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提出要注意研究苏联经验的问题
我们要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经验，总结“文化大革命”10年的教训，总结近两年的新经验，同时，必须要注意研究苏联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历史，苏联有62年的历史，苏联的经验很值得我们研究分析，它的许多问题都和我们有关。苏联的62年历史，经历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后来的变修，正反两方面经验对我国30年走过的道路都有直接的、间接的关系，或者说有正面和反面的影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是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强调向苏联学习，一边倒，这在当时是有好处的，当然也带来弊病。毛泽东对斯大林意见很大，但毛泽东坚持对斯大林正确评价，没把他的挂像取下来，对赫鲁晓夫那样地反对斯大林，我们党是不同意的。我们党从苏联变修这个严酷事实中吸取教训，特别强调反修防修，但应该怎样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况，前一个朝代灭亡了，后一个朝代鉴于前一个朝代的教训，反其道而行之，不做具体分析，结果就会在相反的极端上摔跤。斯大林曾提出：“技术决定一切”（《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9页）、“干部决定一切”（《斯大林文选》（上），第34页）。这两个一切，中心是技术决定一切，目的是为高速度发展经济，这在当时是起了好作用的。后来，我们反对斯大林这个提法，不讲技术决定一切，讲政治决定一切；不讲干部决定一切，讲群众决定一切。林彪还提出，政治不能落实到业务上，要落实到思想革命化上。这不就是政治落实到政治上，把生产技术、把一切业务都否定了。群众决定一切，就变成所谓群众专政，变成无政府主义，连无产阶级专政，连共产党的领导都不要了。这个教训是惨重的。
二、“九评”是否正确总结了苏联变修的经验
在“九评”中，讲苏联变修的根据列了六条：一是反对个人迷信；二是搞物质刺激；三是搞利润挂帅；四是权力下放；五是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六是跟美国拉关系。实践证明，这六条是站不住脚的。全盘否定斯大林不对，但反对个人迷信是马列主义的。我们批判他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自己大搞个人迷信，这难道是马列主义？二、三、四条实质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改变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采取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20年来，我们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国民经济20年停滞，已吃了大苦头。至于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问题，我们现在也承认了。毛泽东健在时说过，我们对南斯拉夫说过头了。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不好，20多年来对苏联没有什么研究。我们不仅在国内问题上要实事求是，在国际问题上也要实事求是。我们对苏联了解太少了，要把苏联的情况搞清楚。苏联有大国沙文主义，对外实行霸权主义，这是一定要反对的，但它国内的经济变化情况，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研究。
苏联问题是一个禁区，应该打破。我们在政策上、斗争策略上如何考虑，那是另一回事，但对苏联国内真实情况，要实事求是，过去研究不够，我们在宣传上效果不好，苏联把我们有的文章刊登在《真理报》上，作为笑料。我们宣传苏联特殊阶层，实际上像勃列日涅夫他现在的住房还是在一个公寓里，而且只有5间。苏联工资差距在缩小，最低工资原来是27个卢币，现在提到70个卢币，最高工资未动，勃列日涅夫的工资是900个卢币，高低差12倍。
对赫鲁晓夫的评价也要一分为二。他搞的即使是修正主义，过头了，是错误的，还有哪些不是，要作具体分析。赫鲁晓夫上台时的苏联，是在斯大林当政30年之后，那时确实面临许多问题，斯大林时期的许多政策已经很难推行下去了，需要调整、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向苏联学习，东欧各国也是如此，包括罗马尼亚都是照搬苏联斯大林时期的那一套。苏联后来遇到的问题，许多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所以，对于后来赫鲁晓夫的变化，我们要做具体分析，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
我们在国际斗争中以我划线，亲华的就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反之，就是修正主义。有时我们所拥护支持的派别，他们在国际国内并没有威信。凡是苏联反对的我们支持，凡是苏联支持的我们就反对，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做法，造成极不好的影响。明明是索马里侵犯了埃塞俄比亚，但我们却支持索马里，因为埃塞俄比亚是亲苏的。坦桑尼亚人很诚恳地对我们大使馆的人员说，我们希望你们中国在非洲的形象要搞得好一点。
“三评”给南斯拉夫定了性，我们就不去研究南斯拉夫了。现在知道，人家在研究马列主义方面用力比我们大，万万不可以为只有我们才是研究马列主义的权威。事实上，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提法，都是有根据的。如“共同联合体”是出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
三、关于苏联变修的问题，至今我们没有从实践上和理论上搞清楚
苏联为什么是修正主义国家？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苏联变修有关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根源？光说赫鲁晓夫是阴谋家、两面派，搞宫廷政变，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把苏联变修了，下结论太简单。只有把苏联正反两方面经验搞清楚，才真正有益处。
恩格斯在《德国革命和反革命》中指出：“研究决定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动机、缺点、优点，错误或变革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3页）过去我们把苏联变修归咎为赫鲁晓夫一个人，是不行的。如果决定于赫鲁晓夫一个人，那就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了，说不通，在理论上有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我们只有认真研究分析苏联正反两方面经验，才能对我们子孙后代有好处，对国际共运有益处。
四、对苏联社会的性质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认为，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是社会帝国主义。论证的路子大体是：走资派篡党夺权———改变了路线———推行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新经济体制，复辟了资本主义———为追求垄断高额利润对外侵略扩张、谋取霸权。
第二种认为，苏联对外政策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内经济制度没有复辟资本主义。列宁当时提出社会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时，第二国际没有掌权，没有经济基础，指的是他们的思潮、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
第三种认为，苏联内外政策都不足以说明其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内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等基本方面没有变，国民经济比斯大林时期大大发展了，人民生活也大大改善了，所谓的法西斯专政，言过其实。对外称霸问题，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领土并未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扩张一些领土都是斯大林搞的。侵占捷克，是因为捷克要走南斯拉夫道路，而当年苏南冲突时，斯大林也是陈兵边境。再说匈牙利事件时的苏联出兵，我们是支持的。总之，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中苏分歧主要是党内意识形态和国际共运方面的路线分歧，并不涉及苏联社会制度演变问题。赫鲁晓夫是阴谋家、野心家，但他推行政治、经济改革却是当时社会进步发展的客观要求。
五、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前提出来的，经历近百年的实践，特别是从苏联十月革命以来的实践，其内容十分丰富，也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有什么内容？它有什么规律性？很值得总结。社会主义是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允不允许有不同的模式。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公式，社会主义革命要在几个发达国家同时取得成功，后来，列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即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成功。这个论断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革命成功，这就产生革命后有许多方面需要补课。苏联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后，生产关系改变了，但生产力是落后的，社会制度是先进的，但人们的思想意识是落后的，如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技术十分落后，要花很大力气去改变它。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夺取政权是质变、是飞跃，但革命成功以后还要走很长的路。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等，一定会有变化。绝对不能用简单公式去套一切。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哪些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此，目前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比较混乱。我认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同实践中出现的几种模式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自苏联十月革命以来，至今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大体有以下几种模式：
第一，即斯大林逝世以前的苏联。东欧各国、包括南斯拉夫解放初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即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这段时期取得了伟大成绩，但也有些根本性的问题值得研究。
第二，即1950年以后的南斯拉夫。由于种种主观原因，南斯拉夫最先解放思想，敢于触及禁区，摸索了一条社会主义自治道路，实行了近30年，日益见效，但也还有些问题要研究。
第三，即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作了一系列理论概括，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及一系列试图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左”的经济文化政策措施等，包括1966年以来开展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这一整套反修防修的理论体系也已实践了20年，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需要认真总结、研究。
第四，即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苏联。在这期间搞的经济改革，也要做具体分析研究。说它复辟资本主义，根据不足，理论上也有不少矛盾。赫鲁晓夫搞经济改革时提出的问题是：过去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今后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过去关心生产单位和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不够，今后要给企业一定自主权，要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要搞经济核算制度，等等。前几年，我们批苏修，有时不尊重事实，强做文章，说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经济基础是国家垄断主义，等等。我们在理论上一直没有说清楚。在方法论上，不是把原则作为研究的结果，而是作为出发点，先有大前提、大结论，然后照事实和例子去论证，往往牵强附会。
（此文系1979年7月分别在浙江省宣传系统干部读书会、高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