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塔
一
我译的《菊与刀》又要再版了。这次，我个人强烈要求在正文前写几句。当年，我在翻译时就有很多想法曾想写出来，可惜，当时约我译的是一个书商，他们急于求成，忙于卖钱，不容我从容写作，遂作罢。
“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美国人谈起日本人，脑袋会摇得像拨浪鼓。第一是因为他们不同意日本人的很多言行，第二是因为他们对日本的不了解。本尼迪克特的这本书几乎回答了当时盘绕在人们心头的绝大部分疑问。当年，最为这些疑问所纠结的是占领日本的美国当局，他们因为不懂而不知道如何来管理日本。《菊与刀》一书不仅解疑释惑，而且还指明了方向、建议了方法。所有这些智力支持都起到了立竿见影且影响深远的效果。时至今日，如此“学以致用”的著述例子依然不多。
因本书最早问世于1946年，所以，现在的日本社会与当时的已是天壤之别，但是，就日本文化的根本，尤其是日本人的本性而言，几乎没有太大变化。本尼迪克特在本书的最后，曾对战后日本发展的路线进行了预测，而她的预测基本上是应验了的。她的预言是：“如果日本的预算中没有军事化这一项，如果她愿意，那么，不消几年，她就能使自己成为东方商贸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之一。她可以把她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和平的利益上，并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一个和平的日本将在世界各国中得到一个可敬的位子。如果美国继续利用其影响，支持这样一项计划，那将起到莫大的帮助作用。”二战之后，美国确实帮助了日本，而日本也的确在军费上投入很少的开支，并且没过多少年就真的重新实现了经济繁荣的局面。
如果本尼迪克特只准确预言了日本的战后重建，那么，她还不算是伟大的预言家，本书也算不得是伟大的著作。这本书的真正口碑在于她对日本文化特征和日本人性格的绝佳概括。
在翻译这部书之前，我虽然仅学过一丁点日语，但却读过相当多日本的书和描写日本的书，同时也接触过不少日本人；但我承认我对日本的了解还远不及我对美国的了解。翻译是最深入细致的阅读，甚至是研究。在翻译过程中，我对日本的很多不解得到了解决。
自从2007年本书初版以来，日本发生了覆地翻天的变化，中日关系也急转直下。日本人的性格本来就让我们这些邻居难以理解，现在似乎变得更加古怪了。
趁着再版和写序的机会，也为了检验本书对当前日本人的所作所言是否依然具有解释力，我反复重读了本书。读罢，我发现，它的解释力依然是强大的，因为现在的日本人跟70年前甚至700年前的日本人，从根本上说，几乎没有太大差别。
也就是说，本书依然有助于我们认识日本人，依然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人习惯和做法的缘由，因而，我强烈地向读者推荐本书。
二
在推荐的同时，关于作者和本书，我还有几个小问题要与读者沟通。
1.本尼迪克特不仅仅是个优秀的学者，还是思想家和诗人。只有思想家，才能那么条分缕析，洞微察幽；只有诗人，才会那么敏感，那么深地抵达人心的底部，去设身处地地探查人的心理轨迹。
关于本尼迪克特的诗人身份，我还想补充一些资料。她早露诗才，7岁就开始写作短诗。在青春时期，她曾与一个生化学家相恋，在爱情的激发下，曾用多个笔名写作并发表了不少诗作。在中年时期，她曾经一度有一个须眉知己，叫萨丕尔，两人都致力于研究人类学，却都喜欢诗歌。他们互读互评对方的诗作，还曾一起向出版社投稿，结果双双被退回。后来，她把诗人的激情、睿智和创造力用于学术的研究和写作，当然是成就斐然了。
2.也许正是因为从小喜欢舞文弄墨，本尼迪克特大学时期主修的专业是英语文学，1919年，32岁的本尼迪克特才改行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类学。文学背景对她的人类学研究的特点、方向和方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而言之，人类学分为两类：文化人类学（英国称为“社会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本尼迪克特做的是文化人类学，这不仅因为欧洲大陆基本上从事的是体质人类学，英美则致力于文化人类学；更因为她作为一个文学出身的人，恐怕不能也不愿做体质类研究。
无论是文化人类学还是体质人类学，两个领域的学者共同的方法都是所谓的田野调查，即要到实地去生活、观察、记录当地人的日常言行，这些当地人一般还是比较原始落后的亚非拉地域的村落乃至部落。田野调查，尤其是到颇具异国情调的地方去生活考察几个月乃至一年，可以说是对平常呆板的学院生活的反向性补充，因此深受人类学者，尤其是女学者的钟爱。我想，这是人类学领域多出女学者，尤其是优秀女学者的一个原因。
本尼迪克特本来也热衷于做田野调查，重视活生生的一手资料。但是，她在研究本课题时，美日处于交战状态，不可能到日本去生活。她基本上只能依赖于二手资料，即文献。她最多能做一些访谈，而访谈的对象也局限于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甚至是他们的后裔。
有人称本尼迪克特的这种研究方法为远程人类学研究法（Anthropology at a Distance）。远程法本来是人类学研究的短处，他们更喜欢或者说更倾向于脚踏实地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不过，远程法是文学研究的强项。文学学者们擅长隔山打虎，尚友千古。无论多么远的时空距离，都能够被他们的同情心和想象力所弥补。本尼迪克特的文学天赋和素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还要感谢她对文本化的历史和现实的超强处理能力。在我的阅读视野内，她是历代以来少数几个具有那么强的抽象、概括和思辨能力的女学者之一。她的弟子兼闺蜜玛格丽特·米德同为知名人类学家，而且比她更加强调男女在思维能力上的所谓旗鼓相当。但米德在抽象、概括和思辨方面的能力远逊于她，相较于米德张牙舞爪的女权主义形象，她显得知书达理、秀外慧中。我在上大学时几乎同时读了米德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和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的模式》，感觉颇为不同。《文化的模式》虽然从尼采那里借用了术语、思想和方法，但是有深度和复杂性。而《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则卑之无甚高论，而且显得单调。米德擅长的只是观察和描述，而不是对现象进行超越时空的洞察和探究。这是大部分依赖于田野调查的学者的通病。
3.本尼迪克特擅长文本分析，但更拿手的是比较研究。她是人类学学者中少有的博雅之士，而且能融会贯通。在本书中她比较的最多的是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异同——主要是异；其次，是比较了日本人和中国人。当然，她对美国人与欧洲人、日本人与欧洲人也有所比较。在比较中，她道出了许多前所未有、发人深省的观点。
关于日本与欧洲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一个悠久的传统话题，可以追溯到16世纪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1532年—1597年）所撰的《欧日比较文化》（Kulturgegensatze Europa—Japan，日本语译名为《日欧文化比较论》）。而关于中国与日本的文化比较，则历史更加久远，而且不是她的专长，所以她说得不那么多。
我在翻译时，曾经处处觉得，她讨论的日本文化有太多的方面，尽管她没有说那也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但我真的感同身受。尽管有些日本人强调他们早已脱亚入欧，但他们毕竟还在汉字文化圈里思考生活，中国文化是他们文化的母体，他们想挣脱，谈何容易。两个国家的文化观念重合度相当高。比如说中国社会也是人情社会，人际关系是大家最需要严肃谨慎对待的，我们的一生都在人情债的网络里，始终在借和还人情。比如，中国人也认为面子比里子更重要，名声比实际更要紧。跟日本人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的好面子到了可以随时与最近的亲属撕破脸的程度，我们的好名甚至到了准宗教（所谓“名教”）的地步。对这样永远还不清的人情债，本尼迪克特深表同情，也略有微词。她主要讨论的是日本传统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的情况（她对日本的现代城市社会了解太少，也是本书被某些人诟病的重要原因）。
我是20世纪80年代从乡村来到城市的。那个时候的中国乡村跟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乡村相比，在日常生活的方式和观念上，何其相似乃尔。乡村社会比城市社会更注重人情。因为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更加脆弱、更加无依，农民没有失业金，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险，他们只能依靠家庭、亲属织造起来的关系网的互助。无论是子女幼小时候对父母的依赖，还是父母病老之时对子女的依靠，都具有不确定性，比方说疾病或者能力不足都会导致家庭的贫困。如此再没有亲朋的帮助救济，很多人真的可能连生存都保障不了，更不要说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