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〇七年，我生于威尼斯一间宽大的华屋，在圣托玛索（San Tommaso）教区，在百年街（La Cent’Anni）街角，德·侬波里桥（de Nomboli）和贞女桥（Donna Onesta）之间。
父亲朱立欧·戈尔多尼（Giulio Goldoni）也生于这座城，但他整个家族来自摩甸纳（Modena）……母亲是位美丽的褐发女子，有点跛，但依然无比迷人。她所有的财产都由我祖父管理。他是个正直的人，却不会管家。他喜欢消遣，和威尼斯那种活泼气氛很合……在自己家里演出歌剧和喜剧，雇用最佳的演员和出名的演奏名家，宾客络绎不绝。我便在这种嘈杂富裕的环境中出生。在这里，我有可能会瞧不起演戏，敌视欢乐吗？
卡尔洛·戈尔多尼（Carlo Goldoni）当然不会，也因此成为演员、喜剧作家及舞台改革者。他写下将近一百五十出戏，有些一如三百年前，至今依然让人感到新鲜，如《米兰多林娜》、《咖啡屋》（La bottega del caffè），和《吵闹的乔基亚》，等等。
跟着一名可能是神职人员的私塾老师上完课后，十四岁的他进入佩鲁奇亚（Perugia）一间耶稣会学校。在那里，他的拉丁文表现出色，但随后在雷米尼（Rimini）道明修会处研读哲学时，他却感到无聊至极，因为该地一切依然遵循中古经院哲学的僵化形式。他对父亲表示，愿意研习哲学，“但经院哲学、演绎推理法、省略推理法、诡辩、否定、证明、认定！……喔，父亲……让我学习人类哲学、实用的伦理学、实验物理”。
不久后，年轻的卡尔洛有了个转变的机会。“我在一群戏子的陪同下，离开了哲学的圈子，大家还算是满意，”戈尔多尼在自传《我的生活与我的剧场》写道，“当时正好有个我看来无与伦比的剧团在雷米尼，在那儿我第一次见到女子演戏，觉得她们妆扮，让舞台场景变得生动活泼，恰如其分。这里女子可以上台演戏，不像罗马，在那只见到嘴上无毛或留着短须的男人。”
这位醉心戏剧的年轻人很快就和这些剧场人士成了朋友，受到热情接待，尤其是和戈尔多尼一样来自威尼斯的戏子，当这个剧团准备离开雷米尼前往乔基亚时，他干脆一同随行。他先给老师写了一封客气的道别函简致歉，表示他得立刻会去看他许久未见的母亲。“帆已扬起，别了，雷米尼！”戈尔多尼写道。在他当时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他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而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这个三教九流的团体共有十二人，包括男女演员，还有一名提词人、一名剧场领班、一名服装管理、八名仆役、四名侍女、两位保姆、不同年纪的孩子、猫、狗、猴子、鹦鹉、鸽子、一头小羊——“换句话说，根本就是一艘诺亚方舟！”在年轻的戈尔多尼笔下，这艘船同时是个真实的舞台。
由于风向不顺，这群人在海上停留了三天之久。这虽然引起一定的紧张，但是剧团经理却懂得处置。一名女演员虽然因为吃不到她所要的肉汤，而勃然大怒，最后却被一杯可可安抚下来。至于女高音难被安抚，也是情有可原，她的猫因为怕水而爬上船桅，结果落海淹死。这位首席女星跟着失控，把她能抓到的动物都丢到水里，并要她的侍女跟着猫跳下去。过了好一会儿，经理才算是安抚了这位女歌手。
戈尔多尼在乔基亚没停留多久，父亲本想说服他在那研读医学，但母亲建议宁可让孩子待在威尼斯的叔父家中，他是一位知名的律师。卡尔洛·戈尔多尼便在威尼斯成为一名法庭书记员。
威尼斯是戈尔多尼的出生地，但他很早就离开这座城市，对水都几乎没有印象。现在他以十五岁的少年眼光再度打量着威尼斯，感到振奋。“世界上其他城市或多或少有些类似，”他后来写道，“但威尼斯无与伦比。每当我隔一阵子再见到威尼斯时，总会碰到让我讶异的新东西。随着我年岁渐长，见识愈多，我就能够多方比较后，在威尼斯身上发觉到更多特别的新面貌，更多的美。”
这位成年后的作者后来以当地导游的自傲心态，描述着十五岁的他当时在自己家乡所见：
从无数各式各样的船只，战船、商船、三桅战舰、橹舰、驳船、拖船与摇船间来到圣马可广场，会先踏上被称做“小广场”（La Piazzetta）的海岸，一边可以看见立刻展现共和国辉煌的宫殿及总督教堂，另一边则是柱廊环绕的圣马可广场，那是根据帕拉迪欧（Palladio）和山索维诺草图搭建出来的。
从店铺街到里亚多桥，铺着许多方正的伊斯特亚大理石石板，刻意凿粗，以免行人滑倒。我们穿过一个固定年市所在的大广场，最后来到那座跨越大运河、桥拱宽达九十尺的桥，桥的高度容许船舰通过，甚至潮水最高之际，亦可通行，桥上有三条行人通道，并有二十四间备有住处与铅顶的店铺。
我承认，这个景象让我吃惊，我所读过的游记作家并未如此照实描绘。如果我在这耽搁太久的话，还请读者谅解。
在这些生动的描述后，戈尔多尼指出七间威尼斯剧院，结束了这章。这七间剧院各有自己教区的保护圣人之名。当戈尔多尼后来成为他自己所称的“意大利时尚作家”后，为所有这些剧院写过叫座的剧目。
不过，时候未到。戈尔多尼二十四岁才在帕维亚（Pavia）念完法律，成为双法学博士，在威尼斯当律师执业，等候顾客上门。在这同时，他也根据或长或短的恋爱关系来找妻子，不仅按照感情标准，也依据严格的客观标准。
他考虑的第一位候选人是美丽温柔的安洁莉卡（Angelica）。她真的喜欢这位年轻的律师，而戈尔多尼也不排斥持续发展关系——直到他有一天认识了她姐姐，而这位挑剔的观察家半惊恐、半松了口气地发现，“她坐月子一开始，就立刻变丑了”。安洁莉卡有着一样的皮肤，一样的容貌，她是“那种弱不禁风的美女，随时会凋谢……我还年轻，如果自己的妻子不久后便不再美丽，我可以想见自己会如何恼怒”。至于男人也会变老，这位年轻的律师大概没有想到，于是便甩掉温柔的安洁莉卡。
二十五岁的戈尔多尼追一名他回忆录中提到的“玛尔女士”（Mamsell Mar。）时，第二次认真考虑着。这名女士比想结婚的律师年纪大上许多，尽管自己十分想结婚，却从未成功。“三十五岁的她看来就像十五岁的少女一样青春，”戈尔多尼带着一丝嘲讽断言道，“尽管有点胖，容貌比较接近男子，却知道好好利用自己妩媚的年轻特质，要不是一些皱纹泄漏她的秘密的话，她便能轻易掩饰自己的年纪。”简而言之，“玛尔女士”是个别致的女人，黑眼睛，厚嘴唇，只有鼻子稍微高了点，“当她一摆出姿势，便显得仪态万千”，而且还有教养，富有感情，最重要的是她有两万金币的嫁妆。
这位穷兮兮的年轻律师正准备求婚时，却突然间冒出另一位追求者，和戈尔多尼一样没钱，但却是名贵族。“玛尔女士”舍弃未来的喜剧作家，选择那位贵族对手。“基本上，他们都不爱对方，”戈尔多尼写道，有点幸灾乐祸，“她是看上头衔，而男的则是看上钱……这位大人在结婚时立刻要求任意支配她一半的财产，而她死后才动用另一半。”
戈尔多尼在第三次时，结束了这出真实的求婚闹剧。为了报复不忠的玛尔女士，同时又要弄到钱，他向他的侄女求婚。这个女孩既不富有，又不漂亮，在回忆录中被说成“猴子脸”，不过未来却有不少的养老金，还有一大笔家族友人留下的财产，并可以继承她母亲的珠宝首饰。为了买结婚戒指，并支付婚礼的开销，戈尔多尼负债累累，逼他自嘲地拿自己和威尼斯的财务状况相比：“如同共和国在官方场合的表现一样，如果威尼斯的市民想要保有面子，就得随时入不敷出。”
当新郎想用部分新娘的嫁妆来弥补开销时，他才惊恐地发现共和国的养老金要等轮到候补者时，才会支付。这对戈尔多尼的新娘来说，有点难堪，必须等四名亲戚先她往生才行。至于母亲的珠宝首饰虽然存在，也得等她去世后才能继承。而那位名姓不详的家族友人不知到何处周游，也就没钱入账。
负债累累的戈尔多尼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他给他的“猴子脸”写了封信，保证自己真想结婚，只要新娘能帮他弄到六千金币的嫁妆。戈尔多尼在他的自传中冷血写道：“我没得到她的答复，因为我没留下住址。”
好在戈尔多尼的律师业务逐渐增加，但同时他对戏剧的投入也愈来愈强。他的第一出歌剧脚本在某个剧场委员会审读之际即被淘汰，亦被戈尔多尼撕毁。不过，他很快学会迎合观众口味，并注意各种规定。
一七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戈尔多尼的悲喜剧《贝利萨》（Belisar）首演。观众出奇安静地欣赏这部作品，结束时才报以热烈掌声，在节目单中停留长达四周之久。“我这部作品的主要缺失，”戈尔多尼评到，“在于贝利萨出场时，眼睛被挖，一脸血淋淋。除了这点，我这部悲喜剧十分愉快……我的角色是人，而非神话人物。”
戈尔多尼自己作品的典范为当时著名的作家阿波斯托罗·奇诺（Apostolo Zeno）和彼特罗·梅塔斯塔奇欧（Pietro Metastasio），他们促成“音乐剧”（dramma in musica）的流行。戈尔多尼现在接连为演员团体写出小型诙谐剧、悲剧与悲喜剧，赚取生活费用。他的第一批作品全是即兴喜剧，他在其中只让四位假面主角——潘大龙（Pantalone）、阿雷奇诺（Arlecchino）、布莱盖拉（Brighella）和博士（Dottore）——出场，像以往一样，即兴演出自己的角色。至于其他配角，他则写下脚本，让演员根据他的安排演出与对话，借此逐步把假面角色逼退。戈尔多尼因此开展出自己的新艺术道路。他想摆脱即兴喜剧中一成不变的固定丑角，让写实的角色登上舞台。一七四八年，他以喜剧《说谎的人》引进他的改革，并在同一年立刻写下其他两部作品。这三出戏目的观众反应不太热烈。在这第一阶段中，他的喜剧《世故的人》和《精明的寡妇》相当成功，后者还一连演出三十晚，深受喜爱。
长久以来，戈尔多尼的同胞业已习惯老套的插科打诨或夸张的演出。戈尔多尼期望的改革，现在看来时机成熟了：“我对自己说，现在我可以为所欲为，任由自己的想像驰骋。现在我已好好处理过改编过的对象，只需创新。我有很棒的演员……或许现在正是我可尝试自己期望已久的改革的时机。没错，我得处理角色，那是一出出色喜剧的源头。伟大的莫里哀（Molière）正是这样展开他的生涯……”
不过，不同于他的榜样莫里哀在法国有固定的观众和杰出的演员，这位威尼斯作家仍得不断和他还未完全同意摆脱即兴喜剧的观众妥协。戈尔多尼最具影响力的对手为剧作家卡尔洛·格拉夫·哥奇（Carlo Graf Gozzi），他指责戈尔多尼扫了观众看戏的兴。哥奇的童话剧《爱上三个酸橙》非常成功，证明搭配即兴喜剧角色的幼稚童话更能取悦观众。
然而，戈尔多尼并未动摇。他疯狂地为许多剧院创作，多半没什么钱，时而受到欢迎，时而备受批评，忙碌的生活更因经常和不同的演员旅行，变得更加复杂。
其中一段旅行倒是让他个人有了意外收获。戈尔多尼曾说过，作者只需往窗外看，便可找到有着写真人物的新题材。这个想法帮他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妻子。一七三六年春，他和一批演员来到热那亚（Genua），有一天，他在窗外看到对面屋内有位美丽的女孩。在两人目光交会之际，蓦然间心内便激发出强烈的感情。一名热那亚公证人十九岁的女儿妮可蕾塔·科尼欧（Nicoletta Connio），如戈尔多尼所言，“年轻、乖巧、勇敢、迷人”。他们一七三六年结婚，一起搬到威尼斯。
不过，尽管戈尔多尼实际上早已选择写作维生，他的财务问题依然不断浮现。为了解决自己的财务难题，他应征热那亚共和国驻威尼斯领事馆空出的职位。他得到了这个期盼的工作，签下三年合约，松了口气。不过当他得知这份工作并不支付薪水时，原本的喜悦一下子烟消云散。
沮丧的戈尔多尼负债累累，和妻子赶紧离开威尼斯，先搬到这时已被奥地利人占领的雷米尼一阵子。一七四五年夏，这对夫妻接着在比萨待了一段比较长的日子。戈尔多尼在那决定再度重操旧业，又担任律师将近三年，不过这次比较成功。
然而，剧院呼唤着他。一七四九年三月，戈尔多尼人回到威尼斯，和一名剧院经理签了一份四年的合约，每年必须提供八出喜剧和两部歌剧脚本，并陪同演员巡回旅行，相反的，他在交出手稿，也就是在演出之前，便可立刻获得讲定的酬劳。好处是，戈尔多尼不用依赖公侯赞助人，看他们的脸色，不过这份合约却对戈尔多尼的创作相当不利：如果不想失去收入，就得不断写作。一七五〇年到一七五一年间，他在十二个月内写下超过十六出喜剧，可以理解，这些作品质量不尽相同。
不过，戈尔多尼的名声这时早已响遍其他国家，威尼斯朴实无华的影响力也跟着水涨船高。颇受敬重的伏尔泰（Voltaire）亲自称赞卡尔洛·戈尔多尼为“自然之子与忠实的描绘者”。此外，巴黎也邀他前来发展当地的意大利喜剧。他在威尼斯的合约期满，和妻子妮可蕾塔动身前往巴黎，并待在此地。
两人期盼的好运并未持续下去。卡尔洛·戈尔多尼娱乐世界，八十五岁在巴黎去世时却穷困潦倒。他忠贞的妻子妮可蕾塔两年后，在一七九五年一月也跟着过世。
然而，圣巴托罗梅欧广场（Campo San Bartolomeo）上的卡尔洛·戈尔多尼纪念像——在过去曾是德国商人住处与货栈的邮政总局这栋建筑旁——却看不出任何他的忧虑与困苦。这位戏剧家瞧着每晚聚在广场上闲聊的观众，愉快自信。一八九七年一月，当格哈特·霍普特（Gerhardt Hauptmann）造访威尼斯时，十分欣赏他这位威尼斯同行的纪念像：
戈尔多尼的纪念像位于城内一座小广场上，看来健康、栩栩如生、相当滑稽。当他绑着辫子、挥着拐杖散步时，洒脱、风趣、哈哈大笑，飘动的大衣旁是数百只威尼斯缠人的鸽子，便和穿着日常服饰闲聊着他的民众一模一样。
德·侬波里大街（Calle dei Nomboli）上戈尔多尼诞生的屋子，有座漂亮的内院和一座喷泉，今天依然安在，可以参观。屋子已改成博物馆，拥有戈尔多尼生前的用品、书籍和作品，连同一座戏剧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