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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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聚首(4)

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并不考虑这一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七个地区。至于法国,由于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所以未发邀请信。

邀请信由“二李”分头去写。

在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史著作中,写及马林、尼科尔斯基与“二李”商谈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时,都说张太雷在场(包括有关张太雷的传记中也是这样写的)。查其根据,乃出自张国焘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

他[2]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马林与李汉俊、李达会面时,都由他在场任翻译。这位生长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

笔者以为,张国焘的回忆可能有误:张太雷当马林的翻译,是在1921年8月,即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之后,从苏俄回到上海的那段时间。张国焘错把8月份的印象写入6月份的事。

据档案记载:张太雷于1921年5月4日在伊尔库茨克出席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5月7日还在大会发了言。接着,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

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是在6月3日抵沪的。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出席了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后,倘若马上动身回沪,是可能与马林、尼科尔斯基会面的。但是,会面之后,又参加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讨论,起码在6月10日才可离沪。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在6月22日赶到莫斯科——因为从上海到赤塔大约要十天,从赤塔到伊尔库茨克要四天,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约半个月,总共约需一个月!也就是说,他即便6月3日一到上海,马上与马林、尼科尔斯基见了一面,翌日就动身去莫斯科,也来不及!何况,6月22日是大会开幕式,他总得提早几天到达,那就更不可能在6月上旬回到上海。

张国焘的回忆录是在1971年写的,时隔半个世纪,把8月的事记成6月的事是很可能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悼念张太雷的文章是在1928年发表的,他曾与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共过事。他的文章没有提及张太雷在5、6月间曾回国一次,而是说:“1921年6月,张太雷同志与杨厚德(即杨明斋)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另外,查阅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其他代表的种种回忆文章,也未见到写张太雷5、6月间在上海。

信、汇款,由“二李”分别寄出之后,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

〔北京〕

罗章龙如此回忆——

1921年暑期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于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会上未作更多的准备工作,刘仁静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后才到上海的。[3]

2007年8月4日,本书作者叶永烈在武汉访问罗星元

罗章龙之孙女罗星元则曾这样记述罗章龙的回忆——

1921年中共“一大”前夕,我爷爷接到上海中央的通知要他去上海参加“一大”会。可是他那时在北方领导工人运动,工作非常忙,竟然脱不开身。他拿着中央召开“一大”会的通知找到刘仁静,说让刘仁静代替他去,因为刘仁静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任英语翻译。这就是爷爷为什么没有出席“一大”会的原因。刘仁静生前曾将以上情况告诉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但我不知道刘仁静是口述还是写成了书面的回忆。[4]

刘仁静如此回忆——

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5]

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深为后来世人所关注。关于这个问题,刘仁静如此回答:

李大钊先生当时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也没有推选他。[6]

张国焘则说:

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7]

〔长沙〕

毛泽东跟斯诺谈话时,曾提及一句: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8]。[9]

在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则有这么一行字:

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召。

据谢觉哉所写,“〇〇〇〇〇”即“共产主义者”。当时生怕暴露秘密,画圈代意。

何叔衡早逝,没有留下回忆文章。

〔武汉〕

董必武在1937年接受尼姆·韦尔斯的采访时说:

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10]

陈潭秋在1936年说: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董必武同志和我。[11]

〔济南〕

王尽美、邓恩铭早逝,没有留下回忆文章。

〔广州〕

包惠僧说:

此时,陈独秀及我都在广州,接到临时中央的信,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出席会议。陈独秀因为职务离不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12]

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全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13]

陈公博说:

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选举了我出席……[14]

〔日本〕

施存统说:

日本小组还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两人互相担任党代会的代表,最后由周出席(因为周已多年未回国)。[15]

周佛海说: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凑巧是暑假中,我便回到上海。[16]

包惠僧的回忆,似乎与施存统稍有不同:

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的数量为标准,东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统,原来邀请的也是两个代表,因为施存统没有回国,所以只有周佛海一个人出席。[17]

〔上海〕

出席的代表是“二李”。自陈独秀去广州,上海小组的书记开始由李汉俊代理,后改由李达代理。

李达在1954年2月23日写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负责同志的信中,讲述了这一过程:

(1920年)11月间,书记陈独秀应孙中山[18]之邀,前往广东做教育厅长,书记的职务交李汉俊代理。不久,威丁斯克[19]也回到莫斯科[20]去了。后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往来通信,谈到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问题,两人意见发生冲突(陈主张中央集权、李主张地方分权),愤而辞去代理书记的职务,交由李达代理书记。

除了“二李”之外,照理,陈望道应是上海的代表。陈望道不仅负责《新青年》编辑工作,而且上海小组的重要事情总是由“二李”、陈望道和杨明斋商量决定。此时,杨明斋去了伊尔库茨克。虽然规定每个地区选两名代表,而会议是在上海召开,上海即使出席三名代表也不妨。

据李达回忆:

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21]

陈独秀还以为这一主意是陈望道出的,迁怒于陈望道。如《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25卷《陈望道》一文中所披露:

陈望道生前曾多次对人谈起,他曾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因会前他已与陈独秀发生争执,故未去参加。

[1]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汇编》(二),第1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指张太雷。

[3]《回忆李大钊》,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这一资料是罗章龙孙女罗星元读了《红色的起点》第一版之后,于1991年10月抄寄笔者的)。

[4]引自罗星元1991年11月14日致笔者信。

[5]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0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0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1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8]指何叔衡。

[9]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3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10]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9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1]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共产国际》1936年第7卷,第4、5期合刊。

[12]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3]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第368~36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4]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41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16]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1942年版。

[17]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8]应为陈炯明。

[19]即维经斯基。

[20]应为伊尔库茨克。

[21]李达:《李达自传》,《“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位代表聚首上海

来了!来了!

从北方,从南方,从东边的日本,从西边的武汉,中国共产党代表们朝上海进发(有人认为这年3月间开过一次代表会议,未得到确证)。

这是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有史以来的头一回大聚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

头一个来到上海的,是坐着火车前来的张国焘,他“因须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所以最先到达。他自云“5月中旬”抵沪,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在6月3日才来沪,经过开会筹划、寄信以及北京小组讨论,他来沪的时间估计在6月下旬。

张国焘在路过济南时,曾在那里逗留了一天。王尽美、邓恩铭约了济南八个党员和他会面,一起在大明湖划船、聚谈。

张国焘已经到上海来过几趟,很熟悉,所以一到上海,便直奔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拜访了李达。

在张国焘的记忆屏幕上,“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接着,张国焘来到本书序章中所着重描述过的那幢著名的房子——望志路106号。当时,李汉俊已从三益里迁入这里。

张国焘如此形容李汉俊:“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现在可以当面商讨。”

张国焘从“二李”那里,迅速地察觉“二李”与马林之间的关系不那么融洽。

张国焘这么回忆:

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甚么可报告的。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他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

张国焘从李汉俊那里,也听到了类似的意见。

“二李”性格耿直,怎么想便怎么说,怎么说便怎么做,于是与马林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有几次差一点吵了起来。

张国焘从“二李”那里知道了马林和他们会谈的内容。于是,他来到南京路大东旅社,在屋顶花园跟马林会面。

在张国焘记忆中,马林的性格是非常鲜明的,与维经斯基和颜悦色、为人随和恰恰相反:

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犟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难怪,如此倔强的马林,会与直来直去的“二李”弄僵了关系。

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七岁,但是显得圆滑乖巧,他既与马林很谈得来,又与“二李”很亲密。这样,他往来于马林与“二李”之间,成为双方的协调人。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原是由“二李”负责。这么一来,张国焘插了进来,反客为主,把筹备工作的主导权抓在手里。此后,中国共产党“一大”由张国焘主持,其中的缘由便在这里。

北京的另一名代表刘仁静比张国焘晚些天抵达上海。他先是和邓中夏一起从北京去到南京,7月2日至4日,在南京出席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因为这个学会是在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所以选择7月1日这一天召开年会(刘仁静未赶上开幕式)。这样,他俩大约在7月6日左右到达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