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达摩祖师西来意
菩提达摩大师是印度南天竺国人，刹帝利种姓族。到了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达摩大师秉承了般若多罗的遗训，寄身商船，三年后，首先到达中国南海。
达摩的禅学，处于印度禅和中国禅之间的过渡阶段，在中国禅学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
梁武帝得知印度来了一位得道高僧达摩，心里非常敬仰。于是派人到南海，于梁普通八年（527年）十月一日，将达摩专程迎接到金陵（今南京）弘扬佛法。
梁武帝非常信仰佛法，而且大弘法化、发菩提心、兴隆三宝、造庙度僧、布施结缘。每隔五里地方，就造一座寺，每隔十里地方，就造一所庵，度很多善男信女去出家做和尚、当尼姑。梁武帝一见到达摩大师，就请求开示法要。
梁武帝问：“朕一生所有造寺、度僧、写经、弘扬佛法，到底有没有功德？”达摩回答说：“没有功德。这些只是人天之果，是有漏之因，如影随形，看来虽有，实际没有。”梁武帝又问：“如何是真实功德呢？”达摩回答说：“清净智慧是微妙圆融，本体空寂，无法可得，这样的功德，绝对不是世间上有为之法所能求到的。”梁武帝又以“如何是圣人所求的第一义谛”发问，达摩祖师以“廓然无圣”相答。梁武帝又问：“对朕者谁？”达摩说：“我不认识。”
达摩与梁武帝二人，一问一答，话不投机，梁武帝还不能领悟达摩大师的根本法要。达摩禅师认为这是机缘不合，于是就离开金陵，渡江北上，于北魏时，到了洛阳。他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当时的人称他为“壁观婆罗门”。魏孝明帝曾三次诏之，达摩亦不出少林寺。达摩圆寂后，孝明帝亲撰碑文，刻石立于嵩山。
达摩所传禅法认为，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两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
理入是悟理，就是由理而入道。方法有“壁观安心”和“藉教悟宗”两个方面。
宗密说：“达摩以壁观叫人安心。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岂不正是坐禅之法？”
“壁观”之目的在于“安心”。“壁观”，宗密解释为心如墙壁之意。“藉教悟宗”是通过读诵佛教经典（达摩所传的四卷本《楞伽经》）教义而悟道。
入道之另一途径是“行入”，“行入”有四：“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达摩的“四行”，不再注重传统禅法的修持形式，而以“安心”为宗旨，要求在契悟真性的基础上无贪无著、苦乐随缘。并认为，只有在日常的道行之中，才能真正体现出安心无为、称法而行。
达摩的这种修行观，后来发展成为禅宗提倡的“饥来吃饭，困来即眠”这样一种随缘任运的修行方法。
达摩被后世尊为中国禅宗的初祖。
（二）二祖慧可与三祖僧粲
禅宗二祖慧可（487—593年），本名叫做神光，俗姓姬，武牢（今河南省成皋县）人，在幼年时代，对于儒家学说以及文学书籍都有研究，悟解很深，出家以后，更精通佛教大乘和小乘教义。北魏正光（520—525年）初年，他听说菩提达摩在嵩山少林寺，就前往求法。他来到少林寺，只见达摩祖师孤身一人面对墙壁静坐，修行禅观。求法心切的神光就住了下来，每日早晚侍候在大师左右，希望得到大师开示佛教的要义。可是过了很久，大师一直不肯开口讲法。
有一天夜晚，天降大雪，至天明时，积雪已经过膝。达摩问他来求何事，神光回答说欲求佛法。大师告诉他，只有勤苦真诚，才能求得诸佛无上妙道。神光拔出戒刀，毅然砍下自己的左臂，鲜血染红了白雪。然后说：“求大师与我安心！”达摩就伸出一只手来，厉声对神光说：“把心拿来给你安。”神光找来找去，却找不到心的所在，回答说：“觅心了不可得。”达摩说：“与汝安心境。”神光听后大彻大悟。
达摩收神光为弟子，取法名叫慧可。同时又把从印度带来的《楞伽经》一部共有四卷传给慧可。
慧可成为中国禅宗第二代祖师。
三祖僧粲（？—606年）。据宋道原《景德传灯录》记载，有一位居士，四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前来礼拜二祖慧可大师，说：“弟子身患风恙，请和尚忏罪。”二祖回答说：“把罪拿出来，我为你忏罪。”居士沉默很久说：“我找不到罪在哪里。”二祖说：“我为你忏罪完毕。”居士说：“今天我才知道罪性不在身内，不在身外，也不在中间。正像我们的心性一样，与佛法的道理并无二致。”
慧可大师听了居士的话，非常器重，认定他是佛门的栋梁之材，就为他剃度，给他取法名僧粲。
两年后，慧可有一天对僧粲说：“菩提达摩祖师从遥远的天竺国而来，把正眼法藏密传给我，我现在传授给你，连同达摩祖师的衣钵，你应当善自珍重，不要使佛法断绝。”
这样，僧粲就成为禅宗第三代祖师。
僧粲大师得法之后，弘扬禅宗，有长达六百多言的《信心铭》流传后世。他在一次法会上，宣讲完佛法心要后，在大树下合掌站着圆寂。
（三）四祖道信与五祖弘忍的“东山法门”
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禅宗初创于道信，基本完成于弘忍。道信是三祖僧粲的弟子。道信传法给弘忍。他们形成了从初祖到三祖相对独立的派别，即“东山法门”。
道信（580—651年），复姓司马，7岁出家。他曾经向三祖僧粲学习佛法十年。在唐武德甲申年间，在蕲州黄梅的双峰山（即破头山，今湖北黄梅县西北约10千米）弘法。据普济《五灯会元》记载，唐太宗曾四次诏请他前往京师，道信有三次都以患病推辞。第四次，太宗对使臣说：“如果再不来，就把他的头取来。”使臣对道信传达了太宗的旨意，道信仍然不肯奉旨离山，“乃引颈就刃，神色俨然”。使臣只得回去复旨。太宗听说后，对道信更加仰慕，赏赐丰厚，不再逼迫道信离山。
弘忍的再传弟子净觉撰写的《楞伽师资记》中讲到道信的禅学时说，道信撰写过《菩萨戒法》和《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道信依据《文殊说般若经》，修行“一行三昧”，提出“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的二心论——净心与染心。“二心论”，由道信开创，成为东山法门的禅学特色。
《文殊说般若经》是大乘佛教的主要经典，强调长坐不卧的修行方式。道信注重坐禅，他要求弟子“努力勤坐”。道信进一步对参学者强调，“莫读经，莫共人语”。他认为到功夫成熟的时候，自然能对佛法有深入的体悟。有记载称道信“摄心无寐，胁不至席者六十年”。
《楞伽师资记》把“安心”定为东山法门的禅学的中心思想。但是，东山法门的“安心”与达摩的“安心”有所不同，东山法门是“安理心”。净觉释“理”时说：“心能平等名之为理，理照能明名之为心，心理平等名之为佛心。”道信曾经说过：“……独一清静，究竟处心自明净。或可谛看，心即得明净。”他认为，如果真能心如明镜之后，可能一年，可能三年五年，有的需要老师的点拨，有的不需要，就能解悟佛法。
禅法本是应机的，无法教授。如果自己觉得有所领悟，就秘密向师长表达自己的心得与见地，请求印证。这种传法的方式是在师徒两人之间秘密进行的，不落于文字表面。这就是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弘忍的禅学也是通过这种方法从道信那里传来的。
禅宗虽然不立文字，但也有“藉教悟宗”的主张，就是不与经教相违背。不立文字，是让参学的人忘言忘念，领悟佛法的真意。达摩、慧可、僧粲是以四卷本的《楞伽经》创立禅学体系的，而道信、弘忍以后的禅学，又增进了《金刚般若经》《大乘起信论》的思想。
弘忍（602—675年），俗姓周，浔阳（今江西九江）人，也有说他是蕲州黄梅（今湖北黄梅）人。关于弘忍7岁奉事道信出家的事，《宋高僧传·弘忍传》有这样的记载：道信去黄梅县，路上遇到一个少年，“骨相奇秀，异乎常童”。道信问他：“子何姓？”少年回答说：“性即有，不是常性。”道信又说：“是何姓？”少年回答说：“是佛性。”道信问道：“你难道没有姓吗？”少年回答说：“姓空故。”少年的意思是，我并非没有姓，只是这个“姓”本质上是空的。道信见这个少年禀赋异常，预见到他对佛法的传承将会有所作为，就找到他的父母，请求允许他出家。少年的父母也颇为开明，“以宿缘故，殊无难色”。这样，道信就给少年取法名弘忍。
道信的弟子弘忍三十年不离左右。弘忍在道信的门下，勤于劳作，供养一同参学的“法侣”生活。他性情木讷沉厚，“常勤作役，以体下人”。“昼则混迹驱给，夜便坐摄至晓”，即白天与僧众一起劳作，晚上摄心静坐至天明。
他坚持执行道信“努力勤坐”“莫读经，莫共人语”的教诲。由于他修行精深，平时虽不常看各种经论，但只要听人读诵，就能领会其中的深意，“未视诸经论，闻皆心契”。
得到道信的传法袈裟后，弘忍在冯茂山（今湖北黄梅县北约10千米）弘法。除《楞伽经》外，他又发挥《金刚般若经》的意旨，听讲者超过700人。冯茂山在双峰山之东，所以也称东山，当时人们称弘忍为东山法师。道信与弘忍的禅学由此被称为“东山法门”。
因为弘忍的禅法是对道信禅法的发扬，道信倡导的“一行三昧”成为东山法门的根本。
弘忍的门下弟子，根据弘忍传法所论，集录了《最上乘论》，他的禅学思想，强调“守本真心”，他认为，“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门，十二部经之宗，三世诸佛之祖”。
弘忍认为，众生与佛虽然真性无二，但众生由于迷于真性，丧失了本有的真心，因而沉沦生死，不得解脱。如果能悟达法性，自识本心，从而守本真心，妄念不生，就能与佛平等无二。弘忍把识心悟性提到极重要的地位，并且在《最上乘论》中有“渐修顿悟”的倾向，这在禅宗发展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此后，迷与悟，顿与渐，与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成为禅宗南北分歧的核心问题之一。
“东山法门”不再像从前那样行头陀戒行，而是有了严格的戒律；不是游行于村落，居无定所，而是已经形成了农禅并作，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比较稳定的僧团，奠定了禅宗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方式，开创了中国禅宗特有的宗风。
（四）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638—713年），俗姓卢，祖籍河北范阳（今河北涿州）。父亲名行瑫，被贬到岭南新州，贞观十二年慧能出生。慧能3岁的时候，父亲逝世，母亲把他养育成人。由于家境贫寒，他砍柴谋生。
有一天，他到街市上卖柴，听到有人读诵《金刚般若经》，其中有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心下有所领悟，吃惊地问：“请问这是从哪里得来的经书？”
诵经者回答说：“蕲州黄梅县冯茂山弘忍禅师劝导人们读诵此经，说可以见性成佛。”慧能听了，“如饥渴之于饮食，立志游方”。
游方中的慧能曾借住于刘志略家。刘志略有姑姑出家，法号无尽藏，经常读诵《涅槃经》。慧能就为无尽藏尼姑解释佛经中的深义。尼姑拿着佛经问他某个字怎么读，慧能却说自己不识文字，并说：“诸佛妙理岂在文字耶？”
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慧能到了湖北蕲州（今蕲春）黄梅东山。初见禅宗五祖弘忍时，五祖问他是何方人氏，“欲求何物”，慧能说自己是岭南新州百姓，来这里向祖师求教做佛的法门，不求别的。五祖说：“你是岭南人，又是獦獠，你怎么也想成佛？”“獦獠”是唐代人对南方少数民族轻蔑的称呼。慧能机锋敏锐，他反问道：“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吃了一惊，知道这是个佛门法器，为此留下他，让他随着众人做杂役。慧能在米房里舂米八个多月。
后来，弘忍法师要向弟子传授衣钵，命众门人各作一偈表达心中对佛法的见解。大家都说，神秀上座是教授师，他一定会得法的。
神秀上座经过认真思考，作了这样一个四句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看了偈子，说神秀的境界已经到了门前，只是还未见到本性。并说：“凡夫依此偈修行，即不堕落；作此见解，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
慧能也作了四句偈，暗中呈献给五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大师认可了慧能的心得，并传衣钵给慧能，慧能成为禅宗的六祖。
为了防人争夺法衣，弘忍让慧能立即离寺南行，韬光晦迹，三年内不要弘法。五祖弘忍送慧能至九江驿，弘忍要为慧能摇橹，慧能对五祖说：“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慧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传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
五祖回寺后，过了三日，才普告全寺大众说，我的正法已经南传了。在座大众都莫名其妙，可是寺内有位上座和尚名叫慧明，听说正法眼藏和传法的衣钵，被卢行者得去，心里感到恼怒，马上飞奔追赶。慧能大师看到后面有人追赶，就将衣钵放在路旁，自己躲在一旁。慧明赶到后，用双手尽全身之力去拿衣钵，可是衣钵却不动。慧明心里就害怕起来，大声叫道：“卢行者，卢行者！”慧能走出来问道：“慧明上座，你是为衣钵来，还是为法来？”慧明说：“我是为法来。”六祖开示说：“不思善，不思恶，这时，什么是你慧明上座的本来面目？”慧明言下大悟。
慧能在岭南怀集、四会（今广东县名）一带的山林中，隐藏到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他来到了广州法性寺。正逢印宗法师住持此寺，开讲《涅槃经》，前来参学的僧众非常多。有一天，慧能偶然在大殿里听到两个僧人争论。原来，他们看到佛前所挂的长幡，被风吹动了。一个僧人说这是风动，一个僧人说是幡动，议论不休。慧能上前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众僧听了这样高妙的见解，都感到很惊异。
印宗法师在旁边也听到了，就请慧能为大家开示佛法要义。与慧能交谈后，印宗法师更认定他非同寻常，问道：“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是行者否？”慧能就把五祖传给他的衣钵拿出来。印宗这才知道，他就是传承弘忍衣钵的六祖。
印宗法师为慧能大师正式举行剃度仪式，又请智光律师，在法性寺临坛传授比丘满分戒法，授以具足大戒。后来，印宗与僧众参学者，共送慧能回到韶州曹溪宝林寺（今广东曲江南华寺）。
在韶州，因为有韶州（今韶关）刺史韦璩的支持，六祖慧能得以公开弘扬圣教，大阐宗风，学者云集。在慧能门下得法的弟子有四十三人。为了避免争夺佛的衣钵，发生不必要的纠葛，宣布从此以后传法，只传法印，不传衣钵。
慧能始终保持了道信和弘忍山林佛教的特色，多次托病推辞了武则天和唐中宗的诏请。
由于慧能长期在曹溪宝林寺弘法，他也被称为“曹溪大师”。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六祖慧能圆寂于新州国恩寺，享年76岁。他的遗体被弟子迎归曹溪宝林寺。宝林寺就是现在的南华寺，寺内六祖殿供奉的慧能肉身像，历来被认定为六祖的真身。唐朝著名的文学家王维、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曾为六祖撰写碑铭。
慧能所倡导的南宗禅学，代表着中国禅宗的主流，绵延发展至近代。
（五）《坛经》的禅学思想
慧能到曹溪后，应韶州刺史韦璩等人之请，到韶州大梵寺说法。《坛经》就是慧能的门人根据六祖传法时的记录，汇集整理出来的，成为中国禅宗最重要的经典。
现存的《坛经》也包括了慧能平时与弟子的问答，以及慧能圆寂前付嘱等内容。它的全称是《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简称《六祖坛经》。
《坛经》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法海记录本（已逸）、曹溪原本或称法海集记本（已逸）、敦煌本、古本或称圆会本（已逸）、惠昕本、契嵩本、至元本或称德异本、宗宝本等八个版本。
《坛经》由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内容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