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上，战前中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社会，战后，西方帝国主义商人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伞下，在五口通商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倾销洋布洋纱，收购生丝茶叶，使那里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放弃织布，转为生产丝茶，致使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势力与人民大众的矛盾。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帝国主义加强加紧对外侵略的扩张，企图瓜分世界，并把积贫积弱的中国作为他们侵略掠夺的主要对象，致使中国出现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殖民地程度大大地加深，标志着帝国主义侵华以资本输出为主的新历史时期，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使华民族面临亡国之灾。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规模空前地危害中国的政治经济，《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承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统治的双重压迫。清政府正式成为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为以后的五四运动留下了伏笔。
2.军阀纷争给中国社会带来沉重的灾难
自从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中国社会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党特别多，如同雨后春笋，曾经一度达到300多个，称得上是“政党林立时代”。各政党拥有各自的目的，为了实现不同的政治目的，各政党之间相互竞争，表面上作为民国国会的象征而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帝国主义忙于世界第一次大战，无暇顾及中国事务，这便给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带来了一个发展的春天。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全国形势一片“美好”。袁世凯的叛变革命，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各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各军阀连年混战，争权夺利，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决定作用。袁世凯的独裁卖国，对外卖国求荣，对内采取了一系列的黑暗统治，激起中国广大民众强烈的不满和愤慨。袁世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于1913年3月20日指使爪牙在上海秘密刺杀宋教仁。“宋教仁案”真相大白后，袁世凯见阴谋败露，一边与“法律倒袁”“武装讨袁”争论不休，垂死挣扎；一边向五国银行借款2500万英镑。并下令解散国会，解散国民党，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尊孔复古，举行祭天的典礼，妄想成为皇帝，他复辟帝制，于5月9日答应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的这些举动不仅显示出他的愚蠢、无知、无能，更显示了其反动性、卖国性。袁世凯的卖国消息一经传开，全国人民把5月9日作为国耻日，可见人民的愤怒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状态。全国各地各民族纷纷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帝反日的爱国运动，广东、四川、湖南、湖北、江苏、山东、西南三省到处都响起了讨袁的枪声。
袁世凯在外忧内患、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83天的皇帝美梦也宣告结束，从此一病不起，在全国的反对声中悄然离开人世。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减轻对中国的入侵，他们失去了统治中国的共同工具，就积极扶植各自在华的代理人，而中国的军阀混战在激烈的争权夺利的过程中展开，也需要外国的支持，并寻找靠山。于是帝国主义与军阀之间相互勾结，大量的贷款，出卖国家的利益，加重人民的负担。如：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得到日本的支持。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以美、英为靠山，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得到日本人的扶植。在西南军阀中，滇系唐继光和桂系陆荣廷，他们都得到英美的支持。荣各军阀之间的纷争日益剧烈。又如：黎元洪在美国支持下与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的“府院之争”。以及段祺瑞在天津的“讨逆军”，与张勋的“辨子军”的复辟帝制之争。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并积极推行“武力统一”的政策。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与有滇桂军阀的唐继光，陆荣廷操纵的非常国会，改组军政府，改大元制为七总裁会议制的争夺之战等等。各军阀的争权夺利的纷争，内忧外患，互相利用，互相勾结，军阀割据与混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各军阀在自己的地盘上对百姓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军阀混战时，兵匪不分，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广大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百姓被迫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这一切为以后五四运动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三）思想文化背景
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其主要的参与者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政治思想。当时新文化运动主要是批判孔学，倡导科学与民主，面对这些问题，他们并没有明显的分歧。直到“五四”爆发之后，中国面临这许多新问题，诸如应该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正是由于各自的观点不同，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分化。这种分化的标志是胡适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该文声称“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地改良，认为主张“根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在现代中国，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问题与主义之争，其本质是五四新文化阵营中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分裂的标志。与此同时，文化新保守主义却出现了抬头的趋势。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梁漱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梁启超以巴黎和会观察员身份赴欧，听到不少关于欧洲文明破产的说法。回国以后发表长文《欧游心影录》，鼓吹西方物质文明破产，东方文化优越的观点。他认为，西方的物质文明已经破产，而中国文化有许多优点，是“调剂”西方文化的良药。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用它去解救西方文明的危机，是中国人的责任。要使中西文化“起一种化合作用”，构成“一个新文化系统”用以拯救破产的西方文明。梁漱溟更是鼓吹东方文化优越论。其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为，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中解决问题方法之不同”。人类生活有三条路向，而三种文化各取其一：“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孔子的哲学代表中国文化的全部。他推测世界未来文化要由第一个路向转变为第二个路向。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而“中国的路”就是“孔家的路”，“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些观点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并不具有科学性，甚至是违背了历史规律。
问题与主义论争和梁启超、梁漱溟等人著作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分道扬镳，各自取得了独立的姿态，并开始展现各自的理论风貌。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新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流派互相争论，其共同特点都是带有政治色彩。
三大流派，在对文化、对传统包括政治态度方面，都有着不同的观点。三大流派展开了角逐。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就是由这三大思想流派的对立与交锋而决定了其基本历史面貌。三大流派的争论在各个领域展开。在伦理思想领域，展开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在政治思想领域，展开了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和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在社会思想领域，展开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在哲学思想领域，展开了唯物辩证法论证。在文化思想领域，展开了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在文艺思想领域，展开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文学派三派混战。总的来说当时虽然社会动荡，但是社会思想异常丰富与发达。
在这些思想流派的争论中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文艺领域的争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左联内部的争论；一是左联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派、自由人、第三种人、论语派关于文学艺术的性质、功能，特别是阶级性问题的辩论。左联内部的讨论包括大众化文艺是否绝对和唯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评价、流行的传统文艺形式是否可以利用、以“民族的革命的大众文学”还是以“国防文学”为口号来推进文化统一战线等问题上。在与左联以外作家的论战中，与民族主义文学派的论战属于与保守派的论争。民族主义文学的倡导者基本上是国民党御用作家，他们出于国民党政治的要求，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假民族危机，大力鼓吹向种族、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学艺术。这一主张不仅受到左联，还受到广大自由主义作家的抵制与反驳。20世纪30年代文学艺术论战的主要战场，在左联与自由主义作家之间。自由主义作家对左翼革命文学作品的苍白幼稚表示轻视和反感，他们捍卫文学的唯美追求，反对文学政治工具化。左翼作家则极力捍卫自己的道德、美学理想，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美学理论为无产阶级文学及文学理论进行辩护，并对论敌进行尖锐批判。最终左翼文化运动得到大规模发展。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低谷期，但此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却出现了一个高潮。新启蒙运动发起者陈伯达指出：“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先进分子在理论上重新武装自己。经过革命的洗礼，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中国的革命理论得到充实。理论的充实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对革命进行再指导。此时中国的哲学也同样经历着苦难的历程，确立了自足坚固的阵地。新哲学（新唯物论）在中国到处都已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这点就是新哲学的敌对者也是公开承认的。”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表现和结果，从整个思想文化界来看，就是左翼文化主导了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当时曾用“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来描述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的盛况。马克思主义左翼文化势力壮大的一个显著标志是高度的组织化和制度化。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成立了由潘汉年负责领导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简称左联）。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同年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又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组织化活动是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鲜明特点，以致新启蒙运动发起时，其倡导者一开始的思维就是组织座谈会，成立启蒙学会。
马克思主义知识队伍兴起的重要活动则是创办刊物，并占领舆论阵地。当时出版了大量左翼刊物，包括《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北斗》等几十种，发表了大量观点激进的作品。在这些刊物上，左翼文化工作者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文学、历史观点，并且进行了多次论战。新启蒙运动发起时也是依靠舆论鼓动，创办《认识月刊》等刊物来宣传其主张。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的引入与翻译也是必不可少的。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高潮。从1928年到1937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译著达113种。《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问世的，此外还译有大批社会科学新著。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有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力图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准确阐释，有些则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以扩大其影响。后来支持新启蒙运动的艾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就是当时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典范。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面临着许多重大社会问题，诸如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经济的等等，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先进分子积极探索，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社会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也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倾向，即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土化。左翼社会工作者在宣传和研究工作中尝试运用其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问题。20世纪30年代初郭沫若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此外，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也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论著，产生了李达、艾思奇、胡绳等一批既有一定造诣又有较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使许多知识分子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新启蒙运动在北平的重要人物、国学大师吴承仕先生，在这一时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力求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经济学研究当中。
左翼文化运动的成就，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为新启蒙运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扎实的理论队伍，更推动新启蒙运动者在此基础上去发动一场以马克思主义为领导地位的思想文化运动。
总之，新文化运动的发起，既是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统治的反对，更是面对国内外的民族危机，以求得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探索。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既把马克思主义者聚集到了一起，更通过这次运动使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有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