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并不考虑这一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七个地区。至于法国，由于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所以未发邀请信。
邀请信由“二李”分头去写。
在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史著作中，写及马林、尼科尔斯基与“二李”商谈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时，都说张太雷在场（包括有关张太雷的传记中也是这样写的）。查其根据，乃出自张国焘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
他[2]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马林与李汉俊、李达会面时，都由他在场任翻译。这位生长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
笔者以为，张国焘的回忆可能有误：张太雷当马林的翻译，是在1921年8月，即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之后，从苏俄回到上海的那段时间。张国焘错把8月份的印象写入6月份的事。
据档案记载：张太雷于1921年5月4日在伊尔库茨克出席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5月7日还在大会发了言。接着，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
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是在6月3日抵沪的。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出席了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后，倘若马上动身回沪，是可能与马林、尼科尔斯基会面的。但是，会面之后，又参加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讨论，起码在6月10日才可离沪。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在6月22日赶到莫斯科——因为从上海到赤塔大约要十天，从赤塔到伊尔库茨克要四天，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约半个月，总共约需一个月！也就是说，他即便6月3日一到上海，马上与马林、尼科尔斯基见了一面，翌日就动身去莫斯科，也来不及！何况，6月22日是大会开幕式，他总得提早几天到达，那就更不可能在6月上旬回到上海。
张国焘的回忆录是在1971年写的，时隔半个世纪，把8月的事记成6月的事是很可能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悼念张太雷的文章是在1928年发表的，他曾与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共过事。他的文章没有提及张太雷在5、6月间曾回国一次，而是说：“1921年6月，张太雷同志与杨厚德（即杨明斋）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另外，查阅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其他代表的种种回忆文章，也未见到写张太雷5、6月间在上海。
信、汇款，由“二李”分别寄出之后，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
〔北京〕
罗章龙如此回忆——
1921年暑期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于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会上未作更多的准备工作，刘仁静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后才到上海的。[3]
2007年8月4日，本书作者叶永烈在武汉访问罗星元
罗章龙之孙女罗星元则曾这样记述罗章龙的回忆——
1921年中共“一大”前夕，我爷爷接到上海中央的通知要他去上海参加“一大”会。可是他那时在北方领导工人运动，工作非常忙，竟然脱不开身。他拿着中央召开“一大”会的通知找到刘仁静，说让刘仁静代替他去，因为刘仁静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任英语翻译。这就是爷爷为什么没有出席“一大”会的原因。刘仁静生前曾将以上情况告诉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但我不知道刘仁静是口述还是写成了书面的回忆。[4]
刘仁静如此回忆——
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5]
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深为后来世人所关注。关于这个问题，刘仁静如此回答：
李大钊先生当时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也没有推选他。[6]
张国焘则说：
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7]
〔长沙〕
毛泽东跟斯诺谈话时，曾提及一句：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8]。[9]
在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则有这么一行字：
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召。
据谢觉哉所写，“〇〇〇〇〇”即“共产主义者”。当时生怕暴露秘密，画圈代意。
何叔衡早逝，没有留下回忆文章。
〔武汉〕
董必武在1937年接受尼姆·韦尔斯的采访时说：
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10]
陈潭秋在1936年说：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董必武同志和我。[11]
〔济南〕
王尽美、邓恩铭早逝，没有留下回忆文章。
〔广州〕
包惠僧说：
此时，陈独秀及我都在广州，接到临时中央的信，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出席会议。陈独秀因为职务离不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12]
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全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13]
陈公博说：
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选举了我出席……[14]
〔日本〕
施存统说：
日本小组还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两人互相担任党代会的代表，最后由周出席（因为周已多年未回国）。[15]
周佛海说：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凑巧是暑假中，我便回到上海。[16]
包惠僧的回忆，似乎与施存统稍有不同：
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的数量为标准，东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统，原来邀请的也是两个代表，因为施存统没有回国，所以只有周佛海一个人出席。[17]
〔上海〕
出席的代表是“二李”。自陈独秀去广州，上海小组的书记开始由李汉俊代理，后改由李达代理。
李达在1954年2月23日写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负责同志的信中，讲述了这一过程：
（1920年）11月间，书记陈独秀应孙中山[18]之邀，前往广东做教育厅长，书记的职务交李汉俊代理。不久，威丁斯克[19]也回到莫斯科[20]去了。后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往来通信，谈到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问题，两人意见发生冲突（陈主张中央集权、李主张地方分权），愤而辞去代理书记的职务，交由李达代理书记。
除了“二李”之外，照理，陈望道应是上海的代表。陈望道不仅负责《新青年》编辑工作，而且上海小组的重要事情总是由“二李”、陈望道和杨明斋商量决定。此时，杨明斋去了伊尔库茨克。虽然规定每个地区选两名代表，而会议是在上海召开，上海即使出席三名代表也不妨。
据李达回忆：
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21]
陈独秀还以为这一主意是陈望道出的，迁怒于陈望道。如《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25卷《陈望道》一文中所披露：
陈望道生前曾多次对人谈起，他曾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因会前他已与陈独秀发生争执，故未去参加。
[1]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汇编》（二），第1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指张太雷。
[3]《回忆李大钊》，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这一资料是罗章龙孙女罗星元读了《红色的起点》第一版之后，于1991年10月抄寄笔者的）。
[4]引自罗星元1991年11月14日致笔者信。
[5]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0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0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1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8]指何叔衡。
[9]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3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10]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9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1]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共产国际》1936年第7卷，第4、5期合刊。
[12]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3]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第368～36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4]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41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16]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1942年版。
[17]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8]应为陈炯明。
[19]即维经斯基。
[20]应为伊尔库茨克。
[21]李达：《李达自传》，《“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位代表聚首上海
来了！来了！
从北方，从南方，从东边的日本，从西边的武汉，中国共产党代表们朝上海进发（有人认为这年3月间开过一次代表会议，未得到确证）。
这是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有史以来的头一回大聚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
头一个来到上海的，是坐着火车前来的张国焘，他“因须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所以最先到达。他自云“5月中旬”抵沪，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在6月3日才来沪，经过开会筹划、寄信以及北京小组讨论，他来沪的时间估计在6月下旬。
张国焘在路过济南时，曾在那里逗留了一天。王尽美、邓恩铭约了济南八个党员和他会面，一起在大明湖划船、聚谈。
张国焘已经到上海来过几趟，很熟悉，所以一到上海，便直奔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拜访了李达。
在张国焘的记忆屏幕上，“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接着，张国焘来到本书序章中所着重描述过的那幢著名的房子——望志路106号。当时，李汉俊已从三益里迁入这里。
张国焘如此形容李汉俊：“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现在可以当面商讨。”
张国焘从“二李”那里，迅速地察觉“二李”与马林之间的关系不那么融洽。
张国焘这么回忆：
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甚么可报告的。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他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
张国焘从李汉俊那里，也听到了类似的意见。
“二李”性格耿直，怎么想便怎么说，怎么说便怎么做，于是与马林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有几次差一点吵了起来。
张国焘从“二李”那里知道了马林和他们会谈的内容。于是，他来到南京路大东旅社，在屋顶花园跟马林会面。
在张国焘记忆中，马林的性格是非常鲜明的，与维经斯基和颜悦色、为人随和恰恰相反：
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犟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难怪，如此倔强的马林，会与直来直去的“二李”弄僵了关系。
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七岁，但是显得圆滑乖巧，他既与马林很谈得来，又与“二李”很亲密。这样，他往来于马林与“二李”之间，成为双方的协调人。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原是由“二李”负责。这么一来，张国焘插了进来，反客为主，把筹备工作的主导权抓在手里。此后，中国共产党“一大”由张国焘主持，其中的缘由便在这里。
北京的另一名代表刘仁静比张国焘晚些天抵达上海。他先是和邓中夏一起从北京去到南京，7月2日至4日，在南京出席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因为这个学会是在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所以选择7月1日这一天召开年会（刘仁静未赶上开幕式）。这样，他俩大约在7月6日左右到达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