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23年，接替王莽政权的绿林军，于宛城南面的水上拥立同样有汉宗室背景的刘玄为皇帝，恢复汉的国号，年号更始。王莽政权灭亡后，刘玄政权基本取得了胜利。
就在这时，贵族背景的刘玄和农民出身的绿林诸将矛盾也就暴露出来。于是刘玄政权内讧，相互残杀，被赤眉消灭。名义上属于刘玄政权的刘秀，借机崛起。公元25年，刘秀即皇帝位，沿用汉的国号，史称东汉。
刘秀集团就是以南阳地方豪族集团为核心、融合了其它地方集团的一个政治团体。初始阶段的刘秀集团，完全是由南阳人构成的，在刘秀集团功勋最卓著的“云台二十八将”中，有11人是南阳人。南阳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是刘秀集团得以兴起的经济基础，而“任侠”好勇的民风又使得刘秀集团在群雄逐鹿时代有较强的战斗力。南阳的诸刘家族，是以“春陵”、“安众”、“复阳”三个都是汉景帝的后裔的刘姓列侯家庭为核心的庞大地方豪族，刘秀就出自于春陵。经过三代人近半个世纪的经营，到了刘秀这一代时，春陵侯家在南阳地方已经是赫赫有名的世家大族。
刘秀开国后，大封功臣365人，加上外戚45人，这些人与宗室王族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以南阳大地主为核心的大地主集团。这个集团中有不少家族享有世袭特权，往往一门数侯，累世尊显。几乎垄断了东汉王朝的所有重要官职。其中一部分转变为从西汉地方豪强向魏晋豪门氏族过渡的中间形式——东汉门阀。其最尊贵的几个家族，更由于和皇族联姻而形成外戚。尤其在灵帝之前，皇后几乎全出于这两个集团。
因为东汉是大地主阶级建立的，号称没有缺点的刘秀马不停蹄开始集权，加强皇权专制。在中央政府中，号称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只是名义上的政府首脑，实际权力在尚书台。刘秀曾裁并其他许多中朝官职，所以尚书台更能集中权利。皇帝挑选亲信的三公或其他大臣“录尚书事”，实际上等于自己直接指挥尚书台，所以尚书台专权用事就是专制皇权的加强。宫内有些官职西汉时例由士人充任或者参用士人，这时专由宦官充任，以便皇帝直接掌握，随意指使。然而，皇权强固和相权微弱，在东汉后期王朝衰败的条件下，却导致外戚宦官挟主专权。
地方政权中重要的改革，是刘秀废除内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并其职于太守；取消郡内每年征兵操练的都试，让地方兵吏一律归还民伍。废除内郡地方兵后，国家军队常常招募农民或征发刑徒组成，指挥权完全集中在中央和皇帝之手。这样就有可能加强皇帝镇压和控制的力量，减少州郡势力掌握本地军队的机会。不过终东汉之世，内郡地方兵并未全废，有事的时侯，仍常征发郡兵，由太守或刺史率领作战。内郡的都尉也常复置。同时刺史领兵之制，使刺史兼有一州军政大权，后来演变为东汉末年州牧、刺史割据的局面。这些结果，也是同东汉统治者加强专制集权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专制的恶果很快就到来了。东汉的皇帝继位时多数都比较幼小，东汉史上出现外戚专权的局面。皇帝只能依靠宦官。东汉中后期形成了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彼此对立、互相打击的局面。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随着王朝的腐败愈演愈烈。
外戚当政的问题历来就是十分突出的朝政大事。东汉光武、明帝两朝，鉴于西汉王莽篡位的教训，不允许外威封侯干政。成年后的皇帝开始不满于自己无权的地位，但由于外戚专权，皇帝不能直接接触国家的行政官员，而他所熟悉所能够依靠的只能是自己身边的宦官，于是宦官们有了用武之地，开创了东汉历史上宦官与外戚争夺的新局面。宦官成了暴发户，他们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假传圣旨，飞扬跋扈，许多官僚士绅为了谋求私利，也巴结宦官。宦官擅权，甚于外戚。
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是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专制制度下的尖锐表现。专制制度的完备，使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之手，皇帝成为一切权力的化身，觊觎权力的人，都力图挟持皇帝。外戚易于接近皇帝，利用皇帝幼弱，掌握朝政；而宦官又因缘时会，取外戚的地位而代之。无论外戚或宦官当权，都力图拥立幼主，以便自己继续操纵。他们又都趁权力在手的时侯排除异己，妄图而渔。
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他们任人唯亲，裙带成风。在外戚和宦官疯狂的掠夺下，加以自耕农纷纷破产，国家经济收入大减，出现“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景象，东汉中叶以来，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阶段矛盾日益尖锐，使东汉政权处于摇摇欲坠之势。
被东汉政权集权的门阀，反过来开始帮助摇摇欲坠的东汉政权，代表门阀的士大夫们开始了救国行动。在政治上，坚决要把宦官赶出政治舞台，选拔清贤奉公之人。在经济上也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官僚集团的斗争，给宦官以很大的威胁。因此，宦官集团寻机进行报复。宦官集团对党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大肆制造冤狱，弄得朝野上下，一片恐怖气氛。这就是党锢之祸。经过这场浩劫，天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擅政宦官假借皇帝名义而对朝野反对士人及年轻学生的全面打击。但这种倒行逆施，并不能挽救其行将灭亡的统治。反对宦官的斗争，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广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在灵帝时就曾提出斩杀十个宦官的要求。因此，反对宦官斗争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当士人、学生的“文争”被镇压下去以后，接下来的，就是平民百姓们不堪压迫起而进行的“武斗”了，党锢不久的黄巾大起义，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使汉灵帝意识到如不解决党锢问题，党人与起义军结合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184年宣布大赦党人，流放者准许返回故里。至此，党锢问题才算最后解决。党锢解决了，东汉政权的矛盾却深化了，东汉政权也走到头了。
公元189汉灵帝死，汉少帝刘辩继位，外戚何进辅政，统治阶级之间的大战爆发。等董卓到洛阳时，外戚何进被宦官所杀，宦官被以袁绍为代表的门阀所消灭。皇帝他所依靠的势力已经被消灭干净，可以说东汉政府已经灭亡了。
因集权而引起内斗的东汉政权终于走向灭亡。本来西汉矛盾的根源就在集权造成的专制和腐败，东汉政权还变本加厉，更集权、更专制，最后也亡于集权。中国特有的“倒退式发展”走上了一条快车道，而且绝对不会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