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物发展的死路“对于世界的理解或解释我们已经找到了终结性的结论，或是我们的理解处于终极阶段，因此从任何一方面来看都是最大限度或最佳的”。我对这样的说法持否定的态度。当然，我持有这样的观点并不是由于现在的各门学科仍在发展研究中，哲学和宗教上的努力会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影响。实际上，我们按照这个途径在下一个两千五百年里取得的成就，也许与自普罗塔哥拉、德谟克里特、安提西尼之后取得的成就不能相提并论。之所以这样讲，是由于我们对大脑是反映世界的所有思维器官中最高级的观点并没有十足的理由。一种可能性很大的情况是，某个物种与人类的大脑相似，但是它们反映的世界与人类的大脑相比的话，就正如把人脑的意象与狗的相比，或者是把蜗牛反映的世界与狗的相比。，虽然原则上与我们的论题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上述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话，仍然会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很想知道我们的后代，或者我们中一些人的后代，作为人类能否遇到这样的事件。地球年富力强，它完全可以充当这种事件发生的场所。在过去的10亿年中，地球是我们的生存场所，从最原始的生命形式到现在我们所进化成的模样，这些无疑都很好地证明了在未来的十亿年地球依旧是人类生存的空间。但是我们人类自身是什么样子呢？如果现在的进化论我们全然接受——我们目前还没有比这更好的理论——那么我们的文化很有可能接近停滞阶段。我们人类身体上的那些固定遗传特征能否继续进化？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或许，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到了尽头或者遇到了一条死路，这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我们根据地质学记载了解到一些物种并没有灭绝，几百万年来一直保持着形态不变，或者没有明显的变化。例如，乌龟和鳄鱼就是这样的物种。我们也了解到，与动物界的其他物种相比，昆虫的种类要多得多，因此它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奇怪的是，百万年来它们的形态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在这段时间变化得无法找到最初的形态形成鲜明对比。不像我们人类的骨骼位于身体内，昆虫的骨骼在体外，因此这有可能是导致昆虫无法进一步进化的原因。虽然这样的骨骼盔甲具有一定的力学稳定性，并为它们提供了保护，但是这也导致它们无法像哺乳动物那样，骨骼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经历着生长。于是，它们的个体生命史中的适应性基本上不会发生变化。
下面有几个几乎可以有效阻碍人类进一步进化的论据。根据达尔文的理论，有利的变异在自发性变异中被自动地选择。不过，这些变异只是一个非常细小的变化，对于进化的益处微乎其微。因此，在达尔文的理论中，物种的进化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从而导致那些有很多后代的物种只有很少一部分存活下来。一小点的改良，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就是生存的可能性。但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这种机制却是不可能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起着消极的作用。总之，自己的同类承受痛苦的折磨甚至消亡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法律和社会制度便被慢慢引入到我们当中来了。这些法律和制度一方面保护生命，号召人们禁止弑婴，尽量帮助病弱的人生存；但另一方面，它们把后代的数量限制在了生计允许的范围中，这无形中相当于替代了自然选择，抛弃了那些不适应生存者的法则。这种平衡，我们可以通过实施生育控制实现平衡，也可以通过降低育龄期妇女的生育来达到。除此之外，战争、灾难和错误也有助于这种平衡，当然这种方式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无数的人们因为饥饿、毒气、传染病而失去生命。过去的部落间的氏族战争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选择，然而在历史上它的积极作用体现在哪里却是值得怀疑的。毫无疑问，这样的情况在当前是没有任何积极作用的。就像医学和手术尽力挽救每一个生命一样，战争和灾难意味着盲目杀戮。尽管我们认为战争和医术在道义上是截然对立的，但是它们都不具有任何选择的价值。
2．达尔文主义的悲观情绪
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物种，可能已经处于停滞状态，并且进一步发展的希望也不是很大，这些都是上文所暗示的。即便真的是这样，我们也不必要担忧。我们可以不发生变化继续存活数百万年，像鳄鱼和许多昆虫一样。但是从哲学观点来看，我们还是避免不了沮丧的情绪。因此，我必须在进化论的某一方面有所深入，这样在朱利安·赫胥黎教授的《进化论》一书中我找到了论据；虽然如果按照他的看法，这方面的论点是得不到近来的进化论者的全部好评的。
由于生物体的被动性在进化过程中表现得很突出，因此，沮丧泄气的看法很容易从达尔文的理论中获得。突变自发地出现在基因组中——基因即所谓的“遗传物质”。我们坚信一点，物理学家所称的热力学涨落规律非常适合基因的突变，也就是说它们是由概率引起的。生命个体对于从父母那里获得的与生命个体留给后代的遗传宝库一样，不发生任何影响。“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在出现的变异中发挥作用，再一次表明变异是一种概率现象。因为有利的变异在增加生物体生存、繁殖后代的希望的同时，还将被继续遗传给后代。由于变异的其他生命活性不对后代产生影响，因此这类变异似乎与生物学没有多大关系，这样的获得性状不会遗传给后代。比如，生物后天通过学习获得的技能和训练，会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失，却不会被传递下来。于是，这种情况对于有智慧的生命来说，他们会发现大自然的无情，总是拒绝与他们合作。因此，他们总是觉得自己的生命无所作为，陷于虚无。
其实，达尔文的理论算不上真正的第一部系统的进化论。在它之前有拉马克的理论，该理论建立在下面的假设上：生物个体可以将在生育前的特定环境或行为中获得的新特征传递给后代，而且事实上也是经常传递给后代。虽然传递的这些特征不是全部的，但是至少可以看到某些痕迹。因此，如果生活在沙土或砾石上的动物的脚底长出了茧，这是一种保护性的肌肉组织，并且这种茧获得了遗传特性，那么它的后代就可以获得这样的遗传特征，而不需要在艰难的环境中通过无数次的磨炼而获得。同样地，为了特定目的而不断使用某个器官，并引起其器质性的变化都会保留下来，且至少部分会遗传给后代。拉马克这个观点让我们对生物体的那些精致细巧的身体结构和对环境的特殊适应能力有了基本的了解，而且更给予我们精神上的喜悦与鼓舞。与达尔文的悲观主义情绪相比，它更加具有吸引力。在拉马克的理论中，生命的进化链条不会中断，智慧的生命可以做出生物学上的努力来改变自身、适应环境。虽然这种生物学上的改变极其微小，但是它却是物种进化日趋完善的一个部分。然而不幸的是，拉马克的理论假设是错误的——获得性状不能遗传。虽然那些自发的偶然的突变与个体一生中的行为无关，但是它们才是决定进化的关键因素。这样的话，我们又回到了达尔文的理论那里。
3．行为影响选择
我接下来要向你们说明事实不是这样的。不用改变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假设，我们可以直接看出个体行为在进化中的作用，虽然它是以潜在的方式在运行；甚至可以说个体行为在其中是最有直接关系的角色。拉马克主义认为，不可撤销的因果关系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某一特征——性质、器官、能力或身体特征——的真正有效地使用与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是这个特征在漫长时间中的发展以及为了被有效利用而在世代交替中不断获得改良。这是拉马克理论中的一个非常正确的要点，这种被改良和被使用之间的联系也是这一理论中重要的一点认识。它继续存在于目前的达尔文理论中，但是如果你对达尔文理论仅限于一知半解的话，那么它就会很容易被你忽视。实际上，拉马克主义的理论描述与事物的进程几乎相同，只是它与事物的发生机制相比要简单很多。我们对于这一点不是很容易理解和掌握，所以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可以先把结果表达出来。为了避免混淆，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器官，然后就它的任何可能特征比如习惯、装置、行为以及该特征细小的附属部分来进行讨论。拉马克认为这个器官：（a）被使用；（b）因此得到了改进；（c）这个改进传给了后代。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这样考虑：这个器官（a）经历了偶然的变化；（b）积累了有利的变异或至少有利的变异总是被选择；（c）一代一代继续下去，被选择的变异形成了持续的进化。根据朱利安·赫胥黎的解释，拉马克主义与达尔文主义最为相同的地方在于：真正的突变并不是引发过程的最初变化，也不是那种可以遗传的类型。但是如果这种突变是有利的，它们会被所谓的“器官选择”所作用；当这些突变朝着“理想”的方向作用时，它们就会为真正突变的到来提供服务。
让我们对上文作一些讨论吧！新特性的产生常常源于突变或突变外加一点选择，它很容易使得生物体与环境发生作用，从而使生物体朝着对自身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由于拥有新的变化特征，个体便具有改变它的环境的某种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具体的改造或是迁移，或者根据环境的需要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无疑地，新特征的有用性依靠这些具体的能力得到了加强，从而使个体沿着这个方向加速了选择性改良的速度。
或许你认为这个论断不严谨，毕竟它需要个体具备较高的目的性和智力水平。但是我想说明的一点是，这个论断中的个体虽然包括高等动物的有目的性的智慧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在其他动物身上也有可能出现而不仅仅限于高等动物。有几个这样的例子如下：一个物种中的个体所面临的环境并非完全相同，而是有差异的。例如一种野生植物的花朵，有些生长在阳光下，有些生在背阴处，有些生长在低谷的谷底，有些生长在高山的山脊。例如多毛的树叶的变异，在海拔高的地区它生长得非常好，而在低谷中几乎找不到它的影子，于是它被高山选中。结果好像是多毛的变异使得迁往高山这个环境对它进一步的变异更加有利。
另一个例子：鸟儿凭借自己的飞行能力在高高的树梢上筑巢，这样它们的幼仔就不会被其他动物吞食掉。习惯于在这种高度飞行的鸟儿就具有了选择性优势，而这样的高耸住所也必然会选择幼鸟中那些能够飞起来的鸟儿。因此，环境由于这样的飞行能力而有所改变，或者说使得个体的行为不断朝着有利于这样的飞行能力的环境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