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建立后，以西周灭亡为借口，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分为36郡，郡下设县、乡，归中央直接统辖，宫吏由中央任免。在中央设三分、九卿，分职国家大事。实行俸禄制度。为了方便统治的需要李斯又提出了统一文化，包括文字和度量衡。六国的文字和度量衡和秦国皆不同。
秦朝建立后，秦王嬴政首先从“三皇五帝”中给自己截取了个新名字——皇帝，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他因为是始皇帝所以又叫秦始皇，并规定“朕”字天下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秦始皇彻底改变了周朝天下一家的仁爱君主思想，实行的是“朕即天下”君主专制统治。皇帝不但有着决策权和审批权，还有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和裁判权。对于皇帝这么大的权力，易中天先生就说不但无理，而且有害。后来的帝王都是学他的样子，不断加强君主的专制统治。
秦朝的统治者也注意到了思想奴化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秦朝要统一文化。只不过秦始皇过高估计了自己的统治能力，又因为秦朝太短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
从秦朝的教训可以看出先秦法家思想的弊端。
先秦法家思想在君主立场为君主服务，以君权为核心建立政治管理体系。这套体系是以牺牲贵族利益为代价建立起来的。这套体系不但遭到贵族阶层的反对，更可怕的是，作为邦国政治体系的立法权由贵族会议转向了君主个人。当国家立法权在君主一人手上的时候，法家已经难以避免他们的政治思想体系“遇明君则强，遇常君则弱，遇昏君则亡“的命运。后世朝代沿用秦例，后患无穷。
君主专制，让皇帝由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理人变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主人，让中国难以完成君主立宪制或者立宪君主制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体系的改革，直接导致了中国的百年积贫积弱。欧洲的君主立宪体系无一不是建立在弱君权，强议会的基础上的。法家将立法之权全赋予君主，使贵族无力制约君主，老百姓更不可能制约君主的权力。这种权务架构直接导致了君主对百姓甚至贵族生杀予夺的权力。君主权力的膨胀，直接导致王族纷争，汉初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让整个国家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
法家思想没有一个在特殊条件下，将立法权从君主转向贵族会议的体系。当无限的权力集中在一个好大喜功，荒淫无度的君主手中的时候，无疑是十分可怕的。国家会被这个君主推向深渊。也就是说，君主的权力根本就没有被关在笼子里。法家思想体系根本就没有三权分立一说，而是以丞相为首的行政权和以廷尉为首的司法权加上以太尉为首的军政权，都围着君主手上的立法权打转。国家不是百姓的，不是贵族的，是君主一个人的，“朕即天下“。儒家的“君权神授“只是一个幌子，只是给无限君权以名，而法家却是把这把杀人的刀交到了君主的手上。给了君主无限权力之实。
秦朝统一六国后没有停下脚步马上开始扩张，势力范围南达越南，北达朝鲜。然后调动全国的力量修建了大量工程。修公路是为了加强统治，修水利有力经济发展，修长城有利防御，算是有利有弊，修宫殿和陵墓则是劳民伤财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这些浩大的、没完没了的工程，这超出了人民的承受能力，所以秦朝展现的并不是蒸蒸日上，反而是如鸿遍野。孟姜女的故事就是这时候的事，虽然是故事但也真实反映了社会现状。
秦朝被称为****，其一，秦人是西迁的古苗人——羌人的后裔，跟中原文化已经是截然不同，所以并没有把六国的百姓当成自己人看。其二，嬴政在幼年的人质经历让他内心充满了自卑感，这也是典型报复性人格。这就让秦朝统治下的人民缺少起码的安全感，人民希望的是安定的生活，而迎来的是变本加厉的****。秦朝的统治者武力夺取天下就认为炫耀武力就能摆平一切，事实是任何政权不懂得休养生息这点起码的道理，国家都会走向灭亡。
而同期西方的古罗马共和国却是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灵魂人物卢梭最推崇的国家典范。
正如爱伦坡说的，“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秦汉的对手只不过是未开化的游牧部落，就已经不是人家对手了。而罗马的对手是文明高度发达、征服整个西亚的希腊，和罗马争锋一时、差一点灭掉罗马的地中海强国迦太基，罗马战胜了这些对人类文明里的强国，建立了横跨亚欧非、环绕地中海的大帝国，岂能不称之为伟大！
希腊、罗马、迦太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民主国家。希腊民主的最彻底，迦太基是精英的贵族民主，罗马在他们中间。民主政治的特点是只集权，不专制。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依法召集的公民集会，叫做人民大会，通常在公共广场举行。只有在这些公民集会中，法律得以通过、官员得以选举产生，每个公民选举权，罗马人民是法律上和事实上真正的主权者。因为罗马人民已然行使了政府的最重要的功能，可以说欧洲的命运就决定于这些集会。
在西方是花几十年的时间为人民建大广场，在中国是花几十年时间为皇家建宫殿。在中国自古根本就不存在公共广场，统治者害怕人民发表意见，所以中国在也没有公民只有臣民。法律的立法权是君主的，执法权是官僚的，人民只能无条件接受。这种不公平就产生三种结果，君主专制，官僚腐败，人民倒霉。
在罗马人们以生活在风气淳朴的农村为荣，不守本分的人才被打发到城市，所以国家需要人才时首先考虑的是在农村寻找。罗马之所以能实行民主制度正式因为罗马人风格高尚，并且大公无私。没有民族素质这个硬性基础，民主制度也不过某些人的游戏。
为了确保民主制度的用作，罗马还创立了保民管制，卢梭称之为法律和立法权的保护者。它没有任何权利，但是能禁止任何事情，这就让权贵们素手无策。为了防止这个机构夺权，还规定它不是一个常设机构，必须有停止其权利的间歇期。
罗马共和国时期，每届政府都有两个最高执政官。罗马帝国时期，有两个奥古斯都（皇帝）和两个恺撒（副皇帝，皇帝的副手和继承者），被称为二帝共治。希腊化罗马帝国时期（拜占廷帝国）时期，也时而出现二帝共治现象。
罗马帝国强大，是人民对其有认同感，罗马帝国衰落是人民没有了认同感。共和国时期罗马强大就是民主的力量唤起了所有人的忠诚，帝国后的罗马不可避免的遭遇了专制和腐败，最终也只能走向灭亡。
中国的朝代就国，新朝建立一定更换国名，改朝换代一定把前朝砸个稀巴烂，根本就不存在延续性。而罗马前后持续足足有2000多年的历史，东罗马帝国一直坚持到文艺复兴前夕。
中国人对天朝的忠诚源于思想的奴化，因为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人还有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今天的中国用的法律是罗马法，欧洲用的却不是汉法，仍然是罗马法。罗马虽亡，但文化却发扬光大。
虽然秦朝上下折腾得很欢，秦朝并没有想象那么强大。农民起义轻轻一推就轰然倒地，仅仅十五年时间。可见这个被吹嘘的神乎其神的中央集权制，他并不能让国家真正强大起来。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起源》中提到，专制是政府堕落的最终形态。而这种政府堕落的最终形态竟然在中国横行了几千年，所以说中央集权制是代表社会进步，恐怕只是白日做梦。
集权不可怕，可怕的是专制。在中国，专制是最大程度满足统治者的利益、最大程度剥削人民的权利一种剥削制度；不但不是文明的进步，而是文明的倒退；不但没有消除战争，而且还制造战争，频繁的改朝换代每次都把全天下的百姓都杀个血流成河；中央集权制造就的官僚阶层就是腐败的阶层，腐败造成的不平等必然造成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进而拖垮整个国家。
在中国也能听到统治者说以人为本，但说和做是两回事，在中国人权就是生存权，而没有话语权也就是政治权利。“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人民只能无条件服从，这大大打击了人的进取心和凝聚力。文明没有推动力，社会始终没有向自由和平等迈进，无法解决社会矛盾只能不断的改朝换代。
中国进入帝国后，专制主义强大起来了，也结束了中国对外部文明的吸取。不过“可喜”的是西方世界不久也步入了基督教控制的黑暗年代，文明也停止的前进，一直到到13世纪末文艺复兴才重新复苏。这就给了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如何更好的专制和集权。这种高度封闭的情况竟然延续几千年的时间，最后中国人甚至开始恐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