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绕道欧洲的目的，是听说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希望一晤托洛茨基。刘仁静先来到德国，得知托洛茨基准确的地址，便来到土耳其，在一个小岛上终于找到托洛茨基。
“中国是一张很重要的牌！”托洛茨基用俄语跟他交谈，“我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
在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每天上午花半天时间跟刘仁静交谈，有时，下午也交谈。他们一起划船、散步。
刘仁静在那个小岛上度过了十几天，从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实的门徒。
1929年8月，刘仁静坐海轮回到上海。
同为“托派”的郑超麟这么回忆：
刘仁静回国，住在上海法租界一个公寓，我和尹宽[1]两人去看他，他公然以反对派立场同我们说话，也同拥护中央[2]的人说话。他告诉我们，昨日恽代英来看他，他向代英批评党的官僚化。仁静又告诉我们，他此次经过君士坦丁堡，见过“老托”。我同仁静约好时间，在我家里会见陈独秀。
刘仁静虽然一回国便与陈独秀以及中国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但是，他又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傲，处处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钦差大臣”自居，以至在托派之中也弄得相当孤立。他先是加入托派“十月社”，不久，被“十月社”赶出去。他孤家寡人，竟一个人办起一个刊物《明天》来！
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在托派中，也单枪匹马。1930年，他与陆慎之结婚。
不久，他在坐火车时被人认出是刘仁静，国民党警察逮捕了他，关进苏州反省院，在那里待了三年。这期间，他写了《资本改良刍议》等文章，发表在反省院的刊物上。
后来，他的舅舅出了钱，总算把他保出来。这时，托派组织把他开除了。他找陈独秀，陈独秀不见他。
这样，中国共产党不理他，连托派也不理他，他便倒向了国民党和三青团。他在国民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尤其是1948年，他还发表反共文章《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已经走得很远。
上海解放后，刘仁静审时度势，自知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便给上海市军管会写信，要求处理。
不久，他来到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要他写一份材料，承认错误。刘少奇找他谈话，要他好好认识错误，并表示在他认错之后会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让他能够生活下去。
这样，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刘仁静的声明》：
我于1921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至1927年，在当时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及活动，1937年因意见不同又为托派开除，但托派思想的残余仍支配着我很久，使我不能认识路线之正确。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我更清楚地认识我过去政治思想的真面目，即是说我过去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一个门什维克[3]，而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由于我的脱离群众，不肯服从党的纪律和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地和党对立……
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谨此声明。
与刘仁静声明同时刊出的，还有《李季的声明》。李季是在1921年初夏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后来亦成为托派。
《人民日报》为刘仁静和李季的声明，加了“编者按”，其中涉及刘仁静的，照当时原文摘录于下：
刘仁静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革命失败后即叛变了革命，1929年曾到土耳其去拜访已经公开叛变革命而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国后进行托派的组织活动。虽然他自称在1937年已被托派开除，但从那个时期直至1949年止他一直都在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处，第10战区政治部，及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干第4团”担任职务。抗日战争结束后，曾为上海的特务造谣刊物《民主与统一》担任写作与编辑；1948年，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和伪国防部工作，写作诽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文字，一直到南京解放……
刘仁静和李季现在表示他们开始认识了自己过去的反革命罪恶。但是第一，他们的这种表示还不是诚恳坦白的，特别是刘仁静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把它们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第二，无论他们说得怎样，他们是否确实有所悔悟，仍然有待于他们的行动的证明。
刘仁静改名刘亦宇，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给苏联专家当翻译，还参加土改。
后来，为发挥他的一技之长，他被调往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署名“刘若水译”。
在肃托运动中，刘仁静受到过批判，一度得了精神病。
在“文革”中，刘仁静被捕，从1966年关押至1978年。最初关押在秦城监狱。这消息传进毛泽东的耳朵，毛泽东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于是，刘仁静就从秦城狱中释放。不过，有关部门不敢把他放回家，怕红卫兵会成天斗他。于是，在别的监狱里找了间房子，让他单独住，可以看书、看报，每月可以进北京城一趟，进城时给他专门派车，由专人陪送。
刘仁静夫妇合影
后来，竟把刘仁静调到少年犯管教所里看管果树！
1978年，刘仁静获得人身自由，回到家中。这时，他已76岁，垂垂老矣。不过，他的身板还硬朗，与妻子、儿子一起生活，安度平静的晚年。
1979年之后，刘仁静成了唯一健在的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许多党史研究者不断来访，给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几分工作的欢乐。不过，回首往事，他常常恍若隔世。
1981年“七一”前夕，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中国新闻社记者走访刘仁静，特地发了专稿《访问刘仁静》。文中记述了刘仁静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回忆之后，也写了他如何参加托派活动。这篇文章在结尾处写道：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如梦初醒，抛弃反动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从1951年到现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
刘仁静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刘仁静的专访见报以后，来访者更多了。
1986年底，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这时，他虽然已84岁，身体还相当不错。
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在1987年8月5日清晨降临。
照例，那天清晨5点钟，他持剑下楼。他住的宿舍大楼紧靠马路边，他每日清早都持剑横穿马路，去到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操场舞剑，真可谓“闻鸡起舞”。
头发已经稀疏、灰白的他那天穿着白府绸衬衫，衣袋里放着北京师范大学出入证。
清早行人稀少，公共汽车的行驶速度很快。刘仁静横穿马路时，一辆22路公共汽车飞快驶来。说时迟，那时快，刘仁静一下子被撞倒了，顿时颅骨碎裂，当场死去。
一位邻居认得他，急急拦车，直送不远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62医院抢救。
喧闹声惊醒了刘仁静的儿子和妻子，从窗口朝下一看，明白了发生什么事，匆匆奔下楼，奔往医院。
一到医院，刘仁静已经咽气，打了强心针，也毫无效果。这样，刘仁静的生命终止在85岁。
人民出版社和国务院参事室为刘仁静开了追悼会，但会上没有悼词。
《人民日报》为刘仁静去世刊发了简短的消息。
刘仁静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他属局级干部，安放在骨灰盒架子最下面的一层。
[1]也是“托派”。
[2]指中国共产党中央。
[3]即孟什维克。
终于找到尼科尔斯基的照片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共“一大”15位出席者之中，唯有尼科尔斯基的照片一直空缺。因此，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只挂着中共“一大”14位出席者的照片，没有尼科尔斯基的照片。
随着苏联的解体，寻找尼科尔斯基照片的工作在俄罗斯中断了好多年……
2007年6月29日，从上海传出令人兴奋的消息：尼科尔斯基的照片找到了！
这消息怎么会从上海传出呢？
原来，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列克赛·布亚科夫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要求面晤馆长倪兴祥先生。他给倪兴祥馆长带来了企盼多年的尼科尔斯基的照片！
布亚科夫教授是怎么找到尼科尔斯基的照片的呢？他告诉倪兴祥馆长，他曾在2006年来过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见到中共“一大”的15位出席者唯缺尼科尔斯基的照片，决心填补这一空白。
布亚科夫教授在回到俄罗斯之后，向尼科尔斯基工作过的几个边疆地区的档案馆致函查询，均无收获。布亚科夫教授又向鄂木斯克州档案馆问讯。两个月后，他欣喜地收到鄂木斯克州档案馆的回函，寄来一张光盘，内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尼科尔斯基的人事档案封面，另一张是贴有尼科尔斯基照片的履历表。这样，布亚科夫教授终于找到了尼科尔斯基的照片。更准确地说，是找到了尼科尔斯基在20世纪30年代的照片。
鄂木斯克州档案馆还告诉布亚科夫教授，该馆还收藏有尼科尔斯基的几十页文字资料，他的本名与化名均有明确记录，在他的自传中还披露自己曾经去过上海工作。
在布亚科夫教授的热情帮助下，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终于有了第15位中共“一大”出席者的照片。
当然，这张新发现的尼科尔斯基的照片略有遗憾，因为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展出的中共“一大”出席者照片，大都是20世纪20年代的照片，即尽量是1921年前后的照片。
喜讯接连不断。2007年8月，从蒙古国打来电话，学者达西达瓦也找到了尼科尔斯基的照片。
蒙古国的学者，怎么会关注起尼科尔斯基呢？
那是在2001年，蒙古国人民党的一位负责人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参观，注意到尼科尔斯基的照片空缺。在回国之后，请蒙古国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学者达西达瓦关注这一问题。
2005年，达西达瓦到中国呼和浩特出席学术会议时，又听到中国同行说起这一个问题。
于是，达西达瓦在2006年的4月、9月、10月多次前往俄罗斯，在跟尼科尔斯基生平相关的几家档案馆、博物馆细细查找，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据此，达西达瓦写出了尼科尔斯基的年谱：
新发现的尼科尔斯基照片
1889年2月10日生于贝加尔湖巴尔古斯区。
1916～1917年在西伯利亚第16步兵预备团当列兵。
1920年4月转入红军。
1921年起成为俄共（布）党员。
1921年在俄共（布）远东区书记处工作。远东区书记处机构内设领导委员会，设中国处、朝鲜处、日本处等四个分支机构。尼科尔斯基在中国处工作。
1921年6月间，他代表远东国际间谍处、远东国际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这三个机构来到中国，来中国时使用的名字为尼科尔斯基。同年7月23日，代表共产国际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会议上讲话。
1922～1925年在远东边区全权代表处间谍科工作，曾在满洲里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1925年后在远东边区工作，曾任远东边区领导委员会外事处处长。
1933～1935年在远东边区内务部管理处工作。
1935～1937年为原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领导委员会第七处全权代表，曾到中国从事过地下工作。
1938年2月在哈巴罗夫斯克，尼科尔斯基以“间谍罪”被捕，同年9月21日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
1956年11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为尼科尔斯基平反昭雪。
达西达瓦所写的尼科尔斯基的年谱，可以说是关于尼科尔斯基生平最准确、最详尽的考证。其中特别是尼科尔斯基被枪决的日期，不是1943年，而是1938年。达西达瓦所考证的尼科尔斯基的生卒时间，精确到日，即1889年2月10日出生，1938年9月21日去世。
另外，达西达瓦的朋友拉·博·库尔斯利用工作便利，在鄂木斯克州档案馆里，发现了尼氏的两张照片。
2007年9月12日，达西达瓦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向倪兴祥馆长赠送了两张珍贵的尼科尔斯基照片。倪兴祥馆长一眼就看出，其中一张跟俄罗斯布亚科夫教授提供的尼科尔斯基照片一样，另一张则是新发现的，而这张照片是尼科尔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的照片，更为接近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年份——1921年。于是，这张照片被放大，悬挂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
就这样，经过中国、荷兰、俄罗斯、蒙古学者的共同努力，终于破解了尼科尔斯基之谜；中共“一大”15位出席者，终于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大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