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鸦片贸易，其实是名副其实的贩毒活动。当时鉴于鸦片大量输入中国，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清政府多次颁令禁烟。但是其禁止措施未能真正发挥作用，鸦片走私屡禁不止，大量的鸦片源源涌入中国，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的英国获得了巨额利润，其对华贸易不再处于过去的不利地位。这使中国古老的大地上烟毒泛滥，中国社会也随之呈现出种种危机。
（一）鸦片走私的屡禁不止
早在1729年，雍正皇帝就颁布了第一道禁烟诏令，规定对贩运鸦片烟的人“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对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弟子的人，依照邪教蛊惑民众的律令来定罪，“拟绞监候”，就是要判处死缓；从犯要杖一百，流徙三千里。这是天朝政府颁布的第一道禁止鸦片的谕旨。在这个时候，据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不过两百箱。鸦片的祸患就像涓涓细流，如果坚决执行法令，认真进行堵塞，并不是十分难于治理。但是，雍正皇帝的这次禁烟却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允许鸦片按药材纳税进口，并通过公行公开销售。
到了1780年，吸食鸦片的人开始增多，乾隆重申禁烟法令，并且禁止烟具的输入或贩卖。但是，乾隆没有想到，这也是效果甚微。1796年，嘉庆皇帝再颁禁令：停收鸦片税，禁止鸦片输入。而后嘉庆又下发谕令，禁止鸦片输入、禁止吸食鸦片，同时禁止内地栽种罂粟。之后，又勒令公行保商出具甘结，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船上没有装载鸦片。马士对甘结本身的评价是：“甘结尽管是经常出具，但是它们却同当时的谕旨和法规一样的不老实和缺乏效力，并没有好一点，来船仍照旧携带鸦片。”1813年，嘉庆得知侍卫及官吏中也有瘾君子，下令重治吸食者：侍卫官员买食鸦片，革职，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杖此转而采取走私的办法，而走私鸦片的走私贩子们则通过贿赂手段，将鸦片囤储在澳门，然后用船载往黄埔，外国商人贩卖鸦片的船只公然停泊在黄埔港。另一方面，对于皇帝的谕令，地方并没有认真执行。自从1816年初，嘉庆帝批准查禁鸦片烟章程后，虽然明令对进口船只进行搜查，但迟迟不见行动。1819年10月，有一只属于东印度公司“艾赛克斯导”的小艇，携带鸦片从黄埔开往广州，被海关检查发现了，而结果却只是由这条船的保商关成发花费六千元，买通清朝官吏就无事了。第二年春夏之际，两广总督阮元开始采取了大的行动。这年3一百，枷号一个月；太监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做官奴。1814年，嘉庆皇帝颁发谕旨，指出：“鸦片烟这一东西，它的属性是十分毒烈的，吸食的人都是邪恶的人，恣意妄为，什么都做，时间久了气血耗竭，一定使其寿命缩短。”这道上谕认为，鸦片是从海外先运到广东后，进入关口，之后再逐渐贩卖到各省。所以在海关上认真查禁，是禁烟比较易行的办法，如果外国商人仍有违反禁止走私鸦片的禁令，而与中国商人和百姓交易的，查处后按例治罪，这样就可以杜绝其来源，与在内地查处相比，实际上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办法。
但是这些禁令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一方面，正像英国人自己所供认的：“这笔出口生意，对于我们印度殖民地利益太优厚了，不能轻易放弃。”他们从月，总督谕令鸦片船“老师傅号”必须驶离黄埔，并强调“不能用金钱改变这份谕帖”。同年4月和7月，总督和监督又发出谕帖，命令各行商检查所有船只是否携带鸦片，并要行商对所担保的船只负完全责任，否则将严惩不贷。不过，这仍然只是一种严厉警告，并未见行商受到惩处。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也未见搜查出鸦片。
1820年7月，嘉庆皇帝在热河去世，由第二子即位，从1821年起改元道光，是为道光帝。可怜的道光帝继承下来的江山，被马士称为是“一个荒淫而腐败的朝廷，一个无组织而贪污的政府，以及被叛乱弄成百孔千疮的帝国”。为了挽救这江河日下的清朝统治，道光帝一上任就点燃了三把大火：第一是整饬吏治；第二是财政节流；第三就是严禁有伤风化的鸦片烟。
1821年，有人揭发鸦片都流入山西了。道光皇帝受到了很大的震动，重申禁令，严禁囤放和销售鸦片。但是，这一禁令也未收到成效。1823年，两广总督阮元在奏折中说：当时在内港及黄埔、澳门、虎门各海口，“尚无偷透”，似乎从广州正式进口的商品中没有鸦片；而实际上，鸦片进口的主要途径是通过非法的走私，也就是鸦片趸船全都挪到了伶仃洋面上，那里水路四通八达，凡是福建、江苏、浙江、天津等地走私鸦片的人，都是在这里就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鸦片销售途径仍然像原来一样通畅，而且走私买卖的规模越来越大。
当时，英国的商人在珠江口岸的伶仃洋建立起新的走私据点，把囤放鸦片的趸船从黄埔移到伶仃洋面上，外洋运来的鸦片都存放在趸船上。在这里，日夜停泊着二十多艘趸船，存放海外运来的鸦片，并由兵船加以保护。当时，加尔各答的英国人报纸报道“在这里停留的各种大小不同的船只，有些是趸船，所载的主要货物是鸦片，这些船只多年都没有移动”“自早至晚，走私船只从这些趸船上运走鸦片，来往不断”“走到鸦片船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活跃的、发财的、买卖的气象。在甲板的一边推着巴特那和贝拿勒斯鸦片，另一边又推着摩拉瓦鸦片”“你再举目一看，又可看到在船尾上，两千元一箱的洋银，不知多少箱，也有箱子里装着纹银的”“当你看到船上这些财富，而且这些钱在表面上看是如此不经意地分散着，你便对这种贸易的规模之宏大、价值之重要，有很深的印象了”。
这些所谓的商人还勾结广州的地痞，以开店铺为名，暗中包售鸦片，这种黑店称“大窑口”。中国烟贩到“大窑口”，交付现银取得提货单，凭提货单到更船取货。提出的鸦片由专门包办武装走私的船只——“快蟹”和“扒龙”等运回广州“大窑口”。然后再由内地的烟贩偷运到各地的“小窑口”。沿海一带负责查拿烟贩的官吏，直至皇帝任命的海关监督、巡抚、总督，大部分表面上挂着禁烟的招牌，但因为私下里从中外走私贩子手中得到了大量的贿赂，便都包庇、纵容鸦片走私，有的官吏甚至动用官船供走私贩运。远在北京的一些衙门的大小官吏直到皇帝，也直接或间接地从鸦片走私中获得好处。这就使外国烟贩得以乘机破坏中国的禁烟条令。
在非法的鸦片贸易中，美国也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住在广州的美国商人，除奥立芬洋行一家外，全部是鸦片贩子。一个美国的烟贩说：从1821年到1824年，他平均每年从中国运走价值一百万银元以上的丝绸和棉布等商品，却从来没有装运过一枚银元到中国。美国贩毒集团为适应大规模走私的需要，还建造了许多“飞剪船”。这种船的船身狭长，长桨密布，很像一条蜈蚣。它航行的速度非常快，船上还装备了大炮等武器，当遇到中国水兵巡查时，就发炮射击，逃窜而去。
这样，鸦片贩子以伶仃洋上的鸦片趸船为总毒窟，向中国内地撒开了鸦片走私网，使鸦片输入猛增，到1839年全年偷运量增到四万多箱。英国在鸦片战争前的四十年中，总计运进中国的鸦片有四十二万七千箱，从中国掠走白银达三亿五千万元。
（二）中英贸易地位的改变
鸦片走私给英国侵略者带来巨额利润。以1813年为例，印度上等鸦片“公班土”，每箱的生产成本为二百三十七卢比，东印度公司则以每箱两千四百二十八卢比的价格卖给烟贩子，利润高达九倍以上。其中，东印度公司获利最大，约得三分之二；其次是英属印度政府，其抽税税率为鸦片成本的百分之三百多，罪恶的鸦片贸易，使英国资产阶级扭转了对华贸易的逆差。伦敦的“印度与中国协会”主席、下院议员、资本家集团代表拉本德等人，在给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中高兴地说：“自1837年7月1日到1838年6月30日，广州从英国进口的货物中，仅鸦片一项就占了三百三十七万英镑，抵消当年全部中国对英出口额三百一十四万英镑还有余。”英国资产阶级的孟买商会在《致大不列颠各地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书》中，美滋滋地赞颂鸦片贸易的好处说：“输出鸦片对于商务是有重大利益的，这就是把那个人口最多、资源最富的帝国的财富吸收出来。用鸦片换来的白银，则使英属印度的大片土地上出现了喜气洋洋、人丁兴旺的景象，使英国产品对印度的输出大为扩张，使海上航运与一般商务大为兴盛，并且，还给英属印度的国库带来一笔收入，其数超过整个孟买全省的田赋总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