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具有先进思想的人物，然而只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可以称得上是运动的领袖。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有如思想解放宣言；胡适之的《文学改良刍议》，宣告了一场语言革命。他们既是《新青年》的中流砥柱，又是北大人文传统的奠基者，彼此共同开拓了华夏民族的现代汉语文化，联手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人文时代。鲁迅早年留学日本，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毛泽东称赞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狂人日记》是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还宣传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
（一）陈独秀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城北。早年毕业于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并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1905年创建安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也就是以后的《新青年》，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学长（相当于系主任）。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俗称“南陈北李”，从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有如思想解放宣言；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宣告了一场语言革命。这两位挚友，联手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人文时代。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提出“打倒孔家店”，全面否定儒家学说。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进攻。他指出人权就是民主，陈独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的主张，号召人们拿起民主这个武器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在陈独秀看来，不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于现今社会的，即令它是祖宗所遗留的，圣贤所深爱的，政府所提倡的，都一文不值。号召人们坚持科学的精神，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和主人。陈独秀还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和“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他期望培养出一代“意志顽狠，善于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人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的新国民。陈独秀举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揭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和北大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蔡元培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提倡学术研究，展开百家争鸣，不拘一格选人才，对中外教员一视同仁等。他聘请新文化的倡导者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还有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鲁迅以及一批留学回来的自然科学家都先后到北大任教。但同时，北大也有一批以刘师培、辜鸿铭为代表的所谓旧派教授。通过改革，使北大成为当时全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
（二）胡适
胡适（1891—1962），汉族，安徽绩溪县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
1915年，24岁的胡适正在美国留学，就在这年的暑假，胡适认为，中国的文言文已经处于一种半死的状态，没有任何生命力，如果想让中国的文字充满活力，就必须对之加以改革，进而提出要以白话为正宗的“文学革命”主张，吹响了新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序曲。
胡适的新主张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极大发展，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胡适的主张也被迅速地广泛传播。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在整个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功能效用，开辟了中国大众便利使用语言文字的现代语体文时代。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评述道：“白话文运动实际上就是使书面文字现代化，而它在我国学术文化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没法用数字来计算的，中国文化的提高，接受外来文化，都是通过白话文的翻译进行的，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用部分，也用的是白话文。不论是弘扬传统文化，还是接受外来文化，白话文都提供了最便利的工具。这个作用没有法子用什么东西来衡量。”
1917年1月，胡适把自己的“文学革命八条件”主张，改用《文学改良刍议》为题，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学革命，为以创造新文化为己任的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一批社会革新者，找到了一个新载体。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这更加促使了白话文成为社会流行的文体。白话文具有简单易懂，易于传播等多种优点，也正是由于白话文所具有的这些优点使之成为当时社会政治运动的主流文体。在社会政治运动中，动员社会大众的演说和口号、标语、传单，都不可能用文言文，白话是最好的表达工具。在1919年之内，全国就出版了400多种白话报刊。当时著名的刊物有《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报纸则有北京的《晨报》副刊等，从这可以看出来，自新文化运动发起之后，许多新文体出现了，并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
由胡适等人提倡，《新青年》和“亚东图书馆”等出版的刊物、书籍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方便了大众阅读。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决定国民小学的国文开始使用白话语文教材。在白话文传播几乎呈“一日千里”大势之下，白话也开始改称为国语；渐渐的，一个为社会各阶层共有、真正的新的语体文化时代来到了中国，也开始改变中国！
1919年12月，胡适开始从理论高度对新思潮新文化进行反思总结，对新文化未来的走向进行了展望。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根本上只是一种新态度——评判的态度，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评判的态度包括两方面：一是研究问题，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二是输入学理，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评判的态度在中国的运用，或者说对旧有中国学术思想的态度就是反对盲从、反对调和，主张整理国故。胡适认为，新思潮的精神是“评判的态度”五个字，新思潮的意义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是手段，而新思潮将来的趋势，应该是研究人生的切要问题，应该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做介绍学理的事业，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
细数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所作所为，既有新文化兴起阶段的倡导之功，又有新文化成长过程中驱动之力。胡适尝试在理论上指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以引进吸收以民主、科学为核心内容的西洋文明，一点一滴渐进改良中国传统文化，再造中国现代文明。而在实践层面，胡适等人所提倡的白话文，已经变成现代语体文流行在大众的口中、笔下，成为现代人社会生活须臾不可离开的便利工具。
（三）鲁迅
辛亥革命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新时代。遗憾的是，这一指向现代文化目标的伟大尝试并没有持续太久，就开始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值得欣慰的是，当五四新文化面临危机的时候，那些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他们虽然面对着大面积的背叛而势单力薄，却进行过艰难的守护和抵抗。那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在不同的战场上为保卫新文化而进行的艰苦努力。当五四新文化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他们被迫进行了一场保卫战，在这场保卫战中，正是鲁迅，打响了奋起抵抗的第一枪。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881年9月25日生。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到进化论思想影响。曾考取南京水师学堂，1902年到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
他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封建制度进行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
五四运动前后，鲁讯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并同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等取得一致步调，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妥协、投降倾向，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鲁迅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一生以笔为刀，解剖中国人的灵魂，对民族精神的消极方面给予彻底的暴露和批判。鲁迅创作《阿Q正传》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 辛亥革命中，鲁迅满腔热忱地投入革命，但他很快就失望了。他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如何在这场革命中扮演着小丑的角色。旧势力顽固、狡猾而凶残，革命党幼稚、脆弱而易变，老百姓则在“铁屋子里”酣睡；虽有一时“梦游”，但最多像阿Q那样喊几声，抢点东西，做做权力、财产和女人的梦，并没有真正醒来。在辛亥革命这场戏剧演出中，鲁迅看到几千年国民劣根性的总表演。鲁迅给我们展示了触目惊心的国民劣根性：吃人、妄自尊大、自轻自贱、守旧排外、漫夸历史、愚昧麻木、卑怯巧滑、投机钻营、色情狂……《阿Q正传》正是国民劣根性的总展览。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通缉，鲁迅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正当国民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鲁迅来到广州。初到广州之时，鲁迅的确也曾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革命热潮的影响，并对革命抱有热望。但是，作为五四新文化的主将之一，他没有成为国民革命的狂热追随者，因为革命策源地广州的思想文化是他不能认同的。虽然鲁迅对孙中山一直怀有敬重之情，但是，他们之间在思想上距离甚远。五四新文化的危机首先来自国民革命高潮的兴起。虽然国民革命的领导核心国民党中不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但是，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存在着矛盾。国民党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是不一致的。
鲁迅从来没有正面批判过孙中山的思想，也没有直接与国民革命的意识形态相对立。他没有身处革命高潮之中就认同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仍然坚持着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然而，对于鲁迅来说，重大的收获还在于他又一次看清了中国的革命，原来不过如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鲁迅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教育，彻底放弃了进化论思想：“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显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希望的结果。鲁迅曾经为参加革命的青年而痛苦，甚至怀疑自己参与了制作“醉虾”的勾当，然而，现实也使他更进一步明白了什么是革命家：“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
1927年10月鲁迅到达上海研究马列主义理论。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其他革命文艺战士一起，同国民党反动派御用文人及其他反动文人、反动文学进行不懈的斗
争，粉碎了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五四新文化的守护。他加入左联之后的矛盾和痛苦，与左联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其根本原因都在于他虽然置身于左联之中，却仍然不愿放弃新文化运动中确立的现代性的文化目标。就整个新文化阵营的格局看，30年代的鲁迅已经站在一个极地之侧，但是，正是在这个边缘之处，鲁迅以短兵相接的方式抵抗了各种对新文化的侵袭，顽强地守护着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和来之不易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空间。他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1927年到1935年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后十年的杂文，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创造性地、深刻地分析了各种社会问题，表现出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和韧性的战斗精神。
然而现在却传出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语文教材要减少鲁迅作品的消息。中学校园里时下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鲁迅的文章生涩难懂，不好学，几乎成了中学校园里师生的“共识”。学生疏远鲁迅，主要是因为时代的隔膜，鲁迅先生所面对的，是一个政治黑暗的时代，他需要同种种黑暗势力作斗争；今天的时代则较为宽松和谐。但是鲁迅的作品，却是囊括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内涵。也许文字确实晦涩难懂，但是其作品的意义，却值得我们花时间去钻研、去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