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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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成立(3)

陈公博呢?他带着新婚太太李励庄住在大东旅社,本来是可以去嘉兴开会的,但他却没有去嘉兴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闭幕会。

陈公博未去嘉兴,有三种可能性:

叶永烈采访王会悟

或许因为他单独住在大东旅社,又带着女眷,夜已深,而翌晨出发又早,无法通知他。

或许因为考虑到他和李汉俊曾受过法国巡捕的审问,已经引起警方注意,不便去。

陈公博自己则说,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使他再度受惊,决定不去嘉兴……

大东旅社发生凶杀案

真是多事的夏夜。

等包惠僧走出李公馆,过了一会儿,陈公博也起身向李汉俊告辞。

李汉俊把他从前门送出,闩紧,回身又锁上后门,进屋之后,连忙找出一些文件,在小天井里焚烧。

陈公博出了李公馆,从望志路拐入贝勒路,转弯时回头扫了一眼,见有一个黑影相随,便知来者不善。

他走得快,黑影跟得快;他走得慢,黑影跟得慢。不言而喻,密探想探清楚他究竟住在哪里。

他不敢径直回大东旅社。这时不过晚上10点多,他步入霞飞路一爿灯光通明的大商店,一边佯装观看商品,一边思索着脱身之计。

他忽地想起去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广州路过上海时曾到大世界游玩,知道那里即使入夜,也很热闹,人多的地方,最容易甩掉跟踪者。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身后的盯梢者,也喊了一辆黄包车尾随。

当陈公博在大世界下车,“尾巴”也在那里跳下车。

陈公博以悠闲的步子进入书场,走入戏场。当他来到屋顶的露天电影场,走入那幽暗而人头攒动的地方时突然加快了步伐,顿时消失在黑压压的人群中。

陈公博从另一个门下楼,赶紧又叫了一辆黄包车,朝北驶去。他从车上回头望着,没有发现跟踪的车子,才松了一口气。

他在南京路下了车,等黄包车离去之后急急闪进英华街,来到那挂着“天下之大,居亚之东”对联的大东旅社,乘电梯来到四楼。

穿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为他打开41号房间的房门。灯一亮,他的太太醒来了。他关紧了房门,用力擦拭出了一身的大汗。他悄声叫妻子李励庄把皮箱打开,取出了几份文件,然后倒掉痰盂里的水,把文件放在痰盂中烧掉。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把刚才惊险的经历讲给李励庄听……

洗完澡,汗水仍在不断地溢出。酷暑之中,那大铜床上像蒸笼似的,陈公博索性把席子抽出来睡在地板上。

下半夜,那积聚在天空的乌云终于结束了沉默、僵持的局面,雷声大作,电光闪闪,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凉风习习,陈公博总算得以安眠。

然而,清晨突然发生的一桩命案,把陈公博夫妇吓得魂不附体,睡意全消。

陈公博在他当年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如此记述: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41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42号发生。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利悲惨的呼叫……

像这样一起凶杀案,发生在市中心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

上海报纸报道了这一社会新闻:

翌日(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便刊登报道《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在第14版刊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8月2日,《新闻报》刊载文章《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

就连在上海用英文印行的《字林周报》(创刊于1864年7月1日),也在8月6日发表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

综合当时的这些报道及陈公博的回忆,案情如下:

7月29日,星期五,一对青年男女来到大东旅社,在四楼开了一个房间。

男的叫瞿松林,在一个英国医生那里当侍役。女的叫孔阿琴,是一家缫丝厂的女工,22岁。

这个瞿松林过去因私用客账,曾坐牢四个月。这次趁英国医生去青岛避暑,便偷了他的一支手枪,和孔阿琴上大东旅社开房间。瞿松林在旅馆“循环簿”上写了假名字“张伯生”,职业写成“商人”。

两个人不知为什么不能结婚,相约同死。这样,在7月31日清晨5时,瞿松林用三二式手枪朝孔阿琴射击。一枪未死,又用毛巾勒死了她。他本想与她同死,后来却下不了决心。

上午,瞿松林只身外出,意欲他往,茶房因他未付房租,向他索钱。他说他的妻子还在房里,不会少你房租的。说罢,扬长而去。

到了下午7时光景,那房间仍紧闭房门。茶房生疑,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大吃一惊,见那青年女子倒在地板上,鲜血满地,已死。

经警方查验,孔阿琴左臂、大腿被枪弹击伤,并有一毛巾缠在脖颈。

地板上扔着一支三二式手枪和几粒子弹。

桌子上,有瞿松林所写的五封信,说自己要与孔阿琴同死云云……

在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上海,像大东旅社这样的凶杀案,三天两头发生,原本不足为奇。

然而,此案过去几十年,却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浓厚兴趣。最早查考此案的便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远在太平洋彼岸,他从英文的《字林周报》上查阅那篇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他所关心的不是案件本身,却是案件所发生的时间——因为它是一个时间坐标,确定了案件发生的时间,便可确定法国巡捕骚扰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的时间,以便大致推定开幕的时间。

《字林周报》的报道明明白白的写道:大东旅社凶杀案发生在“7月31日”。

此后,李俊臣所发现的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也明确地写道:“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一声很尖厉的枪声……”

接着,为了考证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会期,邵维正也查阅了当时上海各报,都一致表明,此案在7月31日发生。

另外,在陈公博1924年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也有一句:法国警察突然出现在李公馆,是“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

7月30日正是周末——星期六!

由此,历史学家们准确地推定了法国巡捕闯入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场的日子是7月30日!

陈公博在一夜之间两次受惊,不敢在上海久留。虽然他清楚听见枪声,却没告诉茶房,生怕警方在侦查此案时会要他充当证人。他并不怕当证人,只是在作证时,警方势必会盘问他姓名、从何处来、来此何干之类,万一把他与李公馆联系起来,那就麻烦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大东旅社的总经理郭标,是陈公博的同乡。“广东人和广东人总容易说话”,他跟郭总经理打了个招呼,把行李暂且寄存在大东旅社,便带着太太李励庄到杭州散心去了……

匆匆转移嘉兴南湖

7月31日早上7时35分,一列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朝西南进发。

在各节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只是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他们之中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何叔衡是否去了,尚是一个待解之谜。据有的当事人回忆,何叔衡提前回长沙了。

比起三天前,这趟车算是空的。三天前(7月28日),正值阴历六月二十四日,是南湖的“荷花生日”,四面八方的人赶去庆贺,湖里的船也骤然猛增。那天夜里,湖里举行灯会,波光灯影,美不胜收。

不过,比起平日来,这趟车里去南湖的游客稍多一些。因为这天是星期日,上海方向早去晚归的游客自然比往常增加。

那时的快车,其速度只相当于今日的慢车。小贩们在车上叫卖酱油瓜子、豆腐干、五香豆,旅客们慢条斯理地咀嚼零食,打发着时光。

王会悟小姐紧挨着李达。她今日显得格外兴奋——她是“领队”兼“导游”。她小巧的手提包一直不离身,包里放着这次去南湖的活动经费。

嘉兴是座古城,秦朝时称由拳县。到了三国时,这儿属吴国,设置嘉兴县。嘉兴在大运河之侧,又是沪杭铁路的中间点,也就兴旺发达起来。

南湖是嘉兴胜景,游嘉兴者差不多都是为了游南湖。

南湖与大运河相连,古称陆渭池,雅称鸳鸯湖——因为南湖分东、西两部分,形状如同两鸟交颈,便得了鸳鸯湖之名。

比起杭州西湖来,嘉兴南湖显得小巧而精致。湖面不大,当年虚称八百亩,如今经航空摄影精确测定,南湖水面面积为624亩。它是一个平原湖,放眼望去,湖的四周镶着一圈依依垂柳。

南湖之妙,妙在湖中心有一个小岛,岛上亭台楼阁掩隐在绿树丛中。

南湖原本一片泽国,并无湖心岛。那是在明朝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嘉兴知府赵瀛修浚城河,把挖出的泥用船运至湖心,堆成了一个人工小岛。

本来在南湖之滨,矗立着一座设计独具匠心的南国风格的楼。登楼眺望南湖,在春雨霏霏的日子里,四处烟雨茫茫,得名“烟雨楼”。那是公元940年前后五代后晋时,吴越国国王钱镠第四子广陵王钱元璙所建。

赵瀛在南湖堆出一个人工岛之后,翌年,便把烟雨楼拆移到岛上。这样,光秃秃的小岛上冒出一座飞红流翠的烟雨楼,又栽上银杏、垂柳,顿时美若仙境。

万历十年(1582年),嘉兴知府龚勉又下令在烟雨楼侧建造亭榭,南面拓台曰“钓鳌矶”,北面筑池曰“鱼乐国”。如此这般,南湖如同锦上添花,姿色益增。

南湖名声大震,是在清朝那位“旅游皇帝”乾隆的光临之后。

乾隆爱南湖,尤爱湖心岛上的烟雨楼。他六游江南,曾八次登南湖烟雨楼,前后赋诗近二十首!这样,在湖心岛,四处可见到乾隆御笔:

春云欲泮旋蒙蒙,

百顷明湖一棹通。

回望还迷堤柳绿,

到来才辨榭梅红。

不殊图画倪黄境,

真是楼台烟雨中。

欲倩李牟携铁笛,

月明度曲水晶宫。

这位“旅游皇帝”甚至带走了烟雨楼的图纸,在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的青莲岛——仿建了一座烟雨楼。不过,乾隆再三叹息,承德的烟雨楼只是形似而已,登楼却不见烟亦不见雨!

打从乾隆御驾多次临幸,南湖声名鹊起,慕名前来游览者日众。尤其是清明前后,春雨潇潇,垂柳初绿,烟雨苍茫,南湖洋溢着朦胧之美。

南湖的另一盛事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冬,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路过嘉兴,各界人士万余人集结于车站欢迎。孙大总统下车后,来到兰溪会馆,发表了一小时演说,掌声雷动。演说毕,孙中山游南湖烟雨楼,在楼前留下一帧照片:穿一件毛皮大衣,雪白的衬衫领子,系着一根领带……

冒着黑烟的蒸汽火车头拖着一节节车厢,在沪杭线上行驶了将近三个小时,在上午10时25分停靠在嘉兴车站。

李达和王会悟下车后走在最前面,代表们三三两两跟随其后。

两层楼的嘉兴车站,看上去像幢办公楼。走出火车站的正门,王会悟并不直奔南湖,却领着众人朝嘉兴的“南京路”——张家弄(今已拓宽,改名勤俭路)——走去。

张家弄里有个热闹的处所,犹如上海的大世界,叫作寄园。寄园里有假山,有楼阁,唱戏的、变把戏的、说书的,齐聚一堂。那里有一座嘉兴最高级的旅馆,叫鸳湖旅馆,这名字来自南湖的别名——鸳鸯湖。

作者曾经多次来到南湖革命纪念馆采访。1993年8月24日,作者陪同中央电视台《毛泽东》摄制组来到南湖时,正值连日大雨,湖水猛涨,涉水才能登上“红船”

王会悟安顿代表们在鸳湖旅馆内开了房间,洗洗脸,吃个粽子,暂且歇息。先在那里开了房间,为的是担心当天会议不能结束,有个过夜的地方。

王会悟像个熟练的导游小姐,在办好代表们的住宿手续之后,便请鸳湖旅馆账房先生代订画舫。

画舫,是文人们对于大型游船的雅称,当地人叫它“丝网船”。

据说,南湖里本来没有画舫,只有小船。小船敞篷,坐三五个游人,如此而已。

“丝网船”也就是大型渔船,本是在太湖里拉网捕鱼的,收入一般。不知何年何月,有一艘丝网船沿南北大运河驶入南湖,在南湖里捕鱼。南湖湖小水浅,鱼不多。这艘船正想沿运河重返太湖,却被游人看中,搭船游湖。大船载客多,船上活动余地大,而且平稳。

阴差阳错,渔船“改行”,干起旅游船这角色,而且收入颇丰,比打鱼强多了。

消息传开,好多艘丝网船从太湖南下,进入南湖,“改行”成旅游船。船多了,彼此间为了招徕游客,展开了一番竞争:各船都纷纷向豪华型发展,船舱里铺上红漆地板,舱壁雕龙描凤,放上红木太师椅、八仙桌。设置精美的卧室,供抽大烟者、玩妓女者歇息。后舱砌上炉灶,供应茶水、热气腾腾的点心。

这么一来,办婚事丧事,包上一艘画舫,在湖里慢悠悠游上一天,酒席招待。

这么一来,找个戏子、歌女,吹拉弹唱,湖上优游,也是乐事。

这么一来,呼朋唤友,围坐在八仙桌四周,筑起方城,逍遥自在。

这么一来,寻花问柳,一艘画舫包几天几夜,尽兴而散,成了水上妓院。

这么一来,不光是外地游客雇船,本地人包船的更多。画舫已成变相旅游船,变出各种各样特殊的用途。

这么一来,画舫不再用带腥味的旧渔船改装,干脆定制专供旅游的新船。只是船的外形还是丝网船的模样,还是由那班建造丝网船的工匠们建造。

南湖水浅,尤其是岸边水浅,画舫无法靠岸。各画舫都附带一艘小船,往来于码头和画舫之间接客送客。为了博得游客青睐,小船往往由年轻俏丽女子驾驶,驾船者名唤“船娘”。倘用“现代名词”称呼,也就是“水上公关小姐”。

除了靠船娘在码头上拉客之外,画舫还在鸳湖旅馆账房设立了租船处。船主们心中明白,住得起鸳湖旅馆的,都是高等客人,自然也就有钱雇画舫。

“租双夹弄的!”王会悟小姐很内行,她对账房先生说出了租船的规格。

所谓“双夹弄”,是指船的中舱与后舱之间有两条过道,表明是大号船。

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的画舫上举行闭幕式,图为游船模型

“对不起,小姐。双夹弄的都在昨天被预订了,现在只有单夹弄的。”账房先生答道。

所谓“单夹弄”,是指船的中舱与后舱之间只有一条过道,表明是中号船。

“那就只好将就。”王会悟说,“另外,包一桌酒席,借两副麻将。”

听见“借两副麻将”,账房先生笑了一下。

王会悟给了他八个银元——四元半是中号画舫租费,三元是酒菜钱,余下是小费。

订好画舫,代表们在“导游小姐”王会悟的带领下,来到了湖边码头。

见到来了那么多客人,好几位“船娘”上前吆喝:“南湖去?坐我的船!坐我的船!”

“我们订好哉!”王会悟连连谢绝围上来的“船娘”。

代表们分批登上一艘小船。小船来回摆渡,把代表们送上一艘中号的画舫。

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

从船头穿过小巧的前舱,便来到宽敞的中舱。

这中舱虽然比李公馆的餐厅小一些,不过八仙桌四周一把把太师椅,坐上去还是宽敞的。

嘉兴南湖上的游船

舱里金碧辉煌,就连每一根柱子上都刻着金色盘龙。四壁,刻着金色的花卉、耕牛、人物、飞鸟。横匾上镌“湖光彩月”四字,两侧对联为“龙船祥云阳宝日,凤载梁树阴场月”。

碧绿的波光从窗口射进舱内,轻风吹拂,好一个清凉世界。

八仙桌上放着一套宜兴紫砂茶具。王会悟给代表们沏上龙井绿茶,然后哗的一声,把麻将牌倒在八仙桌上,代表们都会意地笑了。

她到后舱跟船老大打个招呼,递上一包香烟,船便缓缓在湖面上移动。接着,她走过中舱,来到前舱,透过舱门望着“风景”——倘有异常动向,随即报告中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