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近代史以来，有不少人力图把性从神秘中解放出来，但阻力很大，多遭失败。如谭嗣同曾说：“不把性的问题弄得那么神秘，就像把物件锁在箱子里，愈不见就愈想见。”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中国人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男女授受不亲”的观点是性处于禁锢和神秘的一个原因。什么“婚姻大事父母作主”，这就说明连婚姻自由都没有的人们，怎么会有性自由呢？另一方面，封建社会的统治阶层又享有三宫六院、三妻四妾，皇帝可御千女。看来在性禁锢的社会里性放纵也同时存在。当时的性医学也仅是从宫廷中流传到民间的有关性与健康的记载，谈不上性教育。
张竞生先生曾留学法国，1922年回北京大学任教时，提倡性教育，组织性科学研究会，但因不法书商冒用他的名义出版色情读物，受到社会谴责，迫使他在国内站不住脚，又去巴黎，1931年再度回国后于次年服毒自杀。
鲁迅曾大呼要剥去罩在性问题上的神秘外衣，
还它自然的本来面目。他曾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上讲性科学知识。他是第一个站在讲台上讲性知识的人。在他的着作中多处论述了关于性的问题，他主张普及性教育。如他《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革命，所以性交并非罪恶，并非不净。”在《坚壁清野主义》一文中说：“要风化好，是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这正是教育者所当为之事。”在《花边文学？思而行》中，他辛辣地嘲弄那些攻击性教育的假道学说，“理学先生总不免有儿女，在证明着他们并非日日夜夜，道貌永远地俨然。”
解放后，中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十分关心性知识教育问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着名泌尿外科学专家吴阶平教授撰文写到“1973年4月13日，周恩来总理把我叫去，说你去到北京市，看一看高小生理卫生的教科书，了解一下关于性教育的问题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一定要好好进行，还说一定要有图，要把生殖系统的图画上去。周总理还说，女生有月经以前一定要知道月经是怎么回事，现在连‘例假’两个字都不敢说，一问她，‘我现在倒霉了’，怎么能让女孩子把正常卫生现象说成倒霉，说到月经就脸红，当然要教育，要保护她们的健康，打破神秘现象。”
吴阶平教授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研究性医学并疾呼我们国家要解决性愚昧的问题，要在精神和物质文明上向前走，给予每一个人必要的性教育。他曾指出：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人不了解性道德规范，性是涉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直至国家安定团结的大事。研究性科学，普及性教育，减少性犯罪在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中具有战略地位。性的科学知识教育，有青春期生理知识教育，新婚期的性知识教育以及性道德教育。它使人们有一个健康的性道德观念，解除性疾病的痛苦，使夫妻间有一个美满和谐的性生活，减少性犯罪。他还指出：
我们现在讲打破性禁锢、性神秘，这是对的，但要防止滑入性自由、性放纵那面去。我们既反对性禁锢，又反对性自由、性放纵，要把这个界线搞清楚。我们必须注意普及性教育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