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17世纪初的农民战争是城乡被压迫阶级和阶层反对封建主阶级和封建农奴制国家的国内战争。农民战争的起因是，16世纪末，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农奴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形成，农民所受的剥削加重，从而使阶级矛盾急剧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农奴、市民和自由哥萨克成为农民战争的主要动力，他们的斗争得到社会下层其它团体的支持。扎波罗热哥萨克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
业已加重的国家的各种徭役负担影响了南部“低级”军职人员的处境，引起他们的不满。对顿河和伏尔加河自由哥萨克的镇压也激起他们的愤慨。农民战争的发生及其规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又与封建主阶级内部在经济和社会政治领域的矛盾激化而使国家权力机构削弱有关，这一情况使得17世纪初整个国家制度发生了危机。战争的进程因波兰、瑞典武装干涉这一国际政治因素而复杂化。17世纪初俄国农民战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时期。
农民战争的第一时期1601—1603年遍及国家大部分地区的歉收、瘟疫和饥饿使极端贫困的农民、农奴大批逃往大城市和南部、西南部地区。这大大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成为农民战争的直接推动力。戈东诺夫政府尽管向莫斯科南部和西部地区派遣了庞大的讨伐队，并在1601—1603年制定的法律中对农民和农奴作出某些让步，但仍旧不能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恶果。
1603年夏，赫洛普卡领导的起义爆发。这次起义是农民战争第一时期的中心事件，也是这一时期的第一阶段。赫洛普卡领导的由逃亡农奴和农民组成的起义队伍一个时期活动在莫斯科附近。1603年9月，政府投入了巨大的兵力镇压起义队伍。在首都附近的激战中，起义者遭到了失败，致使运动一度处于低潮。然而，1604年秋，在科马里茨克、奥科连斯卡亚两省又爆发了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在时间上与伪季米特里一世的冒险行为一致，成为农民战争第一时期的第二阶段。借称为王者伪季米特里对人民群众的许诺及其部队中扎波罗热、顿河哥萨克数量上的优势，使国家西南部和南部边陲人民反对波利斯·戈东诺夫政府的起义在剑拔弩张的社会气氛中得到了加强。
在哥萨克队伍积极活动和市民、农民、军职人员、部分地方贵族起义的过程中，契尔尼哥夫、普季夫尔、库尔斯克、克罗梅、别尔戈罗德以及伏尔加河流域诸城的居民都归附于他们。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使在多布雷尼奇会战中获胜的、但最终未能扩大这一战果的庞大政府军陷于瘫痪。
到1605年春，运动蔓延到奥卡河以南包括伏尔加河流域在内的所有地区。1605年5月，在政府军中服役的差丁在克罗梅附近哗变，引起了军队的瓦解，而莫斯科市民的起义使戈东诺夫政府于1605年6月1日倾覆了。于6月20日进入莫斯科的伪季米特里一世执掌了政权。起义者认为，随着政权由“非法沙皇”手里转归伪季米特里，他们的社会地位将得到改善，但这些希望都落空了。伪季米特里一世与波兰的关系也恶化了。内外政策的危机导致了以叔伊斯基公爵为首的贵族策划了夺权的阴谋。结果，伪季米特里一世在莫斯科人员606年5月17日举行的人民反波起义中被打死。叔伊斯基登上了王位。
农民战争的第二时期即1606年5月下旬开始的农民战争的新高潮，表现为波洛特尼科夫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一起义成为农民战争的最高阶段。在起义过程中，阶级阵线变得更加清楚，起义者人数有了增加，农民战争地区大大地扩展。起义者的口号中的反封建内容和他们的社会经济、政治要求都更加明确了。在波洛特尼科夫领导的起义过程中，农民队伍的分散起义变成了各起义军有组织的武装斗争。他们曾数次同沙皇叔伊斯基的正规军作战。
在1606年10—12月围攻莫斯科期间，起义中心在一定的程度上协调了起义所蔓延的大部分地区的军事行动。起义者对沙皇的督军们采取了人民战争的战术，围攻国家首都几乎达两个月之久，在反对农奴制斗争中取得了整个农民战争史上最大的政治和军事胜利。
起义军1607年10月的失利决定了农民战争最终全面失败。但即使在起义失败之后，在国家的许多地区，仍有许多起义队伍继续活动。
农民战争的第三时期（16081615年）即从1608年底至1610年初是这一时期的第一阶段。在此之前，起义波及的许多城市仍未屈服。伪季米特里二世的军事胜利，他在起义初期进行的蛊惑性宣传和迎合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的做法，以及进行改革和减轻压迫的许诺等等，促使农民战争向新的地区扩展。
1608年夏秋，农民和市民反对叔伊斯基政府和封建农奴制度的群众运动席卷中部各县的大部地区。1608—1610年俄国北部地区的农民开始了大规模的起义。激烈的阶级斗争发展到西北地区，在普斯科夫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里的社会下层纷纷起来反对地方政权、贵族和僧侣，并多次夺取政权。1608年夏，在大卢基和涅维利两县及其他地区起义者推翻了地方政权，消灭了许多封建主。1607年底，梁赞边区爆发了农民起义。在1608与1609年间的冬季和1610年，俄罗斯劳动人民和其他各民族的武装起义遍及伏尔加河流域的中部地区和伏尔加河中下游左岸森林地带。不论叔伊斯基政府，还是土希诺大本营对这些地区都缺乏有效的统治，这就有助于这些地区阶级斗争的发展。1608—1609年，哥萨克农民起义者的队伍在莫斯科附近进行活动。莫斯科市民1610年6月的起义导致了叔伊斯基政权的倾覆。
第三时期的第二阶段包括1610—1613年初的各个事件。这一阶段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开武装干涉的开始以及伪季米特里二世实行的具有反民族性质的政策所决定的。在这种形势下，人民群众的社会积极性日益转向带有阶级倾向性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轨道。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反对干涉者及其帮凶，而且反对他们的封建农奴政策，特别是税收和土地制度。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和提出各种不同性质的要求的各种社会力量开始了阶级划分，义勇军各团体间的社会斗争反映了这一划分，并以这些团体同米宁和坡扎尔斯基领导的人民义勇军之间的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
农民战争第三时期的第三阶段包括1613—1615年间的各个事件。这一时期，哥萨克、农民和农奴的武装斗争扩展到了南部各县。1612年夏，在扎鲁茨基队伍斗争的影响下，农民的骚动于1612年底1613年春席卷了梁赞边区，而到1613年5—6月，就已蔓延到顿河上游地区。扎鲁茨基的队伍在遭到多次失败后，退到阿斯特拉罕，开始准备向莫斯科实施新的进军。但是，1614年春阿斯特拉罕发生的哗变，使得射击兵、部分市民和哥萨克转向政府方面，迫使扎鲁茨基退向雅伊克，扎鲁茨基的最后一些队伍于1614年夏在此被击溃，而他本人被俘。1614—1615年，对政府政策的不满而引起了北部地区、伏尔加河流域和中部地区的哥萨克、农民和市民的起义。起义者反对把哥萨克化的或者逃往城市的农民和农奴回归原来的地主，反对把皇室和国有土地大规模地分给领主，反对租税负担。只是到了1614年底，政府军才镇压了北部的起义，而起义者的主力直到1615年春夏才在莫斯科附近被击溃。
在第三时期内，农民战争衰落的迹象逐渐增多，局部的有限的行动成了起义运动的主要形式。起义也日益分散。由于许多地区的大部分市民、自由哥萨克人、军职人员和农民脱离运动，起义阵营的社会基础缩小了。以前的斗争同盟者在要求和利益上存在矛盾、缺乏明确的改革纲领，以及对沙皇制度存在幻想，都在运动中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统治阶级的军队在装备、军事训练、组织等诸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优势。农民战争遭到了失败，这是封建社会时期农民起义不可避免的结果。然而，农民战争是农民、市民以及其他处于依附地位的居民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这就决定了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农民战争的直接结果是：延缓了农奴制的发展速度、暂时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城镇的社会分化。与此同时，农民战争使城市在政治上的作用加强了，这有助于市民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团结、军职人员在数量上的增加及其政治影响的暂时提高。激烈的反抗使人民中间涌现出一批卓越的人民运动领导人，他们的军事天才和组织才能甚至为敌人所承认。在农民战争过程中，建立起许多支起义大军，它们在运动的高潮时期实施进攻行动，在进攻和防御战斗中，在防守和围攻城市和要塞时，采用多种独创的战术方法。起义者约进行了30次大规模的战役和战斗，并出色地取得了其中某些战役、战斗的胜利。哥萨克人的经验以及“低级”军职人员的经验在起义者的军事学术中具有特殊意义。起义部队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精神战斗素质，在极端复杂的局势中作出了英雄主义与坚忍不拔的榜样。
在农民战争过程中，起义者建立了由各阶层团体的代表组成的、有大量社会下层人物参加的地方管理机构。这些机构在17世纪初的政治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群众在17世纪初农民战争中取得的军事组织方面和政治方面的经验对于后来17至18世纪的农民战争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