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万万“卖矛诱导”的小知识，积累成“卖矛诱导”的大知识。所以，越是满腹诗书的大学究，越是被“卖矛诱导”知识所填满。他除了按照卖矛诱导体系说话，其他一无所知。
这就保证了大大小小的文人学者都顺理成章地成了“卖矛诱导”体系的推销者。
他们推销这个体系时，大多数人是不自觉的，因为“身在此山中”也。
他们的下一代生民，只要还像上一代一样接受教育，打开每一页圣贤书，倾听每一位师尊的讲授，所能寓目入耳者，全是这一套“卖矛诱导”知识。一代一代的知识传承，就这样实现了。所以，强势群体的尊严和利益，永远能够得到合理而又合法的维护，弱势群体的尊严和利益，永远能够得到合理而又合法的剥夺。
正因为人文学术体系是精英群体为了扩张自身利益有意建构的“卖矛诱导”体系，所以，精英群体在创造人文学术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的过程中，对于底层群体的批评和歧视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歧视深深影响到他们的思维和言说，这种感情色彩渗透到整个人文学术体系之中，并为人文学术体系打上鲜明的色彩。
卖矛人为什么敢于信口雌黄地夸耀他的矛无坚不摧，就因为他勇敢地假设了买矛者对于矛的知识愚昧无知，不是因为他“知道”买矛人愚昧无知，而是他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必须完成有效的欺骗和诱导。为了进行有效的欺骗和诱导，必须把他的诱导对象假设为愚昧无知。
当然，在现实的政治统治之中，仅仅这样假设是不够的，整个人文学术体系，整个权力体系，整个社会控制集团和精英群体，必须让自己相信诱导对象是愚昧无知的，并且必须让诱导对象按照愚昧无知的性质体验自己的特征，最终必须相信自己确实是愚昧无知的。
所以，所谓国民性批判，虽然形成于近代文化思潮之中，渊源却十分遥远。作为一种受权力支持的“卖矛诱导”知识体系，它是有史以来一切精英群体对于底层群体的卑贱化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的集中体现，是强势集团对于弱势集团的精神压制和奴役的诸多方式之一种，是针对小圈子控制并掠夺大圈子的现实进行正当性论证的一套具有政治魔力的符号体系。
作为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之一的国民性批判运动，是阐释文化政治学常识的经典个案。
文化政治学与经济政治学相互为用
社会科学方面大多数所谓知识和思想，都是特定的人群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制造的说辞。制造说辞者若是代表了弱者的利益，他的学说就会被戴上强势群体所称“妖言惑众”的帽子，被打入冷宫。制造说辞者若是代表了强者的利益，他的学说就有了“皇家学会”的权威性，其作者就可以晋升为爵士或教授，就可以获得主旋律奖或诺贝尔奖。
在弱者看来，那些被奉为真理的冠冕堂皇的“皇家学说”，恰恰是谎言中的谎言。
弱者要想维护自己的利益，首先就必须从这种谎言的欺骗中觉醒过来，然后将它戳穿；再然后呢，创造出维护自己利益的新学说，与之分庭抗礼。
西方人建构的以自由市场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学体系，就充分体现了文化政治学特征。作为社会科学之一部分的经济学，当然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这门学科的奥秘并不在规律和真理之类，而在于彻底地维护特定小圈子的利益。
一个好劫掠的民族所建立的经济学，一定将劫掠树立为正面的文化价值，比如英国人创立的重商主义经济学。一个执着于勤劳致富的农业社会所建立的经济学，一定将勤劳、重农轻商树立为正面的文化价值，比如中国的古典经济学。
英国是靠殖民掠夺发家致富的强势国家，为了实现对于海洋、金融、技术、原材料以及战略资源的垄断，制造了自由贸易学说，并以此学说为理由，要求所有弱势国家向他打开贸易大门，好让他们实施资源与市场的整体性控制与掠夺。
这种以英国人的利益为核心的所谓经济学，其实不过是诱导世界各国服务于英国人的欲望与需求的经济政治学。如果我们相信了这样的经济学说，我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以他们的利益为中心的经济秩序及相关运作模式。
世界上也有清醒者。对于英国人创立的经济学之利益倾向，马克思从阶级的角度予以揭示，李斯特则从国家的角度予以抵制。
德国是后发国家，他们不想躺下来任人宰割。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从德国利益出发，创造了“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学说，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指出：“亚当·斯密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自由贸易当作理想，实际是为英国利益服务。德国要建立国家政治经济学，以实行贸易保护，为德国利益服务。”
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国年轻一代经济学家宋鸿兵对李斯特的学说进行了这样的概述：
在与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自由竞争中，一个无保护的落后国家想要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家已经没有可能，这时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霸权强国的优势之下。要求相对落后的德国同发达的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年人角力。面对这样的现实，后起之国想要强大，就必须要对本国的“幼稚工业”进行保护。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就是以关税制度为核心，以提高关税作为手段，来达到大力发展本国生产力，特别是工业生产力的目的。
在“后发国家”方面，中国与德国有相通之处，只是中国比德国更“后”而已。在德国“后发”阶段，他们的经济学家能够另创新说维护国家利益，为什么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后发”过程中，中国那些经济学家只知道跟着盎格鲁撒克逊的经济学家起哄？
李斯特对于自由贸易学说的批评已经很客气。几十年之后，一位美国学者（名叫布劳特）说，关于西方世界统治全球、独揽天下的奥秘，根本不在于他们在种族上、文化上、心灵上有什么优势，真实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欧洲人通过五百年殖民掠夺，将全世界的财富都劫掠到了自己的家园中，然后，这个世界一切都由他说了算。
布劳特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孩子，他捅破了让中国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迷惑了两百年的东西。
我们要着手建构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图式、自己的思想文化，包括自己的经济学。
这样的学术努力，在中国知识界已经初显萌芽。《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环球财经》总编向松祚就是这样的学者。
在２００９年夏天的一次讨论会上，向松祚先生指出，我们要揭穿自由贸易理论的欺骗性、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的欺骗性、自由市场学说的欺骗性、经济学的科学性和普世性的欺骗性。
向松祚说，我们应该重新提出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阶级性和利益攸关的特征，深刻思考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所谓科学性的蒙蔽性和欺骗性。
这在中国学术界是振聋发聩的大声音。
没有这样的工作打底，中国的国家崛起和文化崛起都是不坚实的。
文化政治学的利益指向举例
用文化的方式将地球上的大圈子组织到自己的小圈子的政治格局和利益格局之中，这是一切文明的民族实现政治统治的共同方法。但是这个过程，通常出现在军事征服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