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销烟发生于1839年，当时正是清朝道光皇帝统治时期。道光统治时期虽然平息了西北边塞的烽烟，却平复不了东南海疆的波涛。这一由鸦片走私引起的问题，最终成为影响清朝统治的最大危害，也成为影响近代中国的最大问题。在清政府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后，最终清政府从当时中国唯一的关口——广东着手，委任钦差大臣林则徐去广东禁烟。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所缴获的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二十三天，销毁鸦片总重量二百三十多万斤。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为打击毒品泛滥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但英国却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人们对于鸦片的认识很早，最初知道它在一些方面具有药用价值，但人们也很早就已知道了它的危害，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知道其特殊性能。然而，在18世纪的时候，一个极力扩张海外市场的国家——英国，却在力图打开中国大门的过程中，将鸦片作为冲破中国国门的特殊“商品”，鸦片的身份也由此发生了巨变。
（一）美丽背后的罪恶
在遥远的古代，有这样一种植物名叫罂粟。它本来生长在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几乎都可以找到它的痕迹，譬如两河流域、古埃及和古希腊。这种植物的花朵异常美丽，唐朝时，阿拉伯人把它带到中国，作为观赏植物。而后人们发现罂粟的果实能治疗某些疾病，便作为药材输入。
但是孔雀虽美，其胆剧毒。罂粟的初级产品——鸦片，就是这样一种剧毒的东西。鸦片是英文opium的译音，俗名大烟，又名阿芙蓉，是用罂粟未成熟的果实里面的乳状浆汁干燥制成的。关于鸦片的记载也并不罕见，甚至在《圣经》与《荷马史诗》里，鸦片被描述成了“忘忧药”。
鸦片是一种强烈的麻醉剂，少量使用，有止泻、镇痛、提神、辟瘴的医疗效用。而在历史上，鸦片通常是以药品形式出现。古希腊名医加仑就曾详细记录了鸦片止痛、抗毒等神奇的疗效。在唐代，人们把进口的阿拉伯鸦片称为“阿芙蓉”，当时是一种奢侈消费品；北宋药书《开宝本草》中记载的“罂粟”，其实就是鸦片；明朝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中，也记述鸦片具有镇静、止痛、止咳、止泻等功效。
但鸦片也能使人上瘾，损伤身体。由于它含有大量的吗啡和尼古丁，毒性很大，吸上瘾就不容易戒除，一天不吸便会浑身瘫软、涕泪横流，久而久之，使人体力日衰、骨瘦如柴、精神委靡，连路都走不动，更不必说劳动了。中国古代曾经将罂粟称之为“相思草”，大概是说鸦片烟瘾难以根除吧。
大约明朝中叶以后，鸦片渐渐作为嗜好食用。据说明神宗朱翊钧御疾三十年，不召见群臣，就是被这一物品所拖累的。在定陵挖掘之后，化验他的遗骨，发现有吗啡腐蚀的现象，证明他的确不仅仅是偶尔服用鸦片。最初服用鸦片，还不是吸，而是食，像吃药丸似的吞下去。吸食鸦片，是在中国人学会吸食烟草以后。大约从明万历末年，西班牙人把美洲生产的烟草带到吕宋，从那里输入中国福建，中国人就开始吸食烟草了。后来，荷兰人侵占我国台湾，为了对付疟疾流行，把烟草、鸦片和砒霜混合起来吸食，这种吸食方法经厦门传入中国内地。吸食了鸦片的人顿时觉得神清气爽、通体舒畅，越吸越上瘾。一旦不吸，瘾至难挨，四肢无力，精神委靡，涕泪交流，寻死觅活，无论如何也要吸上一两口解瘾。天长日久，面容憔悴，骨瘦如柴，丧失体力，甚至毙命。
（二）大英帝国觊觎中国市场
历史车轮进入17世纪时，作为资产阶级前驱的殖民主义者已经广泛开始向海外掠夺。世界上最先确立资产阶级政权的英国，先后打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法国，取得世界霸主的地位。到18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使其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它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成为世界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以英国为首的各资本主义国家迫切需要扩大海外殖民地，以便作为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资本主义国家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当做猎取的对象，并且开始大量向中国输出商品。
从当时双方进出口的货物来看，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商人输入的商品主要为棉花、羊毛制品、钟表等，这些商品在中国的市场很小，影响甚微，正如乾隆说的：“天朝的物品是你们洋人必需的，而天朝对你们的东西可不在乎。”尤其是英国商人，在这一时期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呢绒、棉布等纺织品，其销售量十分有限。这是由于中国广大农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过着男耕女织的贫困生活，他们生产自己需要的一切生活必需品，穿的是自己纺织的土布，所以对既不结实也不便宜的洋布并不欢迎。而那些达官贵人、社会上层人士，一年四季的服装都有规定，要穿绫罗绸缎，也不太需要纺织品。这就使得到中国来做买卖的英国商人经常赔本。英国棉纺织品在中国的销路不畅，有时还得亏本减价出售，仅18世纪的最后五年，年平均亏本就达十九万两银子。19世纪30年代，随着英国工业的飞速发展，其工业品生产量迅速增加，机制纺织品价格下跌，大量输入中国，但始终打不开中国市场，其亏本的状态依旧。例如在1821年，英国商人运到广州的四千多匹制花呢和天鹅绒，投放市场却无人过问，只好多次降价处理，结果亏本达百分之六十以上。1826年输入的棉布，也亏本百分之十左右。英国商人曾经幻想每一个中国人的衣襟如果加长一寸，每一个中国人如果买一顶睡帽，他们的产品就可以全部销售出去了，但现在他们则不得不唉声叹气地说：“在中国，销售英国棉织品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英国运到中国来的第二种大宗商品是铅、锡、铜等金属品，然而销路也十分有限，年获利不过数千银两，有时也会亏本。唯一能够获利的，是从印度转运过来的棉花。但是总体计算下来，仍然抵不过棉毛织品的亏损。据1820年统计，东印度公司在广州销售英国产品的净亏损额，在前二十三年中共约一百六十九万镑。
与此同时，中国输入英国的商品则主要是茶叶、生丝、瓷器、丝织品、漆器、大黄等，而且这些东西在英国市场上十分畅销。特别是茶叶，到18世纪后半期，已成为英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必需品，输入量成倍增加。这个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和交往活动已不再是自由的，而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由于在清王朝统治下的古老中国，在面对接踵而来的西方殖民国家时，知道了这些来华的西方人并不完全是要求和平贸易的商人，有很多是为了牟利而来的不法之徒，于是为了防范他们在中国沿海劫掠和骚扰，隔断中国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维护其统治，清政府采取了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当时，清政府虽然允许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但只能在广州一地交易，而且，只能和指定的贸易商人进行交易，这就是通常说的“十三行”。“十三行”事实上大都是红顶商人（官办企业），所进口的商品必须要经过他们认定，这就使得中国市场十分狭窄，外国无法通过扩大贸易数量的方式来平衡贸易逆差。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自1637年英国海军大佐威得尔率船队来华，到19世纪上半叶的二百年间，英国对中国的正当贸易长期处于不利地位。英国资产阶级不能向中国输入足够的商品，只能用大量的现银弥补贸易逆差。18世纪初期，东印度公司来华船只所装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白银，商品不足百分之十。在18世纪的一百年间，英国输入到中国的白银达两亿多元。在这样的贸易格局下，大量的金银流入了中国，严重的出超使外国商人不仅难以获得利益，而且损失惨重。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唯利是图的英国商人及其政府，当然不甘心每年把大量白银运往中国。为了弥补损失，英国曾试图打破清政府对内地市场的限制，两次遣使来华，其来华使者马戛尔尼、阿美士德等人进行了外交努力，向清政府提出开放通商口岸、扩大贸易范围等要求，但均遭到拒绝。于是，他们得到了一个结论，除非使用武力，否则就不可能打开中国的国门。然而不久，让英国人惊喜的是，他们找到了一种既可以在中国有“市场”销路，本身还可以赚取超额利润的特殊“商品”——鸦片。
（三）特殊“商品”身份的呈现
英国人也深知鸦片的危害。英国第一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曾这样阐述其鸦片贸易的原则：“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除仅仅为对外贸易的目的外，它是不被容许的。明智的政府应该严格限制鸦片的国内消耗。”由此可见，英国一方面认为鸦片有害，必须严格限制它的消耗，另一方面为了“对外贸易”，包括对华贸易，又积极鼓励外销。历任英届印度总督，在鸦片贸易上所奉行的，就是这个罪恶的原则。而英国鸦片商人更是毫不隐讳地说：“我们应当承认鸦片贸易的本身，是经（英国）最高当局准许的。”在英国，贩卖鸦片是要被判处死刑的。但是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贪婪本性，却使英国侵略者不顾中国法令，大量向中国倾销鸦片，牟取暴利。
当英国在中国的贸易受到挫败时，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了鸦片，将它作为一块打开中国大门的有力的敲门砖。
英国自18世纪20年代开始经营鸦片贸易，但其发展后来居上，很快超过了最早向中国贩卖鸦片的国家——葡萄牙和荷兰。1757年，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以阴谋和武力占领了孟加拉，强迫当地农民扩大罂粟的种植。后来，它又获得在印度的鸦片专卖权以及制造鸦片的垄断权。这样，从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到加工制成鸦片直到在加尔各答市场上公开拍卖，都由东印度公司一手包揽垄断。他们把加工后的鸦片装入便于走私的特制箱子里，成批积存在加尔各答标价出卖。从出售到拍卖，转手之间就能牟取暴利。
1773年是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史上最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英国政府还制定了向中国大量销售鸦片的侵略政策，授予东印度公司以鸦片专卖的特权。从此，英国的鸦片贩子在英国政府的纵容和支持下，与中国烟贩勾结，采用武装走私、行贿受贿等卑劣手段，不断把鸦片偷运到中国。走私的范围从珠江口外逐渐扩大到东南沿海，直至北及直隶和奉天（辽宁）海岸。1767年以前，每年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不过两百箱（每箱一百二十斤）；19世纪初的二十年内，每年平均走私鸦片四千余箱；到鸦片战争的前一年（1839年），走私鸦片达四万多箱，增加了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