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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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成立(2)

在上文提到过的那个屋顶花园,张国焘向马林和尼科尔斯基讲述着讨论的意见,讲述着党纲和决议的初稿。马林听着、听着,当他听到那句“联合共产国际”,顿时双眉紧锁。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他认为应当不折不扣地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

马林要求出席大会,他要亲自向代表们说明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决议……

[1]李玉贞:《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尼科尔斯基》,《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7、8期合刊。

[2]《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7月30日,闷热的日子,即便坐在屋里一动不动,那汗还是不住地从毛孔中汩汩而出。

傍晚,彤云四涌,凉风骤袭,仿佛一场雷雨要从天而降。然而,俄顷风定云滞,一点雨也未落下来,显得益发热不可耐。

这些天,薛文淑上楼、下楼,常见到餐厅里坐满了人。餐厅的上半截为木条网格,所以上下楼梯时总能看到餐厅里的情形。只是李书城关照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她从不过问。

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

马林来了,尼科尔斯基也来了。

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突然大吐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晚上8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一个面孔陌生、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长褂”;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这便是留存在当时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偶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那里得知,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即于1990年8月9日前往薛寓拜访。

薛耕莘先生在介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时,谈及他的上司程子卿,回忆了这桩重要史实……

叶永烈于1990年8月9日前去拜访薛先生。薛先生当时已经八十有六。他是混血儿,父亲中国人,母亲英国人。1929年,他考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

据薛耕莘先生告知,1921年7月30日晚,那个不速之客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程子卿。

程子卿,字则周,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生于1885年,曾在镇江南门越城内何益顺米店当学徒,读过三年私塾。在米店里他经常两臂挟两个袋包,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程子卿虽不会讲法语,但因臂力过人,于1911年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黄金荣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后为督察长),程子卿被黄金荣看中,从巡捕升为探目以至探长,并曾经在上海钧培里黄金荣家长住。

从薛耕莘先生出示他当年穿警服时与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看出程子卿的身体确实相当壮实。

薛耕莘先生说,程子卿在20世纪30年代末曾与他谈及前往李公馆侦查中国共产党“一大”之事(当时只知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不知是中国共产党“一大”)。薛耕莘有个习惯,常把重要见闻记于自己的笔记本。当时,他曾记录了程子卿的谈话内容。解放后,薛耕莘被捕入狱,他的笔记本被收缴。倘从档案部门寻觅,当可查到那个笔记本,查到当年他笔录的原文。现在他虽已不能回忆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说首先闯入李公馆这一事,他记得很清楚。

后来经许洪新先生查证,薛耕莘先生解放后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一所劳改农场服刑时,曾于1968年6月1日亲笔写过一份关于程子卿的交代材料,上面还盖有他的指纹和农场军管小组的印章。该材料的第四条如下:

1921年中共在上海成立时,由他[1]向法当局报告,后由他车[2]法帝当局命令,禁止中共开成立大会(地址在上海萨坡赛路望志路口),不得已改在嘉兴开的。[3]

这清楚表明,早在1968年,薛耕莘先生就对程子卿闯入中共“一大”会场作了交代。只是他把贝勒路误记为萨坡赛路。尽管薛耕莘这一交代内容重要,可是在“文革”岁月,在内蒙古的劳改农场,没有谁会注意他提供的重要信息。

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与蒋介石有过交往,但也与宋庆龄有着联系,做过一些有益的事。这样,解放后经宋庆龄说明有关情况,程子卿未曾入狱,在家赋闲,依靠房租收入维持生活。1956年,他病故于上海……

居中者为程子卿,右为薛耕莘

在不速之客程子卿走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紧急疏散,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

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李汉俊是那里的主人,他自然不会走。他和陈公博在楼上书房里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神经过敏,还是真的有包打听在作祟。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

陈公博写的第一篇回忆文章,便是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之外,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国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了要遨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的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其余以下的话,都是用训诫和命令的形式……一直等他们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

法租界程子卿的警察证件上写着职务是“侦探督察长”

大约这一事件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三年之后,他在美国写《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也提及此事:

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许多议案尚在考虑和讨论中,这时法国警察突然出现了。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告,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所幸十个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险,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四个小时,但并未获得证据,警察这才退走……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收于《寒风集》)中,非常详尽地描述了这一事件。不过,内容基本上跟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差不多,只是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簿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他们)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48支烟卷全部吸光!

幸亏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的当机立断,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的一场大劫。

据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回忆:

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李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凌乱以外,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因为书城曾对我说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汉俊回来后我没有问,他也没有提这件事……[4]

[1]指程子卿。

[2]似应为“转”。

[3]许洪新:《中共“一大”会议中的突发事件》,《上海滩》2011年第7期。

[4]1989年9月11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薛文淑及李书城、薛文淑的女儿李小文。

子夜作出紧急决定

法国警察和密探们离去之后,陈公博因吸了一听香烟而未喝过一口茶而口干难熬,李汉俊吩咐廖师傅烧水沏茶。

陈公博才呷了几口清茶,忽地又闻楼梯响,陡地一惊,以为警察和密探杀了“回马枪”。

抬头一看,只见从楼梯上来一个人,正在探头探脑。此人非别人,却是包惠僧!

原来,在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之后,包惠僧和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也就穿小巷,走里弄,拐入老渔阳里,走进2号——当年陈独秀的住处,如今住着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

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异样动静,牵挂着李公馆里究竟如何,包惠僧便自告奋勇,前去看看。

“法国巡捕刚走。此非善地,你我还是赶快走吧!”陈公博简单地向包惠僧介绍了刚才惊险的一幕之后,对他说道。

于是,包惠僧先走。

李汉俊叮嘱道:“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

包惠僧点了点头,消失在夜幕之中。

他走出李公馆不远,正巧遇上一辆黄包车,便跳了上去说:“到三马路!”

三马路,即今汉口路。那时,称南京路为大马路,九江路为二马路,福州路为四马路,广东路为五马路,北海路为六马路。

包惠僧在三马路买了点东西,回头看看没有“尾巴”,便叫车夫拉到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然后,又东拐西弯,这才折入环龙路,付了车钱。待黄包车走远,包惠僧步入老渔阳里,来到了2号,李达给他开了门。当时已是午夜时分,李达家中还亮着灯光。屋子里,好多人聚在他家中,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包惠僧——因为渔阳里离李公馆并不远,而包惠僧竟一去多时未返,大家为他捏了一把汗!

包惠僧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果真是法国巡警出动,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觉。只是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离开了李公馆之后,怕甩不掉跟踪者,未敢到老渔阳里来,在上海城里兜了几个圈子,各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说道。

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因为他去年在西湖智果寺住了三个多星期,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他很熟悉那里,愿做向导,明日一早带领代表们奔赴那里。

周佛海原本因肚子大痛大泻未去李公馆,迷迷糊糊躺在博文女校楼上。将近午夜,忽听有人上楼,睁眼一看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从老渔阳里2号来的,想弄清博文女校的情况。

毛泽东轻声问他:“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

周佛海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经毛泽东一说,他才知李公馆遇到了麻烦。看看博文女校楼上的铺位全都空着,便知事态严重。

“走,我们一起到李达家去商量。”周佛海这时腹泻已好了些,便与毛泽东一起朝老渔阳里2号走去……

不约而同,大多数代表都聚集在了这里。

“我倒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听了周佛海的话,开口了。她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但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打从开始筹备会议,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这时,看到代表们聚集在她家,一副焦急的神态,她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也去过,那里确实很安静。”李达曾在王会悟陪同下游过南湖,对那里的印象不错。

“到嘉兴的火车多吗?”代表们问。

“很多。从上海开往南方的火车,都要路过嘉兴。”王会悟说,“我每一次回桐乡老家,都要在嘉兴下火车,很熟悉火车时刻表。最好是坐早上7点35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10点25分就可以到达嘉兴。另外,上午9时、10时,各有一趟慢车,不过到了嘉兴,就要中午以后了。另外,下午2点50分,还有一趟特快。坐这趟车的话,得在嘉兴过夜。”

经王会悟这“老土地”一说,代表们心中有数了。

“我看最好是坐上午7点35分这趟快车,当天来回。”李达说,“现在,我们的会议已经被法国巡捕注意,形势紧张,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

李达的意见,得到了代表们一致赞同。

考虑到马林、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

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