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又说：“尊敬体贴自己的长辈，进而推及到别人的长辈；关心爱护自己的孩子，进而也关心呵护别人的孩子。这样一来，治理天下就可以得心应手了。《诗经》上说：‘给自己的妻子做榜样，推广到兄弟，进而治理好家室宗国。’这也就是说，把这样的用心推广到其他方面罢了。所以，如果广施恩泽就足以安抚天下，不施恩泽，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不能保护好。古代的圣人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善于将他们所做的善行推广普及罢了。如今您的的恩泽能够泽被禽兽，而老百姓却得不到什么好处，这又是为什么呢？称一称，然后才能知道轻重；量一量，然后才知道长短。万物都是这样，人心更是如此。请大王您好好想想吧！或者说，大王您要兴师动众，使将士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与别的诸侯国结下深仇大恨，这样您心里才痛快吗？”
宣王说：“不，我怎么会以此为快事呢？我想借此来实现我最高的理想。”
孟子问：“大王可以把自己的最高理想说给我听听吗？”
宣王笑了笑，没有明言。
孟子问：“是因为肥美甘甜的食物不够吃吗？轻软温暖的衣服不够穿吗？还是缤纷艳丽的色彩不能满足观赏呢？美妙的音乐不够耳朵聆听？伺候您的仆从宠臣不够用吗？这些，大王的臣子都可以充分满足您，您难道就是为了这些吗？”
宣王说：“不，我不是为这些。”
孟子说：“那样的话，您的最大理想便很清楚了，就是想扩张领土，使秦国楚国臣服，君临中国进而安抚四周的外族啊。不过，以您的所作所为去追求实现您的理想，就好像是爬上树去捉鱼一样。”
宣王说：“有这么严重吗？”
孟子说：“恐怕比这还严重哩。到树上去捉鱼，虽然捉不到鱼，却不会有什么后患；凭您的所作所为，去追求您很想得到的东西，要是尽心竭力地去做，必然会留下灾祸在后头。”
宣王问：“您能说给我听听吗？”
孟子说：“邹国跟楚国打仗，大王认为谁会取胜呢？”
宣王说：“楚国胜。”
孟子说：“是这样，小国必定打不过大国，人数少的本来就不能抵挡人数多的，势力弱的本来就不可以抵挡势力强的。现在，在天下千里见方的土地一共有九块，齐国的土地凑起来也不过只占九分之一。拿九分之一的地方去征服九分之八的地方，这跟邹国和楚国打仗又有什么区别呢？您为何不回到根本问题上去求得解决的办法呢？现在若大王推行仁政，使得天下做官的人都想到大王的朝廷里做事，农民都想到大王的田野里耕作，商人都想到大王的市场上做生意，天下行人旅客都想从齐国经过，各国痛恨他们国君的人都想跑来向您诉说。如果情况是这样，谁能阻挡大王统一天下？”
宣王说：“我头脑糊涂，不能达到您说的这种境界。希望先生帮助我实现大志，明明白白地教导我。我虽然不聪明，也愿意试一试。”
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却有坚定的信念，只有士人才能做到。至于一般的黎民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随之也就没有坚定的信念。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就会胡作非为，坏事做绝。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就用刑法惩罚他们，这就像是安下法网引诱百姓往里钻。哪有仁爱之人做了国君却用这种坑害百姓的方法来治理国家的呢？所以说，贤明的君主所规定的百姓产业的大小程度，应该是必须使他对上足以赡养父母长辈，对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年景好时，一年到头都能吃饱，年景不好时，也不至于因饥饿而死。做到这一点后，督促他们向善弃恶，百姓也就乐于听从了。
“可是现在所规定的百姓的产业，对上不足以赡养父母长辈，对下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年景好时，一年到头辛苦劳动勉强能维持温饱，年景不好时，则难免因饥饿而死亡。这样的话，老百姓连维持生计都怕做不到，哪有闲功夫去学习礼仪呢？
“大王您想推行仁政，那么为何不从根本上做起呢？五亩大小的宅院，种植桑树，五十岁的人就能穿上丝制棉袄了。鸡、猪和狗一类家畜的养殖，不要错过它们的繁殖时节，七十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拥有百亩之大的田地，不要干扰他们的生产，八口之家就可以不再饿肚子了。认真办好学校，反复地向年轻人宣讲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观念，头发花白的老人也就不会肩背身扛地赶路了。老人穿丝袄，吃鱼肉，百姓不再挨冻受饿，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做到天下归附，是绝对不会有的事情。”
【述评】
仁治的魅力
齐桓晋文之事其实是历史政治文化中常常被津津乐道的焦点，是具有王霸理想的君主行事的榜样。在政治混乱的战国时期，齐宣王也想能够像齐桓公和晋文公一样称霸诸侯，志向不可谓不远大，但是当他向孟子请教时却遇到了委婉的拒绝。难道真是像孟子说的那样，自己孤陋寡闻不知他们的王霸事迹吗？当然不是，孟子只不过是想借机宣传自己的王道理念。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充满着智慧，是《孟子》一书中精彩的一章，它较全面地阐发了孟子关于王道的政治思想。
齐宣王和孟子的对话，一开始就涉及对霸道和王道的关注。霸道，即是力量的体现，用暴力使人们不得不臣服；王道，即施行仁政，用仁爱去感化民众。两者的结果看似相同，但在实施的过程中有着诸多的差异。
王道和霸道的政治形式在周朝的历史执其首尾两端。殷商末年，纣王无道，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当时，商的属国周迅速崛起。据《史纪·周本纪》记载，周文王在商朝受封于周，被称为西伯。他继承古公亶父的法度，施行仁政，敬老爱幼，礼贤下士，团结族人，巩固内部。同时重视农业生产，体察百姓稼穑的艰难，注重解决鳏寡孤独者的衣食问题。这一系列的修为赢得了民众的拥护，仁政所导致的王道图景开始出现，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人民乐于为王前驱，这些在《诗经·灵台》中多有歌颂。后来在周武王的领导下，周军与商军决战于牧野，以5万击溃20万敌人，迫使纣王自焚而死。周朝的胜利，是王道的胜利。
周朝自平王于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后，被称为东周。东迁后，周王室的实力严重削弱，政治地位急剧下降，从“天下共主”到名存实亡，权力掌握在诸侯国手中，周朝其实已经分崩离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所谓王道盛世不复存在，代之而兴的是诸侯逐鹿、大国争霸的混乱局面，霸道由此而产生。
在孟子的眼里，西周政治是“王道”，以仁德服人；东周以后王道不存，但是王道观念仍在人心，霸主以力服人，同时打仁政旗号，假借仁义之名，所以能聚合诸侯形成霸政局面，此之为“霸道”，用孟子的说法就是“以力假仁者霸”。霸道更多时候是指君主凭借威势，利用权术、刑赏进行统治的方法。自古以来，霸道与王道常常是君主并用的互补的统治手段。孟子认为，霸道是“以力假仁”，所以推崇王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大多雄心勃勃地追求“莅中国而抚四夷”的霸主理想的实现，当然齐宣王也不例外。对外连年征战，对内严苛施政，盘剥百姓，使人民多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孟子提出了“保民而王”的王道理念。这一理念是奠定在“发政施仁”的基础之上的。所谓的“发政”，就是要改革政治，改变现实中不合理的现状；所谓“施仁”，就是施行仁政，实现王道理想。
孟子就“王道”的理念提出了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保民”是“发政”的目的，“制民之产”是“保民”的基本原则。孟子认为，对于人民要有一定的保护措施，不能一味地压榨；应该“制民之产”，使得人民有自己的土地；应该“省刑法，薄赋敛”，减轻群众负担，使人民得到温饱。这样，人民才可能对政治势力保持亲近。在此基础上，“申之以孝悌之义”，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和思想水平，从而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第二，推恩是君主“施仁”的心理条件，是“施仁”的起点。孟子从齐宣王不忍杀牛祭钟这一事件引发开去，认为领导者要推广自己的恩德，由小及大，由己及人，最终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社会。孟子的结论是“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第三，仁心是君主“施仁”的心理基础，是“施仁”的保证。孟子认为君主必须具有忍让之心，这样才可能实行仁政，他提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孟子在这里对君主“发政施仁”的各种条件因素作了全面的论述，并对理想的王道图景作了具体的描绘：“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一图景在《孟子》当中多次出现，里面生活恬静安宁，道德风尚良好，俨然一派和谐的小农经济的优美图画。
仁政爱民的王道政治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纵观历史，如果统治者能够体贴民众，为他们着想，就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就会兴旺发达。这是仁爱思想在施政中的体现，也是仁爱思想所要达到的目的。为政不仁，必然会遭受唾弃甚至覆灭。从《过秦论》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秦国拥有险要的地势，成功的政策，最终实现了霸道，统一了中国。然而，强盛一时的秦朝却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就灭亡了，为什么？因为秦人把自己的民众当做敌人看待，“堕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以弱其民。”“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最终的结局，是二世而亡。作者将秦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看来，以仁义为核心的王道和以武力为核心的霸道对统治所带来的后果是可以想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