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谢觉哉日记所载，毛泽东和“何胡子”是1921年6月29日午后6时离开长沙，坐船到武汉，再转长江轮船，抵达上海的，时间大致上跟刘仁静差不多。
陈潭秋和留着小胡子的董必武一起在武汉登上长江轮船，顺着东流水，驶往上海。
王尽美和邓恩铭自从与张国焘作了一日谈之后，一起相约动身，登上南去的火车，前往上海。
不久，周佛海也登上海轮，从日本鹿儿岛前往上海。
姗姗来迟的是广州的代表。不论是马林、尼科尔斯基，还是上海的“二李”，都期望陈独秀前来上海。一封封信催，还发去几回电报，陈独秀仍然不来。
于是，包惠僧从广州坐了海船，于7月20日直抵上海。
陈公博没有和包惠僧同行，他最晚一个抵沪（周佛海何时抵沪，现无法查证。考虑到日本路途较远，他也可能晚于陈公博抵沪）——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李励庄，于7月14日启程，从广州到香港，登上邮轮，7月21日来到上海。
来了，来了，15位代表终于汇聚于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关于这15位代表，在“文革”中往往以“毛泽东等”一语代替。后来曾改成“毛泽东、董必武等”。尔后，又改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等”。如今，常见的提法是以城市为序，即：“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包惠僧，日本周佛海，共产国际马林、尼科尔斯基”。这样以城市为序的排名法，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再三斟酌而排定的。
另外，“中国共产党‘一大’15位代表”，往往被写成“中国共产党‘一大’15位出席者”。
“出席者”与“代表”之间，存在着概念的差异。原因在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引起争议——包惠僧是武汉小组的成员，而武汉已有董必武、陈潭秋两位代表；倘若说他是广州小组代表，而他当时是1921年5月由上海派往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的，不是广州小组成员。也有人以为，广州代表原本是陈独秀，而陈独秀来不了，指派包惠僧去，因此他是“陈独秀的代表”！为了避免争议，改成“中国共产党‘一大’15位出席者”，则比较周全——不论怎么说，包惠僧总是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是一位“出席者”！
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过去所依据的是毛泽东1969年在中国共产党“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12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
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由于毛泽东说出席中共“一大”只有12名代表，没有把包惠僧列为代表之一，因此中共党史界便依据毛泽东的话，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
细细追究起来，那“出席者”之说，最初也源于毛泽东。
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这么说及中共“一大”：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之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余的出席会议的人物中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12个人。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包惠僧列为中共“一大”的“出席者”。但是，可能当时毛泽东的回忆有误，把中共“一大”的出席者说成是“12个”。
长期以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他的话富有影响。中共党史研究者们依据毛泽东的话，长期以来这么说：中共“一大”的“代表”是12人，“出席者”是13人。其中是“出席者”但不是“代表”的是包惠僧（当然，这里没有把马林和尼科尔斯基计算在内）。
随着尼科尔斯基照片的发现，中共“一大”15位出席者的照片终于“大团圆”
其实，包惠僧的身份，算是广州小组代表也可以。因为他是由广州小组推选、由陈独秀提名的。也有人主张包惠僧可以算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
不论怎么说，如今包惠僧的代表身份日益得到确认。“13人代表”之说，已经日渐被中共党史界所接受。
除了这13人代表得以普遍确认之外，不久前又发现了两位未曾正式到会的代表。这两位代表，一位来自南京，一位来自徐州。在1920年至1921年，南京和徐州都已先后建立了中共党组织，所以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也都收到了出席大会的通知。南京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也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的代表叫陈亚峰，南京的代表一说是郭青杰，一说是刘真如。陈亚峰从徐州来到南京，与南京代表一起来到上海。只是他们受无政府主义影响颇深，不愿受党的纪律的约束，没有出席大会。
笔者绕开种种关于“代表”和“出席者”的争议以及关于代表排名的先后次序的争议，在这里排出一张以年龄（出生年月）为序的代表名单，年长者在先，年轻者在后（同年出生者从出生月份先后排序）：
这是一次年轻的会议！
在代表之中，最为年长的“何胡子”不过45岁，最为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30岁以下的有10位，占三分之二！
15位代表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正巧等于毛泽东的年龄！
这是一群热血青年，为着一个主义——共产主义，为着一个学说——马克思学说，汇聚在一起了！
令人惊讶的是，除去两位国际代表之外，在13个中国人当中，湖北籍的占5位，湖南籍的占4位，“两湖”相加占9位！
在13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中，北京大学正式学生占3位——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加上曾在北大工作的毛泽东、曾在北京大学短期学习过的包惠僧，则是5位。另外，“南陈北李”两位都是北大教授。
在13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中，曾经留学日本的有4位——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同时，“南陈北李”两位也都曾留学日本。
在13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外，其实还有若干位完全应当进入代表之列而因种种原因未来的：
陈独秀——当然代表；
李大钊——当然代表；
杨明斋——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张太雷——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陈望道——与陈独秀产生分歧而没有出席；
施存统——应该来而没有回国。
另外，在法国的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因路远联系不便而未能回国出席。
“北大暑假旅行团”住进博文女校
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子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这是1936年第7卷第4、5期合刊《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开头一段。篇名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作者陈潭秋。
此文用俄文发表。当时，作者在苏联莫斯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而作。
这是早期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纪念文章，颇有史料价值。但是，此文在解放后才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发现，译成中文，刊载于《党史研究资料》。为了译成“7月下半月”还是“6月底”，译者颇费了一番工夫——因为当时流传甚广的说法是7月1日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
陈潭秋文章中提及的那“九个临时寓客”，据称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
其实，这个“旅行团”如陈潭秋所写的：“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
那“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是住在老渔阳里2号，后来，张国焘叫他搬到了博文女校。
张国焘常去博文女校，有时也睡在那里，但他在上海还另有住处。
“二李”住在上海自己家中，陈公博带着太太来，住在大东旅社。
博文女校虽说是学校，其实不大，相当于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坐落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后改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这是一幢青红砖相间的二层房子，典雅大方，屋里红漆地板。这所学校不过百把个学生。
博文女校怎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的“招待所”呢？
原来，“二李”都与这所学校校长颇熟。
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1917年，黄绍兰来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董事长。黄绍兰的丈夫黄侃，字季刚，是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
黄绍兰、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着同乡之谊。
李汉俊的嫂嫂——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便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李书城、李汉俊都与黄绍兰校长相熟。博文女校离望志路李公馆不过一站路而已。
李达的那位个子娇小的妻子王会悟，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李达也与黄绍兰认识。
中共“一大”代表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名义住在博文女校
黄绍兰的家，也住在博文女校里。时值暑假，学校空着。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一口就答应下来——这不光因为黄绍兰与“二李”有友谊，而且她的丈夫也是北大的。
“旅行团”陆陆续续到达了。董必武先在湖北善后公会住了些日子。毛泽东在博文女校住了几天之后，看样子代表们一下子还到不齐，便到杭州、南京跑了一圈。直到陈公博抵沪，那“九个临时寓客”才都住进博文女校。
据包惠僧回忆：
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同志到重庆参加暑期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所睡的一个单人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之外，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
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1]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2]
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住处
就在最后一位代表陈公博来到上海的翌日，即7月22日，在博文女校楼上开过一次碰头会——包惠僧说“像是预备会”，而陈潭秋则称之为“开幕式”。
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