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曾作过如此评价：
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1]
对于中国漫长的历史而言，1921年7月23日至31日，确实是不平常的一周。这一周使“中国改换了方向”，是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
虽说那15位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在离开李公馆那张大餐桌之后人生的轨迹各不相同，有人成钢，有人成渣。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在90多年间，从最初的50多个党员发展到今日拥有8000多万党员。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党，也是世界第一大党。在苏联解体之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数，占世界共产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
如今，每十几个中国人中，差不多就有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成年人而言，则每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位中共党员！
90多年间，中国共产党确实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发展到今日燎原之势。这清楚地表明，90多年前在上海法租界李公馆所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虽只有15个人出席，却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迄今，中国共产党已召开过18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初的“频率”差不多每年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从中国共产党“六大”之后，间隔了17年，才开中国共产党“七大”。然后，又间隔11年，才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大”。再隔13个年头，召开中国共产党“九大”。此后，转为正常的“频率”，即5年左右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18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外，还有两次会议，其意义不亚于甚至超过全国代表大会，那便是：
1935年的遵义会议；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就总体和宏观而言，在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之前，中国共产党还是幼稚的、不成熟的党。
大致来说，在1927年前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主要是发生陈独秀的右倾；此后反了右倾，却转为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王明的“左”倾，直至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舵手，才正确把握了航向。只是，在毛泽东晚年曾航向偏“左”，到了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扭转过来。
以下用粗线条描述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程，权且作为本书的尾声：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选出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当时党员50多人。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二大”在上海召开。选出陈独秀为中央书记，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五人为中央委员。当时党员195人。会议确定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召开。出席代表30余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的问题。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五人组成中共中央局，推选陈独秀为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这次会议加快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步伐。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四大”在上海召开。选出陈独秀为总书记，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当时党员994人。会议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和教训，为迎接革命新高潮作了准备。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五大”在武汉召开。这时形势急转直下。会上，有38位代表发言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仍选出陈独秀为总书记，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蔡和森、李立三、苏兆征、张太雷、李维汉、谭平山、张国焘等39人为中央委员。这时党员已猛增到5.79万人，已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三个多月后，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改为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选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得以克服，但“左”倾思潮又由此开始抬头。
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处境困难，中国共产党“六大”不得不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
此时党员减至4万多人。会议继续批判了陈独秀右倾错误，又批判了瞿秋白“左”倾错误。
由于过分强调党员的工人成分，会议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三年后被捕叛变），选举向忠发、苏兆征、周恩来、项英、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七人为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李立三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而且兼任中央农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居领导地位。
1930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会议。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此时登峰造极。
三个月后，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结束了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批判了李立三“左”倾错误。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
又过了三个多月——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权落在王明手中。王明比李立三更“左”。
1931年9月下旬，中国共产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推选博古（秦邦宪）主持。博古、王明继续“左”倾。
在陈独秀之后，短短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频繁地撤换领袖，从瞿秋白到向忠发到李立三到王明到博古，一连换了五人。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找到自己成熟的领袖，历史无情地把那些不成熟者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上淘汰下去。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上批评了博古的“左”的错误，撤销了博古、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华，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会议还改组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行军途中，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负责红军军事指挥。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1938年9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此后不久，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张闻天主持开幕式，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自此，中国共产党中央明确了以毛泽东为首。
1943年3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书记处。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这时中国共产党已拥有120万名党员。中国共产党“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头一回规模盛大的代表大会。大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显示了“毛、刘、朱、周”体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有了第一代成熟的领袖和稳定、团结的核心。“七大”为中国共产党夺得全国胜利作了准备。
中国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大”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作第二个五年计划报告。此时中国共产党党员跃增至1073万名。
“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大会还着重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
此后，1958年5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从此，林彪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地位日益重要。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文革”高潮中，中国共产党“九大”在京召开，毛泽东主持大会。林彪作政治报告，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会破天荒地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载入党章。此时中国共产党党员约为2200万名。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十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十大”重申“九大”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是正确的，但开展了对林彪集团的批判。此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发展为2800万名。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张春桥、董必武。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增选邓小平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同意李德生辞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之职。
1976年4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和《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这时，历史到了急转弯的时刻。1976年10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举行紧急会议，揭发、批判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从此结束了十年“文革”。会议通过《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定》，提请十届三中全会予以追认。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作政治报告，主旨是批判“四人帮”，号召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叶剑英作修改党章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这时，中国共产党拥有3500万名党员。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由主席、副主席组成。
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被誉为拨乱反正的历史性会议。会议着重批判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华国锋继续坚持“左”的做法而提出的方针），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坚决平反冤假错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