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宗教中长久存在的问题，科学能够回答吗？那些一度困扰我们的问题，经常会引起巨大的争议，科学研究的成果能否帮助人们形成一个合理的、共同的意见或看法吗？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在青年时代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另一部分人在进入垂老病死的年代因为苦苦寻求问题的答案没有结果而不得不放弃；还有一部分人从生到死都被这些问题迷惑，并且由于迷信思想的长期干扰，怀着恐惧的心情他们始终找不到满意的答案。这里一再提到的“问题”主要是指“另一个世界”、“生与死”等问题。我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想试图解决它们。由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是无法逃避的，因此科学究竟能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或线索便显得尤为重要，尽管这可能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
科学已经毫不费力地通过一种古老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我记得自己曾经一度沉迷于以往时代的世界地图与出版的书籍，从中发现了天堂和地狱。前者高高在上，后者则深入地下。与后来丢勒着名的《万圣图》的表现手法完全不同，科学领域中的表现形式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寓言方式而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方式，用以表现一种广为流传的原始信仰。与现今的任何教堂不同，它们不必要求必须用唯物主义的方式来阐明教义，当然它们自身也不反对用这种方式。这种表现手法上的进步正好说明了我们对生存于其上的这个星球，虽然知道的很少，但是仍然对一些东西有了深入的了解，比如对火山的性质、大气的组成、太阳系的历史以及宇宙和银河系结构等等，我们了解得已经很多了。任何有知识的人对于这些虚构的宗教事物，即使相信它们存在，也不会去在科学可以触及的领域中寻找它们，更不用说科学无法触及到的领域了。不过，他会把精神地位赋予它们。这些科学事实的发现有力地帮助人们澄清了事实，排除了迷信。然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对于怀有宗教信仰的人必须要等到上述的科学事实进一步确认以后再去启蒙、指导他们的认知。
以上只是一些原始的看法，还有一些更基本的、吸引人注意的问题。“我们究竟是谁？”“我们来自哪里，将往哪里去？”时间被逐渐理念化，在回答这些困惑人很久的问题时，我觉得这是科学对此的最大帮助。说到时间被理念化，我们不得不提到三个人的名字，他们分别是柏拉图、康德和爱因斯坦。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科学家，诸如希波的A.奥古斯丁和波伊提乌。，柏拉图和康德都不是纯粹的科学家，但是他们对于科学世界的浓厚兴趣导致其对哲学、世界等问题产生了迷恋。对于柏拉图而言，数学和几何学是他的兴趣点。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即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柏拉图的光辉一直不减，那么究竟是什么赋予他这么持久的显赫声名？众所周知，柏拉图没有发现任何关于数字或几何图形的原理。他对物理学中的物质世界和生命的看法还不如在他之前的智人（从泰勒斯到德谟克里特）；而对自然方面的了解，他没有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和西奥弗拉斯塔掌握得更多。他有一群忠实的跟随者，除此之外，其他的人都觉得他的谈话是一种文字诡辩，因为他的谈话总是非常繁冗复杂，似乎他不是在给一个词下定义，而是通过不断地言说这个词本身，这个词的意思就会不言自明。他也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曾经一度推行乌托邦的社会和政治形式，却使他不断陷入危险的境地，最终改革结果可想而知。即便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他的乌托邦思想还是没有多少人会去支持，这为数不多的人和他的经历差不多，都体验了惨痛的经历。但是，究竟是什么使他获得如此高的声望而其他的人却没有呢？
我首先强调一点，他设想了永恒存在的理念，并把这种理念当做现实加以强调，并认为人们的实践经验远远不及永恒理念的真实性。永恒的理念世界决定了我们的所有现实经验，并且现实经验只是永恒理念的影子。这样柏拉图就成为了一个形式理论的开创者。但是这种形式理论或者理念理论是怎么诞生的呢？毋庸置疑，巴门尼德和爱利亚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柏拉图。很明显，柏拉图的形式理论继承了他们的哲学思想，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他们哲学思想的活力和影响力。这正像他通过生动的比喻揭示学习的本质那样，他认为学习不是发现新的真理，而是回忆生来就有的潜在的不变的理念知识。然而，在柏拉图那里，巴门尼德那永恒不变、无处不在、始终如一的“一”演变成了更为有力的思想，即理念论。虽然这个理论具有很丰富的想象力，但它仍然具有神秘性。柏拉图之前的圣贤，比如毕达哥拉斯，以及他之后的许多人都有着非常真实的体验，而这些体验都来自于数字和几何图形带来的启示。无疑，这些启示对柏拉图来说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发现的本质被他认识到后，一直在吸引着他。人们可以通过数字和图形的纯粹逻辑推理了解它们自身之间的真正关系。人们从中获得的真理不仅完美无瑕，而且由于其保持不变，总能经得起人们的推导。数学关系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其实并不是人们发现这种关系后才产生的。然而，毕竟这样的发现是非同寻常的，它给人们带来了兴奋，就好像我们从神仙那里得到了宝贵的礼物一样。举几个例子：三角形ABC的三条高在O点相交（图1。高是指从一个角到对边或其延长线的垂线）。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会相交在一起。其他的任意三条垂线虽然也会构成三角形，但是它们为什么不会相交于一点？现在通过每个角作对边的平行线构成一个更大的三角形A，B，C（图2），那么图中便出现了四个全等的三角形。ABC的三条高在这个大三角形A，B，C，中是三条边的中垂线，即它们的对称线。C点作的垂线一定包含了所有到AB，等距离的点；B点作的垂线必定包含了所有到AC，等距离的点。因此这两条垂线的交点到ABC，三个顶点距离相等，它也一定在由A点引的垂线上，因为这条垂线包含了所有到BC，等距离的点。证毕。
除了1和2，每一个整数都是两个质数的“中间数”或其算术平均值；例如：8=1／2（5+11）=l／2（3+13），17=l／2（3+31）=1／2（29+5）=1／2（23+11），20=l／2（1l+29）=1／2（3+37）。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上面的等式通常不仅仅只有一个解。这个定理被称作哥德巴赫猜想，虽然没有被证明，但我们认为它是正确的。
将连续的奇数从1开始相加，1，1+3=4，1+3+5=9，1+3+5+7=16等，你总可以得到一个平方数，事实上你这样相加下去，得到的总是你加数个数的平方。为证明这个关系式的普遍性，我们可以把与中位数等距离的每组被加数（第一个与最后一个，第二个与倒数第二个）之和换成其算术平均值之和，这个算术平均值显然等于加数的个数；于是上面最后一例就成为：4+4+4+4=4×4。
现在我们来谈谈康德。时空理念化的观点在他那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思想，因为这种观点是他的学说的最为基础的部分，或者是基础之一。这个思想和他的其他的大多数观点一样，我们既没有办法证实它也没有办法证伪它，但是它的吸引力却丝毫没有减弱，人们对于这些十分感兴趣。康德认为，事物发生的“先后”顺序和空间的无限广延其实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的特点，而只是我们的感性意识的一种先天形式。人类的感知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时间和空间作为坐标系，来记录发生于其间的事情。然而，这并不是说思维可以脱离经验来理解最终的秩序系统；它只是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凭借着经验在这个秩序体系中不断发展，并且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发展。我们在此需要强调一点，时空包含在“物自体”的秩序体系中，刚才的论述并不能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有些人却认为一切经验来自“物自体”。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上面的论述。认知和引起感知事物的区别，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没有明显的界限。这是由于尽管他可能得到了很多关于事物的知识，非常详尽，但是这事物却仅仅只出现一次而不是两次。不过，也有成对出现的情况，那只会在与其他人或动物的交流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感知与我们的是非常相似的，只是在有些观点上，比如字面意义上的“思维投射点”等略有不同。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如果我们面临这种体验，不得不把客观存在的世界作为感知的来源，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明白到底是我们的思维构造决定了我们的体验共性，还是由客观事物的共同特点所决定？很明显，关于事物的知识，我们主要是从感知获得的。关于这个客观世界，它只是一个假设，尽管它看起来那么自然。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感知到它的一切特征却归因于我们自身之外的客观世界，这样的话岂不是最不自然的事情？
康德在“思维创造世界”的过程中，把思维及其对象——世界，重新又合理地安排了角色和定位。正如我们以前所认识到的那样，思维和世界很难区分开来。然而，这并不是康德论断的重要意义。单一的思维或世界，可以由其他的形式来表现，而这些形式自身无法被我们有效地掌握和理解，更无法通过时空的概念去把握。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超越以前的旧观念——不仅仅只有时空形式，事物还有其他的存在秩序。就我个人而言，叔本华是第一个从康德那里体会到这层深意的人。这样的话，宗教信仰就可以有更加自由的空间而少了更多的束缚，同时我们也不用去和现实的经验与朴素的思想告诉我们的结论作无谓的争执与怀疑。例如，我们不得不相信，身体毁灭之后，经验也不复存在，经验与身体是不可分离的，这是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死去之后还有来生吗？按照经验，答案自然是没有。我们所能知道的经验一定存在于时空中，这不是以上结论的原因；而是因为在时间不起任何作用的顺序中，死去之后这个概念没有一点意义。这是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例子。虽然我们不能仅凭单纯的思辨就能获取独立于时空之外的事物的证据，但是我们却可以保证，凭借单纯的思辨我们可以有效排除认为这些证据不存在的障碍。就我而言，康德哲学论断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