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发现日军与自己迥然不同。在与其他任何强敌的战争中，从来没必要考虑其如此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跟沙皇俄国在我们之前（1905年）所遭遇的一样，我们与之战斗的日本是一个全民皆兵且训练有素的国家，这不属于西方的文化传统。西方国家业已接受的符合实际人性的那些战争惯例，对日本人而言，显然不存在。这使太平洋上的美日战争不仅仅是一系列岛屿滩头的登陆和无法克服的后勤补给问题。我们得明白他们的行为方式，从而对付他们。
这很难。自从日本封闭的大门被打开来的75年间，人们描写日本人时用的是“但是”和“也”之类的词汇；当这些词汇被用来描写其他任何国家时，会显得荒谬无比。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描写其他非日本的民族时，不会在说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彬彬有礼”之后，再加上这样一句：“可是，也很傲慢、专横。”当他说该民族在为人处世上无比顽固后，不会再加上这样一句：“但是他们乐意调整自己，去适应极端的革新。”当他说某个民族温顺时，不会同时解释说：“他们可不服上级的控制。”当他说他们忠诚和宽厚时，不会声称：“但他们也有背叛和怨恨。”当他说他们生来勇敢时，不会又细数他们的怯懦。当他说他们做事不考虑别人的意见时，不会继而说：“他们的心胸真宽广。”当他描写一个国家的军队如何像机器一样训练时，不会继而描写那支军队的士兵如何像马咬着嚼子一样不服管教，甚至反抗上司。当他描写一个民族如何满怀激情地投向西方学术时，不会渲染他们狂热的保守主义。当他写书论述一个国家具有普遍的审美崇拜，如何给予演员和艺术家很高的荣誉，如何在菊花栽培的技艺上愿意费时费力时，一般而言，他不会另写一书补充说：“那个民族也崇拜刀，并把最高的声望献给武士。”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的论述都是关于日本的书籍的核心。的确如此，刀与菊都是这一画面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有礼，既顽固又能适应，既驯顺又恼怒于被人推来推去，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好新。这些特点全都有极端的表现。他们十分在乎别人对他们行为的看法，但是，当别人对他们的劣迹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罪恶感战胜。他们的士兵既被彻底驯服，也会反抗上级。
美国要了解日本。当这一点变得极为重要时，我们就无法把这些矛盾以及许多其他同样闹得人心神不宁的矛盾推向一边。危机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日本人将要做什么？如果不进攻日本本土他们会投降吗？我们该不该轰炸皇宫？我们对日军战俘能有什么期待？为了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同时削弱日本那种宣誓要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决心，对日本军队和日本国民，在宣传上我们该说些什么？在那些了解日本的人士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旦和平来临，为了维护秩序，是否需要对他们实施永久性的军事管制？我们的士兵是否得准备在日本的每一座山头的每一个要塞与那些顽抗到底的亡命之徒展开激战？在国际和平可能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步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后尘，发生一场革命？谁会领导这场革命？或者日本民族只有走向衰落？我们作出什么样的判断，所导致的后果将迥然不同。
1944年6月，我被委任进行日本研究。我被要求以文化人类学家的身份，一一说出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人。在那年初夏，我们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刚刚开始显示其实力。美国人还在说，对日战争将持续三年，也许十年，或更长。在日本，人们说，它将持续一百年。日本人说，美国人虽然取得了某些局部的胜利，但是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他们的岛国尚有数千英里。日本的公报几乎不承认海军的失利，所以日本人还自以为是胜利者。
然而，到了6月，情况出现了变化。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两年半来，最高司令部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经见效。对德战争的结局已经可以预见。而在太平洋战场，我们的军队在塞班岛登陆，这场大规模军事行动预示着日本最终的失败。从那之后，我们的士兵经常与日本短兵相接。通过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塔拉瓦和比亚克等的战役，我们深知自己已深陷与劲敌的对抗之中。
于是，在1944年6月，回答许多关于我们的敌人——日本的问题变得十分重要。不管这是军事问题还是外交问题，也不管提出这问题关乎高层决策，还是关乎将要撒在日军前线阵地的传单，重要的是要有洞见。日本在进行的是一场全面战争，我们要知道的，不仅是东京的当权派的目标和动机，也不仅是日本的漫长的历史，甚至不仅是经济与军事的统计数字，还包括他们的政府能从他们的人民那儿取得哪些期待。我们得力图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落入的套路。我们还得知道支持这些行为和观念的背后的因素。我们得暂时把我们作为美国人的行为前提抛在一边，而且得尽可能轻易地、武断地下结论——在某种情形下，我们会做的事，他们也会那样做。
我的任务很难完成。美日正在交战，在战时，进行大规模的谴责是容易的，但是，力图要弄明白你的敌人是如何通过他自己的眼睛看待生活的，就难多了。不过，我必须完成这个任务。问题是：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假如我们处于他们的境况将如何行动。我得努力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当作有助于了解他们的有利条件，而不是不利条件。我得观察他们打仗的方式，暂时不把它看作军事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在战争中与在和平中一样，日本人的行为都有其特点。在处理战争事务的方式中，他们留下了什么样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迹象呢？他们的领导人鼓舞士气、打消迷惑者的疑虑和在疆场上调兵遣将，所有这些方式展现出他们自己认为的可利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得跟踪战争的细节，以弄明白日本人是如何逐步展露他们自己的。
然而，我们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严重的不利因素，即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手段：实地考察。我无法到日本去，住在日本人的家里，观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倾向和压力，用我自己的眼睛去辨别哪些是至关重要的，哪些不是那么重要。我无法观察他们在作出决定时的复杂情况。我无法看着他们的孩子成长。约翰·F·安布雷所著的《须惠村》是一个人类学家对一个日本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的成果。可是，在安布雷撰写那部专著时，我们在1944年面对的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都没有被提及。
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尽管有这些不小的困难，但是，我相信那些可以利用的手段和条件。人类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研究对象面对面的接触，至少，我可以不放弃这样的接触。在美国，有许多生长于日本的日本人，我可以就他们亲身经历的具体事情向他们提问，弄清楚他们是如何判断那些事情的，并且用他们的描述填补我们知识上的许多空白。作为人类学家，我相信，对于我们理解任何文化，那样的知识都具有本质的意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在研究日本时，往往利用图书馆来分析过去的事件或统计资料以及跟踪书面或口头的日本宣传品在字里行间的演变情况。我相信，他们所索求的许多问题都隐藏于日本文化的种种规则和价值之中，通过那些真正生活于其中的人来探究那种文化，会取得更加满意的效果。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读书，或者我不用时时感谢那些曾经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关于日本的文献汗牛充栋，曾经生活在日本的优秀西方观察家也数不胜数。这是我的优势。有些人类学家前往亚马逊河源头或新几内亚高原去研究没有文字的部落，他们全都没有我的这一优势。由于没有文字，这些部落从未在纸上显露自己。西方人对于那些部落的讲解又少又肤浅。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历史。实地调查者必须在没有前辈学者的任何帮助下，发现那些部落的经济生活是如何运行的，社会是如何分层，以及宗教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是什么。在日本研究界，我是许多学者的继承人。在好古者的笔下藏匿着对生活的细枝末节的描写。欧美人民记下了他们活生生的经历，日本人自己也曾写下了许多不寻常的自我记录。跟许多东方人不一样，日本人热衷于把自己写出来。他们既写生活琐事，也写在全世界扩张的计划。他们的率真让人感到迷惑。当然，他们并没有将计划和盘托出——没有人会那样做。日本人在写日本时，会略去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那些东西像呼吸的空气一样，让人习而不察，但他熟悉它们。美国人在写美国时也是这样。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喜欢自我表露。
我阅读这些文献，和达尔文为了创立物种起源理论而阅读文献时一样，要特别注意那些我还不了解的事情，为了弄懂国会演说中那些并列在一起的观念，我需要了解什么？他们会为某个看起来无可厚非的议案猛烈争论，而对某个看起来令人难以容忍的议案却轻而易举就接受了。那隐藏在他们的态度后面的会是什么？我读着，一直在问：这样的情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了弄懂它，我需要了解什么？
我也看一些在日本编写并制作的电影——宣传片、历史片、描写当代东京生活的都市片以及农村片。之后，我跟一些在日本看过同样影片的日本人讨论它们；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以普通日本人的眼光看待男女主人公和反面角色，而我的看法则不同。当我迷惑不解时，他们显得很明白。他们对情节和动机的理解跟我也不一样，但他们是从结构方式上理解影片的。如同对小说的理解，我和那些在日本生长的日本人对同一部影片的理解比表面的差异还要大。他们中有些人会动辄为日本的习惯进行辩护，另一些则讨厌日本的一切。我从哪个团体了解得最多？这很难说。在日本，人们是如何规范自己的生活的？无论他们欣然接受，抑或痛加排斥，他们最终都同意给我描绘一幅隐秘的图景。
至于人类学家在研究某种文化时，去寻访与那种文化中的人直接相关的材料和洞见，他只是在做所有曾经住在日本的能干的西方观察家所做过的事儿。假如这就是一名人类学家所能做的一切，那么他就不可能为日本研究增添些有价值的东西；那些留居在日本的外国人已经对日本做出了颇有价值的研究。然而，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所受过的训练必然要开花结果，因此，他往往具备别人所不具备的特殊才能；在一个已经拥有许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里，他力图添加他自己的贡献，这似乎也是值得的。
人类学家了解亚太地区的许多文化类型。在日本，有许多的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甚至与某些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的习俗和习惯极其相似。有些跟马来西亚相似，有些跟新几内亚相似，另有些则跟波利尼西亚相似。了解这些文化相似性对我而言是有意义的。它们是否显示古代的迁移和接触？这问题当然非常有意思。不过，这种可能存在的历史关系问题并不能说明我对这些文化的了解是有价值的，它们的意义在于有助于我了解风俗习惯在简单的文化中如何起作用，并且使我能凭借我所发现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找到线索，去了解日本的生活状况。对亚洲大陆上的暹罗 、缅甸和中国我也略知一二，因此，我能把日本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那些国家的文化都是亚洲重要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人类学家在研究原始部落时已经一次次地表明，这样的文化比较是如何的价值非凡。一个部落可能与邻近部落分享90%的正式习俗，不过，它可能会对这些习俗进行修补，以适应某种生活方式和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它不与任何周边部落分享那种生活方式和那套价值观念。在修补过程中，它可能丢弃一些基本的习俗，尽管这些习俗占整个社会习俗的比例很小，但可能会使它未来的发展途径转到某个独特的方向上。某些种族在整体上相互分享很多特性，人类学家能在这些种族之间找到相互对比的差异；再也没有比研究这些差异更有益的了。
人类学家还得让自己最大限度地去适应他们自身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他们的手段也得加以琢磨，以解决这一特殊问题。他们由自己的经验知道，不同文化中的人所必须面对的情景是迥然不同的，不同种族和民族在定义这些情景的含义时所用的方式也截然不同。在某个地处北极的村落或热带沙漠里，他们碰见过血缘责任或财物交换的部落习俗；哪怕是他们的想象力处于最大胆的时刻，他们也无法杜撰出那样的习俗。他们必须进行调查，不仅要调查血缘关系或交换关系的细节，还要调查这些习俗在部落的习惯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每一代人是如何从儿童时期就被要求以此为条件传承那些习俗，就像他们的祖先曾经做过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