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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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聚首(5)

据谢觉哉日记所载,毛泽东和“何胡子”是1921年6月29日午后6时离开长沙,坐船到武汉,再转长江轮船,抵达上海的,时间大致上跟刘仁静差不多。

陈潭秋和留着小胡子的董必武一起在武汉登上长江轮船,顺着东流水,驶往上海。

王尽美和邓恩铭自从与张国焘作了一日谈之后,一起相约动身,登上南去的火车,前往上海。

不久,周佛海也登上海轮,从日本鹿儿岛前往上海。

姗姗来迟的是广州的代表。不论是马林、尼科尔斯基,还是上海的“二李”,都期望陈独秀前来上海。一封封信催,还发去几回电报,陈独秀仍然不来。

于是,包惠僧从广州坐了海船,于7月20日直抵上海。

陈公博没有和包惠僧同行,他最晚一个抵沪(周佛海何时抵沪,现无法查证。考虑到日本路途较远,他也可能晚于陈公博抵沪)——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李励庄,于7月14日启程,从广州到香港,登上邮轮,7月21日来到上海。

来了,来了,15位代表终于汇聚于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关于这15位代表,在“文革”中往往以“毛泽东等”一语代替。后来曾改成“毛泽东、董必武等”。尔后,又改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等”。如今,常见的提法是以城市为序,即:“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包惠僧,日本周佛海,共产国际马林、尼科尔斯基”。这样以城市为序的排名法,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再三斟酌而排定的。

另外,“中国共产党‘一大’15位代表”,往往被写成“中国共产党‘一大’15位出席者”。

“出席者”与“代表”之间,存在着概念的差异。原因在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引起争议——包惠僧是武汉小组的成员,而武汉已有董必武、陈潭秋两位代表;倘若说他是广州小组代表,而他当时是1921年5月由上海派往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的,不是广州小组成员。也有人以为,广州代表原本是陈独秀,而陈独秀来不了,指派包惠僧去,因此他是“陈独秀的代表”!为了避免争议,改成“中国共产党‘一大’15位出席者”,则比较周全——不论怎么说,包惠僧总是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是一位“出席者”!

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过去所依据的是毛泽东1969年在中国共产党“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12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

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由于毛泽东说出席中共“一大”只有12名代表,没有把包惠僧列为代表之一,因此中共党史界便依据毛泽东的话,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

细细追究起来,那“出席者”之说,最初也源于毛泽东。

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这么说及中共“一大”: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之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余的出席会议的人物中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12个人。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包惠僧列为中共“一大”的“出席者”。但是,可能当时毛泽东的回忆有误,把中共“一大”的出席者说成是“12个”。

长期以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他的话富有影响。中共党史研究者们依据毛泽东的话,长期以来这么说:中共“一大”的“代表”是12人,“出席者”是13人。其中是“出席者”但不是“代表”的是包惠僧(当然,这里没有把马林和尼科尔斯基计算在内)。

随着尼科尔斯基照片的发现,中共“一大”15位出席者的照片终于“大团圆”

其实,包惠僧的身份,算是广州小组代表也可以。因为他是由广州小组推选、由陈独秀提名的。也有人主张包惠僧可以算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

不论怎么说,如今包惠僧的代表身份日益得到确认。“13人代表”之说,已经日渐被中共党史界所接受。

除了这13人代表得以普遍确认之外,不久前又发现了两位未曾正式到会的代表。这两位代表,一位来自南京,一位来自徐州。在1920年至1921年,南京和徐州都已先后建立了中共党组织,所以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也都收到了出席大会的通知。南京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也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的代表叫陈亚峰,南京的代表一说是郭青杰,一说是刘真如。陈亚峰从徐州来到南京,与南京代表一起来到上海。只是他们受无政府主义影响颇深,不愿受党的纪律的约束,没有出席大会。

笔者绕开种种关于“代表”和“出席者”的争议以及关于代表排名的先后次序的争议,在这里排出一张以年龄(出生年月)为序的代表名单,年长者在先,年轻者在后(同年出生者从出生月份先后排序):

这是一次年轻的会议!

在代表之中,最为年长的“何胡子”不过45岁,最为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30岁以下的有10位,占三分之二!

15位代表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正巧等于毛泽东的年龄!

这是一群热血青年,为着一个主义——共产主义,为着一个学说——马克思学说,汇聚在一起了!

令人惊讶的是,除去两位国际代表之外,在13个中国人当中,湖北籍的占5位,湖南籍的占4位,“两湖”相加占9位!

在13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中,北京大学正式学生占3位——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加上曾在北大工作的毛泽东、曾在北京大学短期学习过的包惠僧,则是5位。另外,“南陈北李”两位都是北大教授。

在13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中,曾经留学日本的有4位——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同时,“南陈北李”两位也都曾留学日本。

在13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外,其实还有若干位完全应当进入代表之列而因种种原因未来的:

陈独秀——当然代表;

李大钊——当然代表;

杨明斋——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张太雷——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陈望道——与陈独秀产生分歧而没有出席;

施存统——应该来而没有回国。

另外,在法国的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因路远联系不便而未能回国出席。

“北大暑假旅行团”住进博文女校

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子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这是1936年第7卷第4、5期合刊《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开头一段。篇名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作者陈潭秋。

此文用俄文发表。当时,作者在苏联莫斯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而作。

这是早期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纪念文章,颇有史料价值。但是,此文在解放后才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发现,译成中文,刊载于《党史研究资料》。为了译成“7月下半月”还是“6月底”,译者颇费了一番工夫——因为当时流传甚广的说法是7月1日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

陈潭秋文章中提及的那“九个临时寓客”,据称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

其实,这个“旅行团”如陈潭秋所写的:“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

那“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是住在老渔阳里2号,后来,张国焘叫他搬到了博文女校。

张国焘常去博文女校,有时也睡在那里,但他在上海还另有住处。

“二李”住在上海自己家中,陈公博带着太太来,住在大东旅社。

博文女校虽说是学校,其实不大,相当于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坐落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后改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这是一幢青红砖相间的二层房子,典雅大方,屋里红漆地板。这所学校不过百把个学生。

博文女校怎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的“招待所”呢?

原来,“二李”都与这所学校校长颇熟。

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1917年,黄绍兰来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董事长。黄绍兰的丈夫黄侃,字季刚,是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

黄绍兰、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着同乡之谊。

李汉俊的嫂嫂——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便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李书城、李汉俊都与黄绍兰校长相熟。博文女校离望志路李公馆不过一站路而已。

李达的那位个子娇小的妻子王会悟,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李达也与黄绍兰认识。

中共“一大”代表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名义住在博文女校

黄绍兰的家,也住在博文女校里。时值暑假,学校空着。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一口就答应下来——这不光因为黄绍兰与“二李”有友谊,而且她的丈夫也是北大的。

“旅行团”陆陆续续到达了。董必武先在湖北善后公会住了些日子。毛泽东在博文女校住了几天之后,看样子代表们一下子还到不齐,便到杭州、南京跑了一圈。直到陈公博抵沪,那“九个临时寓客”才都住进博文女校。

据包惠僧回忆:

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同志到重庆参加暑期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所睡的一个单人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之外,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

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1]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2]

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住处

就在最后一位代表陈公博来到上海的翌日,即7月22日,在博文女校楼上开过一次碰头会——包惠僧说“像是预备会”,而陈潭秋则称之为“开幕式”。

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