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明清风云人物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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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明朝前期(9)

正统六年,于谦上疏说:“现在河南、山西各自储存了数百万谷物。请于每年三月,令各府州县上报缺粮的贫困户,把谷物分发给他们。先给菽秫,再给黍麦,再次给稻。等秋收后还给官府,而年老有病和贫穷无力的,则免予偿还。州县吏员任满应该提升时,储存预备粮达不到指标的,不准离任。并命令监察官员经常稽查视察。”下诏令照此执行。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常因水涨冲缺堤岸。于谦令加厚防护堤,计里数设置亭,亭有亭长,负责督促修缮堤岸。又下令种树、打井,于是榆树夹道,路上没有干渴的行人。大同单独远在边塞之外,巡按山西的人难于前往,奏请另设御史管理。把镇守将领私自开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用以资助边防经费。他的威望恩德遍布于各地,在太行山的盗贼都逃跑或隐藏起来。在职九年,升任左侍郎,领二品官的棒禄。当初,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都是“三杨”主办的。但于谦每次进说商议国事时,都是空着口袋进去,那些有权势的人不能不感到失望。到了这时,“三杨”已经去世,太监王振掌权,正好有个姓名和于谦相似的御史,曾经顶撞过王振。于谦入朝,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通政使李锡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把他投到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关在狱中三个月。后来王振知道搞错了,把他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这样上言,于是再命于谦为巡抚。当时的山东、陕西流民到河南求食的,有二十余万人,于谦请求发放河南、怀庆两府积储的粟米救济。又奏请令布政使年富安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田、牛和种子,由里老监督管理。前后在任共十九年,他父母去世时,都让他回去办理丧事,不久便起用原职。

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秋天,也先大举进犯,王振挟持皇帝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极力劝谏,不听。邝埜跟随皇帝管理军队,留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待到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京师大为震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郕王监国,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侍讲徐(王呈)说星象有变化,应当迁都南京。于谦厉声说:“主张南迁的,该杀。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摇动则国家大计完了,难道没有看见宋朝南渡的情况吗!”郕王肯定了他的说法,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当时京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疲惫的士卒不到十万,人心震惊惶恐,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心。于谦请郕王调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马上开赴京师,依然策划部署,人心稍为安定。于谦立即被升为兵部尚书。郕王暂代皇帝出朝,廷臣们请求将王振灭门九族。而王振的党羽叫马顺的,便出来斥责言官。于是给事中王囗在明廷上打马顺,大家都跟着他。朝上秩序大乱,卫卒声势汹汹。郕王害怕得要起来走开,于谦推开众人走上前去扶住郕王不要起来,而且告诉郕王宣谕说:“马顺等有罪该死,不予追究。”大家才安定下来。于谦的袍袖因此全部撕裂。退出左腋门,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在倚赖你呢,今天虽然一百个工直又有什么作用!”当时,上下的人都依赖重视于谦,于谦亦毅然把国家的安危视为自己的责任。

请命出兵

当初,大臣担忧国家没有君主,太子年幼,敌寇将至,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郕王一再害怕地推辞。于谦大声说:“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郕王于是受命。九月,郕王即帝位为景帝,于谦进去回答问话,情绪激昂地哭着说:“敌寇得意,留住了皇上。必然轻视中国,长驱南下。请命令各边境的守臣竭力防守遏制。京营士兵的器械快要用完了,需要马上分道招募民兵,令工部制造器械盔甲。派遣都督孙镗、卫颖、张辄、张仪、雷通分兵据守九门重要的地方,军队驻扎在外城的外面。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囗亦参与这些事,迁徙外城附近的居民进入城内。储存在通州的粮食,令官军自己去支领,用装足的米作为代价,不把粮食留给敌人。文臣像轩倪这样的人,应该用为巡抚。武臣像石亨、杨洪、柳博这样的,应该用为将帅。至于军队里面的事情,我自己承担,没有成效就判我的罪。”对他的意见,皇帝全都认真地接纳了。

十月,敕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而也先挟持着上皇(英宗)攻破紫荆关直入,进窥京师。石亨建议收兵固守使敌兵劳累衰竭。于谦不同意,说:“为什么向他示弱,使敌人更加轻视我。”马上分别调遣诸将带领二十二万兵士,在九门外摆开阵势:都督陶瑾在安定门,广宁伯刘安东直门,武进伯朱瑛朝阳门,都督刘聚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阜成门,都指挥李端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崇文门,都指挥汤芦宣城门,而于谦自己和石亨率领副总兵范广、武兴在德胜门外列阵,抵挡也先。把兵部的事交给了侍郎吴宁,把各城门全部关闭,自己亲自督战。下令: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道必定要死战,都听命令。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北面抵挡敌人,俘虏了一个头目。皇帝高兴,令于谦选精兵聚集在教场,以便调动;再命太监兴安、李永昌同于谦一起管理军务。当时,也先部队深入,以为早晚就可以攻下京城,及至见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有些丧气。叛变了的宦官喜宁教唆也先邀明朝大臣迎接上皇,索取黄金和丝织品以万万计;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氵荧等出城谈判。皇帝不准许。也先更加沮丧。庚申,也先部队窥伺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在空屋里设下埋伏,派几个骑兵引诱敌人。敌人用一万骑兵逼近,副总兵范广发射火药武器,伏兵一齐起来迎击。也先的弟弟孛罗,平彰卯那孩被炮打死,也先部队转移到西直门,都督孙镗抵御他,石亨亦分了部分兵力来到,敌寇撤退。副总兵武兴在彰义门攻打敌军,和都督王敬一起挫败了也先的前锋。敌军正要退却,而几百个骑着马的宦官想争功,冲马争着向前。阵脚乱了,武兴被乱发的箭射死。寇兵赶到土城,居民爬以屋顶,呼喊着用砖石投掷敌人,喧声震天。王囗和福寿的援兵赶到,敌军于是撤退。相持了五天,也先的邀请没人理他,作战又失利,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又听说各地勤工的部队马上要开到,恐怕截断了他的归路,于是拥着上皇由良乡向西去。于谦调各将领追击,到居庸关才回来。评功,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于谦说:“四郊多保垒,是卿大夫的耻辱,怎么敢求取赏赐功劳呢!”坚决推辞,皇帝不准。于是增兵守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等府州,请求用大臣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

景泰元年三月,总兵朱谦奏称敌兵三万围攻万全,敕令范广担任总兵官抵御他:不久,敌寇退,于谦请求即驻兵居庸关,敌寇来则出关剿杀,敌寇退则回京师驻守。大同参将许贵奏北面有三个人到镇上,想朝廷派使者讲和。于谦说:“以前派指挥季锋、岳谦前往讲和,而也先跟着入寇。接着派通政王复、少卿赵荣,见不到上皇就回来了。显然,不能依靠和谈。况者我和他的仇不共戴天,从道理上来说也绝不可以讲和。万一和了他要满足无穷无尽的要求,答应则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不答应又会发生变乱,这形势也不能讲和。许贵是武臣,而这样恐惧畏缩,怎能敌汽同仇,按法律该处死。”发出文书严厉谴责他。从此边境的将领人人都主张坚守作战,没有敢说讲和的。

当初,也先诸多要挟,都是由喜宁策划的。于谦秘密下令镇守大同的将领抓了喜宁,把他杀了。又给王伟想办法,让他引诱杀了间谍田小儿。而且利用间谍实行离间,请求特别释放了忠勇伯把台家,答应封给爵位,让他从中想办法。也先开始有放回上皇的意思,派使者来联系,京师的戒备才稍稍放松了一点。于谦上言:“南京重地,需要有人加以安抚稳定。中原有很多流民,假如遇上荒年,互相呼应聚集成群,这是很值得担心的。请敕令内外守备和各处巡抚用心整顿,防患于未然,召回派往内地召募发兵的文武官员和镇守中宫。”

到了八月,上皇被留在北方已经一年。也先见中国没有什么事端,更想讲和,使者接连前来,提出把上皇送回。大臣王直等商议派使者前往迎接,皇帝不高兴地说:“朕本来不想登大位,当时是被推上来的。”于谦从容地说:“帝位已经定了,不会再有更改,只是从情理上应该赶快把他接回来罢了。万一他真有什么阴谋,我就有话说了。”皇帝看看他便改变了面色说:“听你的、听你的。”先后派遣了李实、杨善前往。终于把上皇接了回来,这是于谦的功劳。上皇已经回来,瓦刺请求朝贡。先前贡使不过百人,正统十三年增加到三千余人,对给予的赏赐总不满足,便入侵。“现在又派三千人来朝,于谦请求列兵居庸关以备不测,在京师隆重陈兵,设宴招待。因此说到和议很难依靠,逐条进上安定边境的三个策略。请求敕令大同、宣府、永平、山海、辽东各路总兵官增修墙准备防御。京兵分别隶属于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虽然各设有总兵。但不相统一,请求选择精锐十五万人,分为十营团操,从此开始了团营的制度。这事记载在《明史·兵志》中。瓦刺入贡,常常携带以前掳去的人口来。于谦一定奏请酬劳使者,前后赎回了几百人。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领铁骑分四路大举南犯。年轻气盛的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幻想着像其曾祖父成祖朱棣那样数入漠北建立赫赫军功,所以不顾群臣劝阻,贸然亲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明朝数十万大军被蒙古军队一举击溃,英宗也成了也先的阶下囚,史称”土木之变“。土木之变,影响深远。它标志着明朝失去了对蒙古军事力量的优势,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保卫北京

土木之变,使得明朝面临的局势极其危险。英宗为也先俘获,明朝陷入了国无君主的窘境。同时,英宗成为也先手中的一个筹码,随时随地可以向明廷要挟索价。也先挟持英宗,乘土木新胜之余威,率众直趋北京,欲一鼓作气攻取明朝的京城。而数十万明军在土木堡一役土崩瓦解,北京守备空虚,形势岌岌可危。

当时北京城内人心惶惶,许多大户人家纷纷南逃。朝廷上下,群臣惊愕,束手无措。皇太后孙氏和英宗的皇后钱氏将宫中的财宝搜刮一番,用八匹健马驮赴也先大营,幻想能够以此换取英宗的自由之身。当然,这种妇人之见是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的。

正是在这种关乎国家存亡、民族安危的紧要关头,以于谦为代表的一批忠义大臣处变不惊,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彻底粉碎了也先的阴谋,稳定了大局。于谦此刻挺身而出,成为抵抗派的领军人物。他果断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第一,禁南迁之议。面对也先军队直扑北京的严峻形势,是战是守,大臣们的意见存在很大的分歧。侍讲徐珵善于星象之数,托言星象有变,朝廷应当南迁。对此,于谦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坚决反对南迁。他厉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监国郕王朱祁钰支持于谦的看法。由此,南迁之议才被废弃,守卫北京之策乃定。

于谦言南迁者可斩也,绝非耸人听闻,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正确建议。试想,明朝虽实行南北两京之制,南京为陪都,但是一旦南迁,则北京势必不保,长江以北将不为明廷所有。有史为鉴,当年宋朝徽、钦二帝被俘,宋高宗赵构逃至江南而失国土大半,只能偏安一隅。如果真的接受了徐珵的主张,恐怕中国历史就要重演南宋偏安的一幕。

第二,除王振余党。宦官王振可以说是导致土木之变的直接责任人。正是他不顾众议,策动英宗亲征。在行军过程中,他又想邀帝幸其家乡,后又考虑到大军会践踏家乡的庄稼,就改道宣府,由此延误了时机,明军被围于土木堡。土木堡乏水,不能久据。被围数日后,王振传令移营,而瓦剌军队四面围攻,明军大乱,伤亡惨重,王振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振虽死,但是朝中同党犹在。宦官专权始于王振。明初朱元璋曾于宫内立铁券,禁宦官干政。建文帝控制宦官也很严。正因为如此,在靖难之役中多有内宦逃至朱棣军中,密告朝中虚实。朱棣登基后,宦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不再只任内廷打扫事务。王振本来是个读书人,于永乐朝入宫。因为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很快就崭露头角,后来掌司礼监,成为“内相”。英宗对他很是尊重,不呼其名而称之为“先生”,对他言听计从。因此,朝中许多人都投靠到他的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