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
珐琅器的制作实际是珐琅工艺与金属工艺的复合工艺。其工艺过程是先把石英、瓷土、长石、硼砂及一些金属矿物原料粉碎，制成珐琅粉，并加以熔炼，然后涂饰于金属胎上，最后焙烧冷却。有的还需要磨光或镀金。珐琅器既有金属的坚固性，又有玻璃的光滑性、耐蚀性，既实用又美观。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珐琅器，是藏于日本正仓院的唐代银胎金掐丝珐琅镜。但此后三四百年未见其它珐琅器。元代晚期，中国珐琅器已淡化了阿拉伯文化因素的影响，日益民族化。
珐琅器根据制作方法可分为掐丝珐琅、錾胎珐琅（即内填珐琅）、画珐琅等。以胎地种类分，珐琅器一般可分金胎珐琅、铜胎珐琅、瓷胎珐琅、玻璃胎珐琅、紫砂胎珐琅等。其中，铜胎珐琅因为铜料与表面珐琅容易结合，且铜料价格相对容易接受，最为流行。中国著名的传统工艺景泰蓝，其学名就是铜胎掐丝珐琅，因明代景泰年间（1450—1456）制作最精，釉料又多为蓝色而得名。景泰蓝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制胎、掐丝、烧焊、点蓝、烧蓝、磨光、镀金。点蓝时，根据装饰需求，用小铁铲（俗称蓝枪）或玻璃管将各色釉料填在图案轮廓里，先点地，后点花，最后一次点蓝，加上亮白。点蓝和烧蓝反复进行，点一次烧一次，精品景泰蓝需反复三次以上。
由于清廷的大力提倡和扶植，清代珐琅器工艺在元、明两代的基础上发展迅速。康熙年间，清内廷设立了珐琅厂，烧造掐丝珐琅、錾胎珐琅，随后试制画珐琅获得成功。画珐琅器体小巧，釉色浓厚，类似早期的粉彩。瓷胎珐琅（即珐琅彩瓷），是在瓷胎上绘制的画珐琅，是瓷器与画珐琅工艺的完美结合。乾隆时期，画珐琅工艺十分繁荣，主要产地有内廷和广州。内廷画珐琅图案工整，画工精细，格调高雅，多用明黄色，皇家气息浓厚；广州画珐琅线条奔放，构图繁密，多用欧式大卷叶装饰，由从西方输入的珐琅釉料绘制而成，釉色鲜艳明快。此时，出现了结合珐琅、玉石、水晶、玛瑙、瓷等与绘画、书法艺术而成的鼻烟壶，样式众多，制作精致，还出现了欧洲妇婴或西式阁楼等西方题材，为前朝所未见。
竹木牙角器
竹刻
竹刻又称竹雕，是在竹制的器物上雕刻多种装饰图案或文字，或用竹根雕刻而成的各种陈设摆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竹制品的国家，现存较早的竹刻实物是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彩漆竹勺。该竹勺以龙纹和编辫纹为饰，并采用浮雕、透雕两种技法，制作精美，十分珍贵。
明代中期以后，竹刻发展成为一种专门艺术。最开始，仅是少数文化水平较高的艺人致力于竹刻。由于竹材价低易得，或父子相传，或师徒相授，或私自仿效，从事此种雕刻的人逐渐增加，形成竹刻专业，并有大量作品传世。竹节雕是竹刻中的代表品种，传世较多。其工艺是先将竹节制成臂搁、笔筒、香筒、茶叶筒等器物，然后在上面作深浅浮雕或镂空雕等雕刻，最终获得精美绝伦的艺术效果。明清的许多竹刻名家都兼工书画，以竹的青皮作为图纸，以书画艺术充实竹刻的题材、技法，从而使竹刻具有书画笔墨的神韵。
明嘉靖（1522—1566）之后，竹刻工艺发展迅速，竹刻名家纷纷涌现，但大部分竹刻高士都集中在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和金陵（今江苏南京）一带。嘉定派竹刻以擅长诗文书画的朱鹤、朱缨、朱稚征祖孙三人最为著名，人称“嘉定三朱”，他们以深刻和透雕见长，形成了“高、深、透”的风格。其创始人朱鹤，善书画，通古篆，常将笔法运用于刀法之中，推动了高浮雕竹刻技法的发展。金陵派竹刻的创始人是濮澄，其工艺以浅刻、简刻为主要特征，虽雕镂不深，却层次不减；擅长利用盘根错节的竹根，随形施刻，自然成器。金陵派还擅长竹雕书法，作品富有浓郁的文人气息。
竹刻的工艺主要有留青、贴黄、圆雕、镶嵌。
留青始于唐代，即保留竹子青色的表皮作为图案，刮去图案之外的表皮露出淡黄色的竹肌作地。竹材干后，表皮由青转淡黄，此后变化不大，但是竹肌则由淡黄而深黄，由深黄而红紫，色泽逐渐深沉而终似琥珀，经常抚玩则光滑如脂，温润如玉。随着时间推移，表皮和竹肌的色泽差异越来越显著，图案亦日益清晰。
竹黄即竹子浅黄色的内皮，色泽光润，类似象牙，又有“文竹”、“反黄”、“翻黄”之称。贴黄工艺以大型的南竹为材料，将新鲜的竹黄片经水煮、晾干、压平等工序后，贴于各种形状的器物表面。器物通常以木做胎，色泽与竹黄近似、质地细腻的黄杨木是做胎的上等原料。由于装饰纹样的需要，有的还要贴两至三层竹黄，使各种纹饰达到衔接紧密、宛若天成的效果。贴黄工艺盛行于清代，清中期以来，江苏嘉定、浙江黄岩、湖南邵阳、四川江安、福建上杭均以制作贴黄著称。
圆雕则多取竹根为材，根据竹的自然形状进行构思和设计，略施雕镂，使之成为或巧妙或古朴或精致的陈设品。工艺最有名的要数清代嘉定地区的竹刻世家封氏家族。他们继承了朱氏刻竹中的圆雕技艺，以竹根为原料，摹仿现实写生，所作器物以造型新奇、神采奕奕著称。
为了增加竹木雕的层次感，可采用镶嵌工艺，将质地、色泽不同的材料通过镶嵌形成图案，还可把玉、石、竹、木、骨等多种材料镶嵌在一件作品上，形成“百宝嵌”。
木雕
中国木雕大致可分为建筑雕刻、家具雕刻、陈设工艺品雕刻三大类。木雕作为陈设、把玩的工艺品，始于宋代。在文人的介入与推崇下，把玩之风逐步兴起，及至明清两代，进入鼎盛时期。陈设工艺品是木雕工艺中的一个传统品类，可陈列、摆设于橱、窗、台、几、案、架之上。木雕还可用于装饰各种家具和其他工艺品如玉器、景泰蓝、瓷器等。
木雕遍布大江南北，最著名的有浙江东阳木雕、广东金漆木雕、福建龙眼木雕和徽州木雕。
浙江东阳素以“雕花之乡”著称，东阳木雕大约始于唐代，发展于宋代，盛于明、清两代。东阳木雕保留了木质的原有色泽和纹理，并精细打磨，具有圆滑细腻、精美光润的特征。浮雕是东阳木雕工艺的精华，画面深度在2-5毫米之间，以刻线的力度来体现物体的主体感。东阳浮雕图案讲求“满地雕刻”，即在器物表面雕满纹饰，既密不露地，又充满立体感，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金漆木雕是广东潮州地区的特产，又称“潮州木雕”，因其表面贴金而得名。金漆木雕最初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建筑装饰艺术，后受地方艺术特色的影响，成为一种木雕流派。潮州当地特意配置的一种漆，不仅可使金箔黏附于木上，还可起到防潮、防腐的作用。潮州木雕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以前，清代是其发展的鼎盛期，技法由单层镂空发展为多层镂空，构图也由“实实相映”发展为“虚实相生”，画面由此具有了远近、大小对比强烈的艺术效果。
福建龙眼木雕以福外为中心，由建筑、家具装饰和寺庙神像的雕刻发展而来，成熟于明末竹雕壶清初。龙眼木主要产于闽南地区，质地略脆，纹理细密，色赭红。老龙眼木的树干尤其是根部，奇形怪状，是雕塑的良材。因此，树根雕刻是福州木雕的独特品种。当地木雕艺人因势度形，斧劈刀凿，将根部及其折痕疤节雕成各类人物、鸟兽形象，造型生动夸张，结构优美合理。福州木雕磨光、上漆后能呈现出古朴的铜黄或桔柚黄色泽，且永不褪色。
徽州木雕取材广泛，松、杉、樟、楠、白果等亚硬或软木材料皆可。徽州木雕虽不重材质，却追求题材内容、雕刻工艺和构图线条的完美，这在它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明清时期，徽州木雕以建筑、家具装饰为主，以精美的大面积雕画著称。雕画的题材内容，大多是男耕女织、渔樵耕读，还有一些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古典小说等，寄托着人们美好的理想与追求，也体现了主人的身份地位和文化品位。
牙雕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就已经采用兽骨、兽牙、兽角等制成器物，与石器、木器、陶器并用。牙骨雕的重点材料是象牙，它纹理细密不规则，表面滑润如玉，而且硬度适中，是一种优良的天然雕刻材料。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兽面纹嵌松石象牙杯，可谓殷商牙雕的代表作。
牙雕工艺水平在宋代得到突飞猛进，其标志是由宋代皇家工艺品作坊文思院所作的透雕象牙套球“鬼工球”，球的表面刻镂有各式浮雕花纹，球内由大小数层空心球连续套成，每一层球里外都镂刻精美繁复的纹饰，玲珑空透。
明清时期，随着竹、木雕刻艺术的高度发展，象牙雕刻也得到普遍发展。加上中国与南亚、非洲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象牙原料被引进，牙雕工艺在明清进入了鼎盛时期。
明代，牙雕工艺以北京、扬州、广州为中心，并得到官方、民间艺人、文人雅士的多方参与，发展迅速。牙雕和其他竹、木、金、石等小型雕刻器物一起，成为珍玩、清供的陈设品。当时象牙、犀角雕刻和竹木、金石雕刻并没有严格分工，许多工艺家能够得心应手地加工各种质地的材料，例如明代的鲍天成、濮仲谦，清代的尤通、尚均等都是雕刻的多面手，由此，明清牙雕更多地吸收了其它雕刻技法的长处。清代的象牙雕刻有南北两派。南派又分江南与广东两大流派，江南派奇峭清新、气韵生动，广东派则以纤细精美为特征。北派牙雕以北京为代表，作品风格古朴典雅，常见局部加彩。
除了单线阴刻、圆雕、浮雕、微雕等雕刻艺术中的常见技法外，中国牙雕还有镂空透雕、劈丝编织、镶嵌茜色三种较为独特的工艺。
镂空透雕工艺最具代表性的，出神入化的镂空透雕象牙套球，可多至四、五十层，是中国特有的国粹。劈丝编织是利用象牙纹理细致、韧性好的特点，将象牙劈分成宽窄薄厚均匀的细薄片（称“牙丝”），再用这些牙丝精工编织成牙席、丝编宫扇、花篮、灯罩等工艺品。因为象牙只有在温润的环境中才易抽丝编织，所以劈丝编织成为地处亚热带、热带的广东派牙雕的独特技艺。镶嵌和茜色本非牙雕工艺的首创，但经牙雕艺人的融合创新，成为牙雕的特色工艺。镶嵌工艺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在雕刻好的象牙雕刻品的外壁上镶嵌色彩艳丽的其他物质；另一种是将牙片和其他如宝石、彩石等色泽鲜艳的物质一道镶嵌在设计好的图案上。茜色即染色，它既能改善单调的色彩，也可遮蔽牙、角自身的色彩缺陷。镶嵌和茜色工艺增强了牙雕制品的装饰效果，使之更加靓丽多姿、异彩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