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时期的嘲笑方式有了新的严肃的延伸，从而把这种地位的变化情况传达给正在成长的男孩子。到了八九岁的时候，他的家人可能会以冷静的态度，真的拒绝他。如果他的老师报告说，他不听话，或不尊重别人，而且给他的操行打了个不及格的分，那他的家人就会背对他。如果他被店主批评说有恶作剧行为，“家庭名誉就会因此而受到侮辱”，他的家就成了攻击他的铁桶阵。我认识两个日本人，在他们不到十岁的时候，他们的父亲有一次跟他们说，要他们别再回家了，连去投奔亲戚都会带去耻辱。那是因为此前他们在教室里受到了老师的惩罚。两人都被弄得有家不能回，最后是母亲找到了他们，安排他们回了家。小学高年级的男孩子有时会被关在屋子里，为的是让他们“谨慎”悔过。他们必须一心一意地写日记，日本人迷恋日记。在任何情况下，家人都会表明，现在他们把这男孩看成是他们在世界上的代表，他们之所以纷纷反对他，是因为他招致了批评。他还没有适应情义世界，就不能指望家人支持他，也无法指望他的同龄人的支持。他的同学们会因为他做错了事而排斥他，在他被重新接纳之前，他必须道歉并许诺。
“值得强调的是，”乔福里·郭雷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约束达到了很不寻常的程度。在大多数社会中，当大家族或其他宗派团体的某个成员受到其他团体成员的批评或攻击时，都会行动起来一致对外，保护那个成员。只要自己的团体依然赞成自己，那他就能在面对其他人时，确信在他需要帮助或受到攻击时，他会得到团体成员全面的支持。然而，在日本，情况似乎正好相反。一个人只有在得到别的团体赞成的情况下，才能确保得到本团体的支持。如果外人不赞成他或批评他，本团体就会转而抛弃他，加入到惩罚他的行列；直到——或者——除非，他能迫使那另一个团体撤销对他的批评。由于有这套机制，‘外面世界’的赞成变得至关重要，可能比其他任何社会都更重要。”
到这个年龄段，女孩所受的训练在类型上跟男孩没什么区别，但在细节上是不一样的。在家里，她比她的兄弟更受限制。更多的职责加到了她身上——虽然男孩也可能要当临时保姆——在接受礼物和关注方面，她总是得到牛角的那点小尖头。她的性格不像男孩子那样的暴躁。不过，跟其他亚洲小女孩相比，她已经是非常自由的了。她可以穿鲜红的衣服，可以跟男孩子们一起到大街上去玩，还可以跟男孩子打架，而且常常绝不服输。作为一个孩子，她也“不知什么是羞耻”。在六岁到九岁之间，她渐渐学到了对世界的责任，她所学到的东西，所积累的经验，跟她的兄弟一样多。9岁时，班级分成男生和女生两部分，男孩子们很重视相互之间新建立的男性的团结。他们排斥女生，不让别人看到自己跟女生说话。女生呢，也受到母亲的警告，与男生交往是不合适的。据说，这个年龄的女生变得闷闷不乐，喜欢退缩，很不好教。日本人们说，那是她们“欢乐童年”的终结。女孩的童年时期结束在她们被男孩排斥的时候。没有一条路是为她们标出来的，在往后的许多年里，她们只能“自重再自重”。这句训诫会一直跟随她们，直到她们订婚，直到她们结婚。
然而，男孩子们虽然已经懂得了自重和对世界的情义，但他们还没有明白一个日本成年男人所要承担的所有义务。“从10岁开始，”日本人说，“他明白对自己名声的情义。”他们的意思当然是：他懂得，受到侮辱时感到怨恨是一种美德。他还必须学习这些规则：何时与敌人面对面一决高下，何时用间接的方式洗清自己的名誉。我不认为他们的意思是：男孩子在受到侮辱时就要去攻击对方。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允许肆意地攻击他们的母亲；为着多种多样的诽谤和抗辩，他们曾与同龄人决斗；现在他们十岁了，很难说还需要学习攻击。但是，男孩子在一二十岁的时候，就会被招纳到“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这一道德规则之下，而这一规则会把他们的攻击性引导到某些公认的形式之中，并且给他们提供一些特殊的应付手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人往往把攻击的矛头转向自身，而不是对他人施暴。哪怕是男生也不例外。
上完六年小学之后，有些男孩子要继续上学——其人数大约占总人口的15%，在男性人口中的比例更高些——这个时候，他们突然要面对中学入学考试的激烈竞争，而且每一个学生的每一门功课的成绩都要进行排名，他们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负责的时候来到了。他们没有时间慢慢地体验这种情况的到来，因为在小学里和家里，竞争小得几乎是零。新体验说来就来了，这使竞争变成一件让人痛苦但还得全力以赴的事，他们普遍想要争得名次，怀疑别的同学因老师的宠爱而受到特别照顾。然而，在人们缅怀人生时，这样的竞争情形并没有成为一个大话题，他们谈得更多的是，中学里高年级男生折磨低年级同学的惯例。前者把后者支来使去，还让后者经受种种侮辱，如他们进行愚蠢而屈辱的表演。到处弥漫着怨恨情绪，因为日本男生做这些事情时，不带娱乐精神。小男生因此而在高年级同学面前变得卑躬屈膝，奴仆似地给他们跑腿；但他憎恶折磨他的人，内心筹划着复仇。基于现实情况，复仇不得不推迟，但这使他更加报仇心切。这就是对自己名声的情义，他视之为美德。几年之后，通过家族势力，他能让那折磨他的人失去工作。或者，他自己把柔术和剑术练得炉火纯青，在他们俩都毕业之后，他会在街头当众羞辱那人。但是，除非他有朝一日报仇雪恨了，否则他“一直会觉得有件事情还没有完成”，这就是日本人冤冤相报的核心内容。
对于那些没有升入中学的男孩子来说，同样的体验会出现在他们在部队所受的锻炼中。在和平时期，四个男孩中有一个要被征入伍，一年兵受到二年兵的侮辱比低年级学生在学校里所受的侮辱更加严重。这不关军官的事，甚至士官也只是偶然管一管。日军军规的第一条是：向军官提出任何申诉，都会使申诉者丢脸。因此，这种事都是在士兵中间了断。军官们接受这种恶习，认为这是保持部队强硬作风的一种方法，不过，他们自己不会卷入其中。二年兵在上一年积累了怨恨，现在全都转发到了一年兵身上；他们把聪明才智发挥在想方设法羞辱别人上，以证明他们的“强硬”。人们经常描绘说，新兵经过部队的锻炼之后，像换了一个人，成了“真正的沙文国家主义者”。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不仅是因为他们被施与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而且肯定不是因为他们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体验到了被侮辱的感觉。在家庭生活中，年轻人受到的训练是日本式的礼节，对“恰如其分的爱”的态度是极其认真的；但在这样的部队环境中，他们很容易会变得残暴起来。他们无法忍受自己被嘲笑。他们把折磨解释为受到排斥，这使他们反过来变成了善于折磨别人的人。
当然，在中学里，在军队里，近代日本这些情形的特点来源于古代日本的某些习俗，那就是关于嘲笑和侮辱的习俗。中等以上的学校和军队并没有创造出对这些习俗的反应。显而易见，由于日本有“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这样的传统道德规范，他们因为被侮辱而激发起来的怨恨，跟美国的情形相比，显得更加强烈。与古法一致的是：每一个受到侮辱的团体固然会及时地把惩罚转向某个作为牺牲品的团体，但这无法阻止一个少年一心想要去跟那个直接折磨他的人决一雌雄。在许多西方国家，替罪羊频频出现，是一种社会习俗；比如，在波兰，新学徒和年轻的收割手在受到奇耻大辱之后，不会把怨恨发泄在那些侮辱他们的人身上，而是转发在新的一茬学徒和收割手身上。但在日本，事情并不总是如此。男孩们固然也从胡乱发泄中得到满足，但他们主要考虑的，还是要与侮辱他们的人直接较量。当他们能与折磨者清算时，才会感到“痛快”。
在日本的重建过程中，领导们时刻想着国家的未来，会特别注意这一侮辱少年的恶习，它使男孩子们在成人学校和军队中做了一些愚蠢的行为。领导们会十分强调学校精神，哪怕是“老同学关系”，以打破上下年级学生之间的分歧。在部队里，他们会严厉禁止侮辱行为。纵使二年兵应该坚持像斯巴达人那样严厉地训练一年兵，恰如日本各级军官正是这么做的，这在日本不是伤天害理之事。但侮辱行为是有害的。在学校或部队里，如果年龄大一点的少年让年龄小的像狗一样对他摇尾乞怜，或像知了一样，表演丑行，或者在别人吃饭时表演“拿大顶”，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不受处罚。那么，日本的再教育运动中就会出现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将比否认天皇的神圣性和从教科书中剔除国家主义的内容更加有效。
女人们不用学对自己名声的情义的道德规则，也没有男孩子们在中学和部队里所得到的近代体验，甚至没有类似的体验。她们的生活圈比她们兄弟们的更加调和。从记事时候起，她们受到的教育使她们接受这样的事实：在排序、关注和礼物方面，都是男孩子享有领先权，女孩子们的权利则被否定掉了。她们必须尊重人生规则，但这规则否认她们拥有公开自我主张的权利。不过，如同婴儿和小孩时期，女人们和她们的兄弟们分享了一般孩子的特权生活。她们在还是小女孩的时候，穿着特别的鲜红的衣服；成年之后，她们就得放弃鲜红这种颜色，直到她到了60岁，到了第二个享有特权的人生时期，才被允许再度穿鲜红颜色的衣服。在家里，在母亲和祖母的争斗中，她们会像兄弟们一样，得到双方的宠爱。兄弟姐妹们都希望有一位姐妹最喜欢自己，也希望家里其他成员一样。孩子们要求，让他们跟她一起睡，以表示她喜欢他们。她能经常地把来自祖母的恩惠分配给两岁大的孩子。日本人不喜欢独睡。夜里，孩子的小床会紧挨着某个被选出来的大人的床。那时，“你最亲我”的证据往往是：两个人的床紧挨在一起。在9岁或10岁时，女孩子会被排除在男孩子的玩伴之外；甚至在这一阶段，她们也能得到一些补偿。她们会因为新的发型而受人夸赞；在14到18岁之间，她们的头饰是全日本最精心制作的。她们到了可以穿丝绸服装而不是棉布服装的年龄了，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给她们提供增添她们魅力的衣服。通过这些方式，女孩们得到了些许满足。
女孩子需要有约束，这份责任是直接放在她们肩上的，而不是她们的父母通过武断的极权强加的。父母对女孩子施行其特权，不是通过身体的惩罚，而是通过平心静气、不偏不倚的期望，他们期望女孩子做到社会需要她们做的事。值得在此引用一个关于这类训练的极端例子，因为他非常好地说明了那种并非强制的压力，这就是日本人教育女孩子的特点，不那么严厉，还给予特权。从6岁开始，小稻垣钺子就有一名博学的儒家学者，教她背诵汉文经典。
在整个长达两小时的上课期间，除了手和嘴，他纹丝不动。我坐在他前面的榻榻米上，身子同样端正，而且一动不动。有一回，我动了一下，那是在课间。出于某个原因，我有点不安宁，微微摆动了一下身子，让蜷曲的膝盖稍稍变换一下角度。老师脸上闪过一片惊讶的淡淡的阴云。随后，他一声不响地合上书本，带着温和但又严厉的口吻说：“小姐，显然，你今天的精神状态不适合学习。你该回到自己房间去，好好想想。”我的心几乎要被羞死。我无能为力，只好谦恭地先向孔子画像然后向老师鞠躬，恭敬地退出教室。一般我上完课后都要去向父亲报告，这回我慢吞吞地走到他那儿。父亲很惊讶，因为下课时间还没到呢。他不假思索地说：“你的功课做得真快啊！”这话我听着像一记丧钟，我永远记得那一刻，直到今天，还像瘀伤未愈，让我感到疼痛。
在另一个地方，杉本夫人描绘了她的祖母，概括了日本家长最典型的态度之一：
她安详地期望每个人都做她同意做的事；没有责备，也没有争辩；但是，她的期望像丝绵一样，柔软，但非常坚韧，让她的小家庭保持在她认为是正确的道路上。
祖母的这一期望“像丝绵一样，柔软，但非常坚韧”，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效力，其中一个原因是：每一种工艺和技能方面的训练都非常明确。孩子们学的不仅是规则，还有习惯。如，筷子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走进房间的步态是否恰当，后来的茶道和按摩，每一个动作都由大人手把手地教，反复练习，直到娴熟。大人们认为，孩子们不会在用到正确的习惯时，随时就能把它们“捡起来”。杉本夫人描写了她在14岁订婚后，如何在饭桌上伺候丈夫。此前她从未曾见过她的未婚夫。他在美国，而她自己在越后（Echigo）。不过，在母亲和祖母的眼皮底下，“我自己动手反复做某一道菜，我哥哥告诉我们，那是松雄特别喜欢吃的。松雄的桌子紧挨着我的，在布置自己的桌子前，我总是先把他的安排好。这样，我就学会了如何时刻注意，要让未来的丈夫感到舒服。祖母和母亲说，要假想松雄好像就在那儿，我要注意自己的衣着和举止，就好像他真的在屋子里。就这样，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就学会尊重他，尊重自己作为他妻子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