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过去半个世纪了，可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之谜。看来，这一悬案还要由其他知情者提供进一步的情况，方能有望解开。
戴高乐曾是盟军的暗杀对象吗
1970年11月12日，来自世界各国的63位当时在任的和已离任的国家元首和国家领导人云集巴黎，凭吊法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曾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的夏尔·戴高乐，一位两次从危机中挽救了法国，并将法国引向一条独立自主之路的伟大的政治家。
戴高乐从一名普通的下级军官而跃升至法国最高统治者，他的个性和统治的历史可以用下面几个词来加以概括，那就是：无畏、尊严、爱国、顽强、独立、稳定。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所作所为，令他的敌人深感。头疼，暗杀他的阴谋屡见不鲜，但他都奇迹般地化险为夷了。而他在二战中的一次遇险，竟成为留给后世的未解之谜。
那还是在1943年的4月21日，戴高乐作为流亡在英国的自由法国政府首脑，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发生激烈的冲突几周后，他抵达距伦敦不远的海顿机场，准备飞往英格兰，视察自由法国的海军部队。这次出行，戴高乐将乘坐他的私人飞机一架4引擎的威灵顿轰炸机。这架飞机一直受他本人调度而由英国负责保管。
海顿机场的跑道很短，尽头还有一道大堤。飞行员驾机从这儿起飞需要十分小心，必须先将引擎加速到极限，然后刹住轮子，再用起降控制器将机身升高，接着才可以放开刹闸让飞机离开跑道，如同火箭点火后冲出火箭筒一样。该机的驾驶员是皇家空军的彼德·鲁特上尉，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鲁特上尉像往常一样，按照正常的路线，朝着跑道顶端驶去，突然，机尾垂了下来，他急忙操纵起降控制器，可是，起降控制器失灵了，他无法调整好飞机，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鲁特机智果断地停住了飞机，避免了一场机毁人亡的惨祸。再一看飞机，已经要冲出跑道，离堤防不远了。
这之后，英国方面给戴高乐换了一架轻巧的飞机，仍由鲁特驾驶，将他送到了格拉斯哥。由于戴高乐对英国人有怀疑，所以他返回伦敦的时候，乘坐的是火车。他认为谨慎胜过蛮勇。
事后，在事故现场，机械师们检查了戴高乐这架威灵顿式轰炸机，发现飞机的起降控制杆断了。经过实验室检查，受损的关键部位的金属杆被用浓硫酸腐蚀切断。
英国权威机构通知鲁特上尉说，这是一起德国间谍搞的破坏事件。但是，这个解释不能令人相信。因为在战争的早期和随后的过程中，英国情报机构已经逮捕了几乎所有在英的纳粹间谍，并且通过“投诚”的敌方间谍提供的情报，随时逮捕后来的新间谍。退一步说，即使有纳粹间谍在英国，由于海顿机场保护严密，他们也根本不可能接近戴高乐这架座机。更不要说在飞机的关键部位泼上硫酸竟能不被人发现了。
事实上，英国情报机构对追查间谍的行动并不热心，当然这起重大的谋杀案使许多人感到吃惊，然而戴高乐似乎不感到意外。一个月后，他曾对同事说，他再也不相信英国人和美国人了。从那以后，他宣布，他将以同德国和苏联的关系为基础确定自己的政策。看起来，戴高乐好像确实知道是谁想谋杀他。那么，戴高乐的判断是由何而来呢？我们不妨看看事件发生前后的背景。
1904年中期，德国军队仅仅用了6个星期就击溃了曾经非常自负的法国军队。6月14日巴黎失陷，雷诺政府垮台。6月17日，已堕落成为失败主义者的贝当元帅接替雷诺组阁，向德国乞降。在此危急存亡之际，时任雷诺政府国防和陆军部次长的戴高乐，决定走上造反、流亡和抵抗的道路，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协助下，他秘密离开法国到了英国。可是，他自此以后就成了令英国和美国人头痛的一个人了。戴高乐也非常厌恶英国人和美国人，他认为英国一直都是法国的敌人，他还把法国军队丢脸的失败责任推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身上。他在抵达英国之后，立即宣布成立以他本人为首脑的自由法国政府，并用自己的无线电广播电台和自己的报纸，不断批评英国人和美国人。
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戴高乐非常恼火，他认为戴高乐的行为对盟国反对纳粹德国的战争造成了损害。所以，在戴高乐遇险前几周两人面对面的冲突中，丘吉尔对戴高乐说，英国人并不认为法国人是战争中不可缺少的。丘吉尔曾告诉美国总统罗斯福，不能再信任戴高乐了。1943年6月17日，罗斯福写信给丘吉尔说：“我绝对相信（戴高乐）损害了我们的反战努力，他对我们的努力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威胁。”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起谋杀案的前因后果，只是无人去破解、无人去追究罢了；或许是二战后，英、美、法等国作为战胜者的一方，都握手言和了罢。
戴高乐突然失踪36小时之谜
有人说，在整个法兰西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只有两个。一个是拿破仑，另一个就是他——叱咤风云几十年的戴高乐。他生于法国南部城市里尔，中学毕业后考入圣西尔军校成为一名军人，一名出色的指挥官。是他，在二战中发动“自由法国运动”，率领法国人走出战争阴影，二战后也是他为了法兰西利益对美苏等强国不屈不挠地抗争，领导人民建设法兰西共和国并着手建立欧盟以抵抗美国。他用一串串坚实的足迹为自己、为法兰西织就了一顶美丽的桂冠，也留给人们无数神秘的话题。
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却在1968年5月29日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整整36个小时，当时总理蓬皮杜在即将召开内阁会议之前，发现总统不知去向，一时间他乱了阵脚：总统去了哪里？他又在玩什么游戏？
事情要从1968年震撼全法国的“五月风暴”说起。1958年12月，戴高乐当选法国总统后，在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周旋于美、英、苏之间，使法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但是国人对他的对内政策的不满却与日俱增，首先是对处置叛徒苏斯戴尔的方法不满，认为戴高乐冷酷专制；其次是对经济改革不满；另外学生们对陈腐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管理体制也极为不满，一场风暴在暗暗酝酿。1967年11月，位于巴黎郊区农泰尔文学和人文科学学院的学生首先发难，要求改革考试制度，参加学校管理。后来，学生组织的议题渐渐涉及政治问题。农泰尔学院不仅不考虑学生提出的正当要求，反而在政府支持下暗中掌握领头学生名单，并出动警方人员加强戒备，激化了同学生的矛盾。学生们纷纷上街游行，阴谋家乘机拉拢学生加入极端主义组织。1968年5月2日，巴黎大学停课。3日，巴黎警察以抓捕恐怖分子为由冲进巴黎大学，逮捕了大量青年学生，当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被塞进囚车时，人们愤怒了。于是在拉丁区，阴谋家带领一群人撬起铺路石，警察上前去制止，双方拉拉扯扯，有人抄起石头将警察砸得血流满面，引发了冲突，汽车被烧毁，铺路石被掘起，学生与警察展开了激烈搏斗。5月6日，在另两个区也发生了骚乱，学生攻占大楼，筑起街垒，与警方展开巷战。在这两场骚乱中，共有600多人受伤，400多名学生被捕。
发生骚乱以来，戴高乐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以使自己跟“事件”保持一定距离，给自己留有活动余地。军校出身的他对学生没有什么好感。7日凌晨，当他得知骚乱后，表示“坚决不允许在大学中有暴乱分子存在，更不允许出现街头暴力，要坚决予以制止！”但是，暴力行为禁而难止，事态正在扩大。5月10日晚8点，约一万名示威者到关押青年学生的桑秦监狱，要求立刻释放学生。两个小时后，他们占领了街头，与警察开街对垒，一时间街头火光冲天，催泪瓦斯的烟雾弥漫，汽车爆炸声此起彼伏。11日清晨，沉睡中的戴高乐被下属叫醒，告知此事。有人建议他释放被捕学生，与学生和解，他毫不妥协，询问哪些军队可以调用。11日上午，原本不支持学生的工会决定于5月13日实行总罢工。戴高乐有些坐立不稳了。
就在当天下午7时15分，总理蓬皮杜结束自2日以来对伊朗和阿富汗的国事访问，回到巴黎。他曾是戴高乐的办公厅主任，深得戴高乐赏识，1961年11月被任命为总理。初时，他将需要处理的所有问题都向戴高乐汇报，慢慢地，羽翼丰满的他不再满足于“被人提拔”了。就在他飞抵巴黎的当晚5点，他便主持了内阁会议，满怀自信地说出自己的主张：从5月15日开始，开放大学并复课，释放被捕学生。这与戴高乐以前的主张大相径庭。晚10点10分，蓬皮杜发表了电视讲话，向全国宣布了上述决走。他的口气表明，他在处理国家事务中的权威和独立自主性越来越大了，俯首听命于戴高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从此，两人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蓬皮杜的和解讲话并未能阻止5月13日的大罢工，游行示威群众高喊要戴高乐下台的口号。5月14日以后，所有大城市的工潮、学潮风起云涌，交通中断，生产停滞。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5月23日，戴高乐主持内阁会议，宣布本人今后要负责重大的和实质性的问题，让蓬皮杜只处理“日常生活问题”。5月24日，他开始发表电视讲话，指出“我们的社会必须改革”。并宣布于6月份举行有关国家改革的公民投票。如果得到通过，他将使法国重新活跃起来，若多数人不同意，他就只好辞职。在内心里，戴高乐寄希望于全民公决。但是人们并没有买他的账，觉得他的改革方案总是老一套，从未找到贯彻落实的途径和办法。许多人听过讲话后便大声嘲弄，“算了吧，戴高乐”。这使戴高乐十分沮丧。而蓬皮杜却正在同总工会达成妥协的协议，这几天他的形象占据了各种新闻媒体的主要版面，俨然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人物。蓬皮杜有些得意了，以为自己控制住了局势，但是想不到的是，到了基层公司，协议却遭到否定。于是，人们认为蓬皮杜政府不是有效的对话者，一些急功近利的反对派开始大肆攻击，意图“改朝换代”。
早在5月初，戴高乐就对蓬皮杜扼制危机不力而不满了。在这上下混乱的时刻，戴高乐开始行动了。5月29日9点15分，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接到戴高乐指不：原定10时举行的内阁会议，改在第二天下午3时举行，戴高乐将同夫人到科隆贝的乡下去休息一天。秘书长将这消息通知了蓬皮杜，把他弄个措手不及，他急了，不知总统在想什么干什么。更让他吃惊的是，午饭之后，特里科满脸苍白地跑进来报告：总统失踪了，他根本就没到科隆贝去！蓬皮杜目瞪口呆：总统失踪了？就在这危机四起的时刻他到底去哪儿了呢？
巴黎顿时谣言四起，有人说戴高乐精神失常了，有人认为他是胆怯，找了个地方政治避难，也有人怀疑他到东德或捷克斯洛伐克去会见柯西金……
事实上，戴高乐去了巴登。那是驻德法军马絮的驻军地，从5月初他就开始关注起军队在这场风暴中的重要性。他的当师长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不断向他汇报军队的动态，5月29日上午10时30分，德布瓦西厄来汇报，陆军对风潮开始反感和不安。戴高乐想弄清马絮的态度，这是1958年坚决支持他上台的冷酷无情的英雄。于是他与夫人假称去乡下休息，乘飞机到了巴登。“假如现在爱丽舍宫遭到暴乱分子的进攻，你能马上调回军队吗？”戴高乐问。他得到了满意的回答，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1968年6月30日，消失了三十六个小时的戴高乐春风满面，满怀自信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与前段时间的疲惫、沮丧相比，简直像换了个人，在下午3时召开的内阁会议上，他宣布将解散议会，举行大选。30日下午，他又发表了电视讲话。他的这一举动使正准备替代他的蓬皮杜又气又恼。戴高乐的讲话发生了神奇的效力。持续一个月的动乱得到了平息，戴派人士信心十足地组织集会、游行，支持戴高乐竞选总统。在1968年12月19日全民选举中，戴高乐获得多数选票，蝉联了总统。这次胜利不能不归功于5月29日的“失踪”。
圣雄甘地遇刺之谜
1948年1月30日下午5点10分，印度圣雄甘地在别人的扶持下走向通往晚祷会场的草坪。就在甘地即将走向平台的一刹那，一个信徒模样的人跑到甘地而前，先向甘地鞠躬行礼，说了一声：“圣父，你好！”然后猛然从口袋里掏出手枪，顶住甘地的胸口连开几枪。甘地身穿的洁白衣服立刻被殷红的鲜血染红。他双手合十，似乎想迈出最后一步，口中喃喃念到“神啊——”然后徐徐倒地。这位终身提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宗教领袖就这样结束了1942年，圣雄甘地被英国当局逮捕。他那伟大而不平凡的一生。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于1869年10月2日生于印度西部的波尔班达尔城，属吠舍种姓。从祖父开始，甘地家族一直担任当地小土邦的帝万（首相）。他生性腼腆，不善言辞。中学毕业后，他赴英国留学，经过奋发苦读，获得了律师资格。1891年他结束学业，回到了印度，做了律师，但并不很顺利。1893年，他接受朋友的建议，到了南非继续他的律师职业生涯，直到1915年。在此期间，他深切地感受到种族主义的危害，下定决心要与种族歧视进行斗争。
1915年，甘地回到祖国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他发展了自己在南非时就已形成的“非暴力抵抗”思想，对殖民政府展开“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了抗议英国殖民统治者屠杀阿姆利则城千余名印度人民的暴行，甘地带头绝食。为了吸引印度广大农民参与民族运动，他赤裸着上身，腰间围一块土布，每天亲自纺纱织布半个小时。他的行动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和支持，人们奉他为“圣雄”。为了抗议“食盐专卖法”，61岁的甘地身体力行，竟带领79位门徒步行400公里，亲往海边举行宗教洗礼仪式。
1947年的加尔各答，在极端分子的挑拨下，信仰不同宗教的教徒之间发生冲突，为了拯救成千上万个无辜者免于死亡，78岁的甘地对外发表声明，决定从9月4日起开始绝食，一直到动乱结束。甘地绝食的消息几小时就传遍了加尔各答城。人们纷纷前往甘地的居所海达利公馆探问甘地的健康状况，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起在暴行肆虐的贫民区游行，呼吁恢复秩序与平静，9月2日中午，27名市区的极端分子到甘地面前承认了自己的罪恶活动。当晚，全城恢复平静。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的显要人物共同声明，保证阻止宗教仇恨再起。甘地不惜牺牲生命以捍卫和平的举动，终于阻止了加尔各答暴乱的蔓延。人们对他更加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