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患迁、固（即司马迁、班固。这里指他们的著作《史记》与《汉书》）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由此可见，司马光创作这部书是出于皇帝资治佐政的需要，写给皇帝阅读的，意在让皇帝从前朝的治乱兴亡事迹中，获得统治国家的经验教训。所谓经验教训，在他看来，最关键的是要牢牢地瞄准历史领域的两个方面：一是记“国家盛衰”，二是著“生民休戚”。前者主要叙述古代以来国家机器运作的情况，希望君主能从中把握有关规律；后者主要反映历代人民大众的生存和生活情况。很显然，作者考虑后者的原因是，古代以来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和各种形式的民族战争，与“国家盛衰”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司马光有这种著述动机也并非偶然，这与他心系朝廷的一贯忠诚是一致的。诸如作者平素进献皇上的“致治之道”，特别是担任谏官以来的种种直谏，可以说是最好的注脚和例证。
所谓“为民”，就是为了“民众”而著述，当然主要是为了青年士子的学习，这是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的另一个重要目的。众所周知，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北宋时期已经具有相当丰富的文献资源。地方政府以及私人藏书的情况姑且不说，仅仅中央政府的藏书就有很大规模。据王尧臣、欧阳修等人于庆历元年奉敕编定的《崇文总目》著录，当时的国家藏书已达30669卷。其中的史部文献计有13大类：正史类、编年类、实录类、杂史类、伪史类、职官类、仪注类、刑法类、地理类、氏族类、岁时类、传记类和目录类（见《四库总目》及粤雅堂丛书本《四库简目》）。即以影响最大的正式类为例，自司马迁《史记》问世以后，历经各个朝代的不断编撰，至北宋累计已达17部之多。这对青年士子来说，面对如此繁多的历史文献，油然而生望洋兴叹之感，是不足为怪的。或许是有过同样经历的缘故罢，司马光对此体会极深，早在《资治通鉴》编撰之前的皇 四年（1052年），他就曾对刘恕说过：“《春秋》之后，到今已经千余年了，从《史记》到《五代史》，共一千五百卷，一般学生虽穷毕生之志，也读不完，这样会让他们产生厌烦的情绪。长此下去，那些篇幅宏大的史书就没有人读了。因此，我想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韩、魏、赵三家分晋（前403年）写起，一直写到五代，要使用左丘明写《左传》的编年体，要仿造荀悦写《汉纪》那样简明的语言，网罗众说，成一家言。”司马光的这席话，说明编纂《资治通鉴》之初，并不完全局限于“为君”；为青年士子提供一部可以学习的简明通史，也是目的之一。
2.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封建社会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由于皇帝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因而某些事情一旦得到皇帝的认可或赞赏，成功也就有了一定的保障。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纂正是这样。本书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无论是当年的宋英宗，还是后来的宋神宗，他们都是一直从精神上积极鼓励，在物质上鼎力赞助，竭尽一切可能，为《资治通鉴》的创作提供了最理想的条件。
宋英宗是首先支持编纂《资治通鉴》的一位皇帝。治平三年（1066年），当司马光刚刚将自己所写的《通志》进献朝廷的时候，这部上起战国，下穷秦末的小册子，便立即引起宋英宗的浓厚兴趣和高度重视。这位皇帝对司马光的史学天才非常赞赏，当即责成他承担继续编写一部《历代君臣事迹》的光荣任务，而且恩准为其提供极其优越的工作条件。
首先是允许司马光在崇文院建立编书机构，特批他可以随时借阅龙图阁、天章阁、秘阁及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的皇家典藏。当时的三馆、秘阁总称为崇文院，是北宋时期规模最大的国家图书馆。龙图阁、天章阁是专门为宋太宗、宋真宗收藏著作的文献重地。在这些常人难以驻足的地方，保存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典籍，集中了各式各样的重要文献。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作者来说，文献资料不患其多，最忌其无。如此丰富的图书资料，可以说为司马光顺利编纂《资治通鉴》提供了极其可贵的精神食粮。由于这一重要举措，基本上克服了作者以往所说的“私家力薄，无由可成”（《进〈资治通鉴〉表》）的困难。其次，宋英宗还特许司马光自行挑选协修人员。于是，主要协修者刘恕、刘 、范祖禹等一批著名史家，便分别从不同的工作岗位齐集书局，成了司马光的左膀右臂。这些人在司马光的直接指导下，都为《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英宗还特意在物质上提供便利和帮助，精神上予以鞭策和鼓励。单从这一点上看，司马光当初创作本书属于私修，而自从朝廷介入后，可以说，以设局于崇文院为分水岭，编书的性质已由私修演变为官修了。
继位的宋神宗更是全力支持《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司马光于熙宁四年（1071年）出知外地，居住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关于宋神宗为什么要让司马光外任，《宋史》里没有明确的记录，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存在重大分歧所致。其实细细想来，或许也不尽然。如果从宋神宗对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的一贯支持态度看，很可能还有皇帝的良苦用心：撰写《资治通鉴》乃朝廷大事，出知外地后，方可使司马光摆脱政务纷争，以便全力修史。这应该是在情理之中。试看宋神宗在《资治通鉴》整个编纂过程中的四大举措，或许对揭示这一问题的答案有所帮助。其一，赐书。宋英宗时本已恩准司马光设书局于崇文院内，皇家典藏恣其所用。司马光出知永兴军后，宋神宗特许其书局自随，担心文献不足，又于熙宁四年（1071年）破例将其旧居颖邸各类珍贵文献两千四百卷，全部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家中本来就有丰富的藏书，这样一来，他的洛阳宅第藏书竟然超过五千卷，这对编纂《资治通鉴》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赐序。在古代史学领域中，如果说臣子书成之后，由人君御笔作序的现象并不多见的话，那么臣子书未写完，已由人君预先作序的情形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司马光却得到了这种殊荣。《资治通鉴》成书于元丰七年（1084年），然而，还在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就为司马光写好书序，“面赐”作者，而且序中极尽赞美褒奖之词：“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教条，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资治通鉴序》）其三，赐名。《资治通鉴》，原来并非此名。宋神宗御览之后，以为“《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其四，褒奖。司马光编成《资治通鉴》一书后，朝廷立即给予他极大荣誉和奖赏。宋神宗不但亲口称赞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省阅以还，良深嘉叹”，而且还特别赐给他大量的“银绢、对衣、腰带、鞍辔马”（《奖谕诏书》），此外，司马光还由此晋升为资政殿学士。
3.锲而不舍的编纂
《资治通鉴》编纂的整个过程不但漫长，而且相当艰巨。司马光自幼酷爱史学，而且是矢志不移。因此，早在宋仁宗嘉 年间（1056—1063年），他就一直在酝酿着一部史书。经过夜以继日的辛勤耕耘，他首先编出了一部《历年图》。此书仅有五卷，上起战国，下终五代，简明扼要地勾勒了历代治乱兴衰之迹。虽然这不过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大事年表，但它实际上是后来的巨著《资治通鉴》的蓝图。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曾将本书进献给英宗皇帝。治平三年，48岁的司马光又在原书基础上，一气呵成了《通志》八卷。是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终秦二世三年。从内容上看，本书已经极其接近于《资治通鉴》的前一部分。宋英宗看过此书后，对司马光的道德学问十分赞赏，批准设局于崇文院，让他编纂《历代君臣事迹》（即后来的《资治通鉴》）。这样，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时间，若从此书的源头《历年图》算起，到元丰七年（1084年）完成全书后，则前后大约经历了二十三年左右。即使从治平三年正式设局于崇文院算起，前后也整整经历了十九个春秋。为了刻印此书，元丰八年（1085年）九月朝廷又下令重行校定。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除了范祖禹和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外，还有刘安世、黄庭坚、孔武仲、张舜民等人。经过多位学者的劳作，直至宋哲宗元 元年（1086年）十月完工，这才最后将《资治通鉴》定本移送杭州雕版。司马光享年只有68岁，而仅仅《资治通鉴》的撰修就占去了他一生的三分之一时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作者还没有来得及看到自己倾尽毕生精力的著作问世，便匆匆告别了人间。
既然是鸿篇巨制，编纂工作自然充满了艰辛。司马光一向认为宋英宗、宋神宗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因而，为了实现修史大业，个人即使陨身丧命，也在所不惜。自从治平三年奉诏以来，司马光会同刘恕、刘 、范祖禹等人，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中去。因为司马光本人是主编，责任重大，所以同其他人相比，更是辛苦十倍！为了使这部书早日问世，并保证内容确凿无误，他殚精竭虑，夜以继日。由于一天天、一年年的无休止的劳作，司马光几乎因累致死。在给神宗的《进书表》中，他曾十分坦白地介绍了个人在成书后的近况：“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真是字字千钧，句句情深，艰辛之状，溢于言表，虽千载后读之，亦足令人动容！君不见从二十年前的一个年富力强，有胆有识的四十多岁壮汉，如今却变成了一位两眼昏花，“神识衰耗”的瘦弱老翁，司马光走过了一段何等艰难的人生旅途！即使短短数语尚不足以揭示编纂道路的崎岖坎坷，但是，又有谁能否认，在那掷地有声的字里行间，分明凝聚着司马光无限的甘苦，涌动着作者勤劳的汗水，闪烁着史家的生命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