来下西洋就完全是为了炫耀。就算下七十次西洋，对中国也是有害无益的。篡位的朱棣有一种别人不能理解的自卑感，所以不但在海上要下西洋，陆地上也亲征蒙古。在五次亲征蒙古均未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朱棣本人病死在了蒙古，耗资巨大劳民伤财的下西洋也就此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