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公主和辩机的“私情”过了八九年。在自我情感中四处逃避的辩机被选去翻译经书之后，再没有机会见到高阳。但是，他藏匿着高阳公主赠送的信物--一个玉枕，殊不知被小偷偷了出来，他与高阳的“私情”于是就暴露于天下。唐太宗大怒，立刻下诏，将辩机处以腰斩的极刑。行刑那天，长安万人空巷，在众多市民的围观中，辩机被扒光衣服捆绑在木板上，刽子手一刀拦腰劈为两半……一个学富五车的青年才俊的生命，竟在屠刀下以最污浊和最惨烈的方式终结，这不能不令人扼腕悲泣。高阳公主悲恸至疯，她失去了爱情，放弃了灵魂……半年后，唐太宗驾崩，举国悲哀，唯独高阳公主无一滴眼泪。古时的高阳公主，与现实的高阳镇有关系吗？是我的牵强，还是谁的附会？
重庆库区云阳县的高阳镇，地处蜿蜒绵长的小江流域，全镇17000多名移民，被称为三峡库区移民第一大镇。高阳镇在盛唐时期就是一个热闹、繁荣的水码头，有客栈、酒肆、茶馆、商铺；有“遍身绫绮”的乡绅和商贾，也有穿着短衫的农民和吆喝的小贩。
冥冥之中，我总感到这个高阳镇与高阳公主总有点儿联系。高阳的移民有过两次水库大移民的经历，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一次是90年代。第一次移民的阴影还未消散，遗留问题还没彻底解决，第二次移民又开始了。真是“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政府和移民的普遍心态是：都有第一次移民的经验教训，都在第二次移民中小心翼翼，谁都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来到高阳镇，镇委书记旷新明告诉我说，三峡库区的所有问题，这里都有，三峡库区没有的问题，这里也有。这是一块充满活力、躁动不安的热土，同时也是有着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一个乡镇。中外媒体之所以把高阳作为一大焦点，认为在这里可“窥一斑可知全豹”。
由于历史的积淀，高阳镇的情况复杂而充满了变数。
时光的胶片倒转到公元1971年，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期，高阳境内的澎溪河动工兴修小江电站，淹没涉及云阳县、开县6个乡31个村2300亩土地，淹掉房屋的移民有2000人左右，淹没土地涉及移民1万多人。
市移民局副局长陈联德向我介绍了小江电站的有关情况。他说，在计划经济年代，这个电站没有进入“国家计划”的大盘子，是当时四川省万县地区的一个地方项目。那是一个“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的特殊时期，人们搞水电站没多少经验，连“跟着感觉走”都谈不上。在极为躁动的“红色年代”，“革命委员会”一声号令，工地上红旗猎猎，喇叭声震，在读一阵“语录”之后，工程就急急上马了。
那时候，什么土地、移民、补偿，只不过嘴上说说而已，代表地方政府的“革命委员会”的头头脑脑们，做梦也没有料到，小江电站的移民会给这个地方带来持续二三十年的震荡。
电站开工不久，涉及高阳“三村六社”的移民和地处小江上游的开县移民“拧成一股绳”，为淹没补偿开始了上访、集访、群访。县、地区、省、北京都留下了移民上访的足迹。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小江移民问题愈演愈烈。1985年，小江电站的移民上访，惊动了国务院信访办。万县地区政府一专员去解决移民问题，他的“坐骑”被情绪激烈的移民掀翻，陈联德也被愤怒的移民拉去跳河，说是要“同归于尽”。可以说，万县地区上上下下被小江移民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精疲力竭。当时的万县行署派陈联德率领工作组，前去小江库区调查处理移民问题。他多次往返于云阳县和开县搞调查，在高阳也呆了很长一段时间。经过前后近两个月的调查研究，他提出了“补偿直接对移民群众；按淹没土地面积区别对待；用发电收入扶持移民若干年；对闹事的移民以教育为主”等四条处理意见，才基本上平息了上万移民的上访闹事。
面对小江移民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生活水平下降的现状，万县地区政府作出决定，每年向库区淹没较大的农业社每亩发放粮食300-400斤，其中粗粮占40%，细粮占60%。巧合的是，对小江移民的补贴和扶持，竟与1996年国家计委、财政部出台的水库移民扶持政策相仿。解决了小江移民吃饭的问题，让移民腾出劳动力去务工和经商，移民群众对此也比较满意。
万县地区当时管辖三区八县，在全国都是出了名的“穷棒子合作社”，用粮食供给的办法把小江移民养起来，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也应了一句老话：会叫的孩子才有奶吃。
多年来，由于水库移民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在全国都“重工程、轻移民”的思想指导下，严重低估了水库移民问题的复杂性，没有对移民的淹没补偿作全面的调查和认真的分析。地方虽然也出台不少文件法规，但移民认为缺乏权威性和公正性，加之个别移民认为不来一个“老太婆顿顿吃腊肉--天天’扯皮‘”，政府就不会下决心解决移民问题。
三峡工程开工前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文件，最具代表性的《三峡工程移民条例》，是“国家级的权威法典”，也是库区开展移民工作的“根本大法”和重要依据。因此，三峡移民是“有法可依，依法移民”。
陈联德十分感慨地对我说，高阳移民为国家建设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不少移民在20多年内就经历过两次搬迁。一次是建小江电站要搬迁，一次是三峡工程开工后就地后靠要搬迁，对水库移民来说，每一次搬迁都是一次剧烈阵痛。高阳移民之所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其实主要问题还是移民们认为补偿标准偏低，生活质量会有所下降。
我到高阳的当晚，我约周道君镇长一道上街。我心里其实有一个“小九九”，凭多年移民的“经验主义”，在一些地方，移民看到“行政长官”就要围过来反映问题。我想看一看，高阳镇的三峡移民到底要对镇长反映些什么事。
镇上的灯光不亮，也不多，冷清的街道显得有些昏暗。在高阳中学，学生们正用晚上时间搞军训，“一二三四”的吼声在这个边远小镇的上空显得格外响亮。我对周镇长说，在我的印象中，重庆主城区内，许多重点中学也没有这所中学漂亮。
“可是欠了一屁股债啊。”周镇长叹了一口气说。“学校搬迁除了移民资金，是谁垫付的钱？”我问。“是搞建筑的老板，上千万元哩，镇政府为这事也很发愁。”据我了解，重庆库区淹没学校涉及318所，淹没土地面积184.1万平方米，校舍面积99.5万平方米，可学校的静态补偿资金只有3.5亿元。由于复杂历史的原因，318所学校大多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筑，有的还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校舍。要达到国家新教育标准，满足受教育人口增长容量，投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绝大多数学校重建后都是债台高筑。
坦率地说，我们差不多走完了全镇，只见移民和镇长打招呼，竟没有一个移民找周镇长“诉说问题”。至少这一天晚上没有。但这并不说明这个地方没有留下后遗症。
在热闹的广场坝子上，男女移民在扩音器的伴奏下，正三三两两牵着红绸、端着板凳排练“板凳龙”，这是一种三峡地区高阳镇独具特色的民间舞蹈，为的是几天之后，去参加庆祝云阳长江大桥的通车典礼。
在广场坝子的旁边，一位移民端出椅子让我和周镇长坐下来观看排练。这位移民对我说，他家2004年开的饭馆，一年下来还赚了4万元，但2005年就一落千丈，9月份只赚了60元。主要是集镇修房子、修公路等基本建设已结束，就没多少人进饭馆，生意自然冷清。
这个夜晚出其地平静……
从北京到地方各级政府甚至“境外”，只稍接触一下三峡移民问题，就不可能不知道云阳县的高阳镇，就不可能不知道高阳的小江移民遗留问题和三峡移民的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性。国家对三峡移民政策进行“两个调整”后，库区10多万移民外迁他乡，高阳镇迁到县外、省外安家落户的移民就超过10300人。一个镇迁走了一大半的移民，高阳镇是不是可以高枕无忧呢？
镇党委书记旷新明说，高阳的移民是可爱的一群人，高阳的问题本来不复杂，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部分人把问题搞复杂了，有些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有些事情是人为地把矛盾复杂化、妖魔化。
那么，到底是谁把高阳的移民问题复杂化和妖魔化的呢？当晚我躺在镇政府的招待室里，久久不能入睡，也久久想不出答案。
第二天一大早，我来到河边去调查高阳渔民的收入情况。渔民老李刚刚收网归来，他蹲在船头对我抱怨说，牵网一个晚上，也不过网起来三四斤鱼，卖了连打鱼船的油钱都不够。“打鱼摸虾，饿死全家”，这话一点不假啊。
从长江游进小江的鱼越来越少，打鱼越来越困难。老李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他也曾发过一大笔横财。那是2004年9月4日，上游开县发生了几百年不遇的洪水，开县平原上所有鱼塘的鱼儿都被洪水冲进了小江。那几天，他每天都可以捞上一两百斤鱼，草鱼、白鲢、鲶鱼最多，水米子也不少。一网下去随便都能网住几条一斤以上的鱼，几天就赚了几千块钱，当时“胡子都笑弯了”。可洪水一过就不行了。老李给我讲着“昨天的故事”，眼中充满了向往、憧憬。以前高阳的打鱼船只有一二十条，现在发展到100多条，其中大部分是移民，都想在江中捞些“盐巴钱”起来。打鱼的人太多，能打到的鱼当然就更少了。
周道君镇长对我说：“现在很多移民都希望能在水库养鱼，但政策是决不允许的。三峡移民如果都在水库养鱼，收入肯定不低，但一江清水也就污染了。我们给移民讲清道理后，也没有一个移民来为此找镇政府的麻烦，这也说明高阳的移民觉悟还是挺高的。”
告别高阳之前，周镇长把我送到镇政府的大门口，一位“大娘级”的移民面带笑容地对周镇长说：“周镇长，我反映的情况如果还得不到解决，我就只好上法院打官司了。”
律师出身的周镇长回答说：“当然可以。”“打什么官司？”我问。
“还是拆迁补偿的老问题。”周镇长似乎是胸有成竹。
我对此感受到几分欣慰，移民们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也许这些年他们从上访、找政府说理、进法院打官司，找到了一条依法办事的正当途径。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这是最好的办法。从这件小事看，我不得不佩服高阳移民的智慧。
浩大的百万移民工程被称为世界级难题，如果这道难题做得天衣无缝，无一点失误，还称得上“世界级”吗？这些年来，大规模移民从上到下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摸不着石头也要过河”。既然要修三峡工程，这条大江大河是非蹚不可的。
库区100多万移民、1000多万民众，偌大一个移民区所面临的疑难问题、不断出现的矛盾和还将出现的困扰，就是神仙老子也无法预测。那种想一夜之间解决库区问题的想法，只能说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何况，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2005年9月4日，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到了云阳，他在高度评价“库区各级政府按时完成百万移民的搬迁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成绩”的同时，也语重心长地批评了个别地方“激化矛盾”的做法，并要求一定要善待“有情绪的移民”，要从库区社会稳定这个高度出发，更不要人为地制造矛盾和留下后遗症。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黄镇东在市委书记岗位上最后一次考察库区，也是最后一次对库区各级干部们推心置腹讲的一段话。
两个月后，黄镇东离开重庆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派汪洋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2006年6月18日，汪洋告诫全市干部说：“三峡库区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区域，中央既关心库区的发展，更关注库区的和谐和稳定。我们在重点推进产业发展和移民就业时，绝不能顾此失彼，忽视社会的稳定。”
客观地分析，影响库区社会稳定的因素非常复杂，有的是由于政策本身的缺陷带来的，群众的诉求是合理的；有的是由于我们工作不到位、方法不恰当造成的，移民群众的不满是正当的；有的是其他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通过移民这个渠道表现出来，也确有个别移民是无理取闹，甚至还有的是少数敌对势力利用移民问题制造矛盾和事端。在“矛盾凸现期”，出现这些问题是正常的。
库区的干部在移民搬迁和稳定上做了大量工作，正是由于他们的艰苦努力，才保证了在大规模移民搬迁中库区社会的总体稳定。但他们长期处在矛盾和难题的最前沿，有时出现一些工作上的疏忽，方法不够恰当的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绝不能因为一时一事的问题就否定了库区干部长期的奉献。
云阳县城全淹全迁，全县移民17万，是库区移民最多的一个县。县委、县政府、移民和乡镇村社的移民工作者近20年的负重前行，基本走完了移民“搬得出”的第一步，其表率作用在库区也得到了肯定。尤其是对解决高阳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探索和理性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水库移民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