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医生说：在丛林里生活一年，相当于两年的城市正常生活。
最初几天，我们主要是开车在附近考察。我问枉贸德有几年没有回来了？二三年？四五年？他都同样会说：“是。”时间对他而言只是数字概念，重要的是他又回来了。
我们考察了周围十几个土著遗址。它们都大同小异，一眼望去，除了荒凉还是荒凉，只有土著人对土地的钟情，每到一处都勾起老人们的叹息和惊喜。
这一天清晨，柔和的霞光映照，枉贸德早早坐在厨房兼会议室地上，他不喜欢坐在凳子上。
大家陆续来厨房，烧水冲咖啡、吃早餐。我带来一些黄山毛峰茶叶，用一个果酱瓶泡上一瓶茶。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提醒自己必须喝煮沸后的水。别看我们饮用的河水清澈见底，且是活水，但上游可能有人将腐败的食物丢进水，各种动物的粪便拉在水里。为此，我们的考察队伍里的一位防火专家付出了沉重代价。本来拉肚子在我们中间算不上病，通常吃上几片药，休息一两天就挺过去了。可那位专家到了第三天病情恶化，大量便血、高烧、全身浮肿。彼特急调来一架直升飞机，把病人送进了达尔文医院。医生诊断：严重肠胃道病毒感染，再迟一天就没命了。
经验告诉我，必须将水煮沸后再喝，但要每天坚持如此，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当地土著人较能够适应普通人不能适应的饮食和生活环境，但是，长期食用腐败食物对任何人都无好处，
所以有医生说：在丛林里生活一年，相当于两年的城市正常生活。
枉贸德坐在那里已有好一会儿了，一句话没有。看到他反常的表现，我奇怪地问彼特：“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就是今天……这是对我们来说。”彼特好像领悟到我的意思，“但是对有的人来说，可是个特别的日子。”他说着瞟了一眼一语不发缩着头的枉贸德。
“嗯，什么时候走？”枉贸德终于开口说话了。
“让我喝完这杯咖啡，这是我一天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喝上第二杯呢。”这话并不夸张。这里所有的事都要彼特去操心，每天有做不完的工作。时常一天只吃一顿晚餐，白天的精力都取决于早晨的这一杯咖啡，所以他调制得十分讲究，那是用上好的咖啡豆，在篝火上现煮出来，不加奶与糖。他要慢慢品味，二十分钟后，咖啡因会在他体内起作用，为他带来精力，然后是没有停息的工作。
今天，彼特只用了大约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喝完了他的咖啡，也许他的心情和枉贸德一样按捺不住。在我的记忆里，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次。
彼特通过卫星电话简略地报告了我们在丛林中的方位、当天的去向和工作进展情况，并向周围几个土著村庄和居点的人了解当地的路况和最近有什么事情发生或正在发生。这是考察小组每天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如果外界在三五天内得不到我们的消息，立刻会派出直升飞机或采取有关搜寻措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多半是凶多吉少。
过去一段日子，彼特已经在地图上注释了密密麻麻的标记和文字。从这张地图看出，大家对考察工作付出了多少心血啊。它们包括最后一批土著人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大概年代、迁移原因，以及发生在当地的重要事件（如各种宗教活动），如果需要，这些地方是否还有重建的可能。彼特向大家介绍了当天要去的方向和大致位置。他叮嘱大家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不能拍照。事后我才明白，这不是丛林里一般的地方，有一群强大的精灵“生活”在那里。据枉贸德说，他在梦里被告知，我们的出现可能会冲击当地精灵已习惯了的生活，相机和闪光灯被看做是精灵们的杀手。听上去有点令人担心，途中难免出现意外，但是枉贸德坚持要去，而且有点迫不及待。因为，最近几天枉贸德每晚都梦见一棵大树。那树就生长在那个神秘的圣地，多年过去，树已长得很高。小时候，枉贸德老人特别喜爱来大树下玩耍，他将这棵大树当做他的知心好朋友，每当他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负，他都会向这棵大树哭诉心里的委屈，时间久了，孩子天真无邪的心灵，感动了周围的精灵。后来，枉贸德就在精灵的看护下，和这棵大树一起生长。从此，树就成了老人梦幻中的一棵大树（Dream Tree）。就像米克对待他的月亮小山一样，枉贸德老人时常梦见他心灵中的大树。
枉贸德不时指点方向，走走停停，有时也会让彼特关掉引擎，他要在没有噪音的干扰下，把手放到耳朵边上，聚精会神地听，不时絮叨几句什么，或者干脆独自一人下车行走。
这里到处杂草丛生。雨季刚过，有些花儿还未完全凋谢，要不是事先听到枉贸德对这里的环境介绍，我会为这些漂亮的花草而欢喜一番。现在，这里的一切在我眼里都变得十分陌生，仿佛它们都是由精灵变成的虚幻的图像。
“听到了吗？水流声！”枉贸德惊喜地喊道，“对！就在这里！”他动作敏捷得像只兔子直冲左前方，大家紧跟在他身后。
我侧头竖耳用心去听，只有叶子落在地上和枯枝折断的声音。
彼特说：“在丛林里，只有枉贸德老人才有这种超乎常人的听觉和感觉。”我对此毫不怀疑，七十多岁了，在丛林中奔跑的举止和神情使他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我们紧跟枉贸德，略有疏忽都可能失去他的踪影。
半小时后，传来枉贸德激动的声音。我们随声赶到，眼见乱石中有一条很浅的细流，弯弯曲曲绕过几棵大树向丛林深处流去。枉贸德伏下身子，用嘴对着水流汲了几口，并吩咐几个孩子和大家照着做。如果遇上一条河，他们也会将嘴直接对着河水喝，这样不会把水搅浑了，土著人讥笑白人总是用他们的脏手捧起水来喝。
枉贸德比所有的人更兴奋，一直用土语叨叨不休，声音或高或低。他忽而自言自语，忽而冲我们说上两句，更多的时候他是在和看不见但却相信是存在的精灵对话。他狂热地飞奔，张开双臂触摸着双手所能接触到的树木花草，反复高喊：“我回来看你们了……不要拒绝我的朋友，他们同样爱你们……他们虽然听不见、看不见你，但是他们知道你藏在大树后、树枝上。”
突然，激动的叫喊停止了。丛林里传来风吹树叶的响声。只见枉贸德木然地立在一棵约四米高的树前，附近堆满残枝，杂草丛生。树身被砍得伤痕累累，有一半已经残缺了。这样大的树，通常会有许多横叉枝，但这棵大树上的叉枝几乎都已枯死。大树再也经受不起任何震动，哪怕是在树身上轻轻地拍一掌。我抬头仔细望去，露出断枝筋骨的树干上又冒出几处新嫩的绿芽。事后，枉贸德老人告诉我们：有一天，几处新芽也枯折了，那就是他离开人间的日子。
只是片刻，老泪挂满枉贸德的脸颊，他双手不住地颤抖。平时不大受拘束的孩子们个个肃然。“哇……”一声长哭，在林间回荡。它震荡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也唤醒了周围的精灵，来倾听枉贸德自言自语的叙述。
枉贸德对着“大树”用土语一口气说了许多，好像两个久别重逢的人，有说不尽的话需要互相倾诉。老人也不时地停顿下来，露出一副倾听的神情，大家默默地瞧着老人的一举一动，仿佛只有“大树”才真正地理解老人此刻的心情。后来我发现像枉贸德老人这样可以和“大树”对话的土著人，虽然不是很多，但也不是个别。枉贸德并不是在想象，他确实有这种本领。这是人对某种事物产生了坚定不移的信念，正如土著人对“梦幻”的崇拜胜于自己的生命，人的灵魂得到了某种程度净化之后产生的一种功能。又好比说在土著人中流传着某人具有日行千里、穿山走石的本领，他的身体也许并没有移动，但是毫无疑问，他的灵魂可以做到这一点。对于世代生活在丛林里的土著人来说，丛林里的一切都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它们早已是土著人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再来看枉贸德与“大树”和精灵的对话，就不会觉得不可思议了。
只见枉贸德抓起一把带叶的树枝上前轻轻地拍打着树身，犹如抚摸最亲近的人。他的哭声震撼了我们的心，大家都陪着枉贸德哭泣，为“大树”的遭遇伤心，同时也为“大树”顽强的生命力兴奋得流泪。
我问身边的凯文，老人说了些什么？凯文说，老人看到周围凄凉的环境十分伤心。他看到衰败枯竭的大树又长出几棵新芽叶很高兴。老人决定搬回来住，他要和“大树”一起生活。
最后，枉贸德叫上同一家族的凯文和其他三个孩子，还有我这个高交克，一起去清理大树周围的残枝杂草，让“大树”看上去更精神，也多少起点保护作用，如果有不知情的人来这里放火，不致殃及“大树”。
在我们清理时，枉贸德领着一帮土著人绕着“大树”放声哼唱着。
当天夜里我们没有回营地，枉贸德发出命令，要大家都住下，他舍不得一下子离开这里。再者，按照枉贸德的说法，这也是当地精灵的命令，精灵也有寂寞的时候，要我们这几个客人陪上一夜。
我无意中在彼特的汽车挡风玻璃前看到几把剃须刀，我伸手摸摸脸，发觉已有很长一段日子没有刮胡子了。和土著人在一起，很容易忘记日子。我一时兴起，找了一块破碎的汽车倒车镜，来到河边，在自己干燥、消瘦的脸上刮起来。
一个土著小女孩可能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把脸上的毛剃掉，她凑近蹲在一边看。
“你可以帮我一点忙吗？”我说：“拿着这面镜子。”
她睁大一双眼睛，伸出小手接过镜子，竖在我面前。
“你有几岁了？”她没有回答，显然我又犯了遗忘症。
“你去过达尔文吗？”我改口道。
她仍然没有吱声。她一直注意地看着我的每一个动作。突然她轻声地问：“我可以摸一摸吗？”看我刮完胡子，她胆怯地伸出小手在我脸上触摸，然后缩回去看着手指头，一转身，笑盈盈地跑开了。
〔六〕尾声
十五年前在艾丽斯小镇上拍下的那张照片给我的震动很大，从那一刻起，直觉告诉我，我找到了我正在寻找的题材。
创作中的困惑当然是促使我回到荒漠和丛林的原因之一。人好比是一个电瓶，隔一段时间就需要重新充电，我作为画家如何提高对题材表现的认识和理解？我的体会是：不断地走进生活，走近对象。绘画作品创作的过程，包括体验生活，有时要比最后的结果更有意义。一张完成的作品往往是经过提炼后的结果，中间难免有许多精彩或有意思的过程被删去了，而这些过程本身就是一幅幅作品。
除此之外，这些生活经历同样影响我对人生的态度，我渴望回到丛林，那已经不只是为了采风的缘故。我并不想去追求“原始”生活，而是寻找高尚淳朴的人性，人与自然相互共存的默契中一个画家的创作空间和灵感。
前不久，我在墨尔本开了一个个人画展，展品中有一幅题名《他在想什么？》的画。画面是一个土著老人侧身低头沉思，背景采用了土著岩画，它烘托出画中人物的文化背景，但从他的面部表情上又不难看出他在冷眼旁观周围的一切。画中人物原形是一个叫罗加的土著长老，在我的印象里，他总是显露出一副沉思的神情，尤其见到白人，更是露出怀疑和冷漠的眼光。他沉思的神情让我深思──他在想什么？有人认为悲伤的人物形象里透出一股愤懑的情绪，也有人激动地告诉我：“你的作品让我沉思……”
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会问：“最终发现了什么？”
“震撼力！”对方说，“有出自画中人物的，也有画家的。它们并不只是两种不同文化的表面结合，如果不是与土著人常年为友且心有灵犀，是断然画不出来的。”其实，这是生活本身的力量，我尚在发展的艺术表现力只能放在次要位置，所以我很清醒。
要想真正地画出像罗加长老这样的内心世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并未完全敞开他的心扉。他害怕失去他的精神支柱——就像早期白人为了改造他们，强夺他们的孩子，也从根本上剥夺了孩子们身上的土著文化，改造成一个没有自身文化的黑皮肤的澳洲人。但是，他们又无法抵抗现代文明社会里优裕的物质生活的巨大诱惑。所以，土著人小心地、一点一滴地向外人展示自己内心世界和土著文化精神。在许多人眼里，土著文化就是树皮画、飞去来器、土著长笛……其实并不这么简单。土著人从日常生活到狩猎、宗教活动、与土地的 精 神 维系、对“梦幻”的 崇拜，孤立地去看它们，都不能显示出土著文化精神，只有把他们放在属于土著人的土地上，将它们看成一个整体，才能真正显示其意义。
这么多年来，我都是以画来表达我在这段经历中的感受和我所理解的澳洲土著。现在大家读完了这些真实的故事，也许可以帮助您认识一个画家和他的作品。
在我结束回顾这段经历之前，我应该交待一下书里提到的几个主要人物的目前状况：救我命的三个孩子，小迈克思、吉斯登、山迪，自从艾尔斯巨岩分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又清晰地回到我的记忆里，不久前，我以他们作为模特儿创作了一幅画──《走出丛林》。他们走出荒漠或丛林时，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呢？这些土著孩子还会和他们的父辈一样感到失落吗？多么希望看到孩子们是带着笑声走出丛林。基尔老人几年前去世了，我没能赶去参加他的葬礼。听说，葬礼举办得非常隆重，而且整个仪式持续了几个星期。诺丝仍然生活在宝格，她已经是澳洲著名的土著女画家，前不久，她托人带来口信说，明年她在墨尔本有一个画展，让我一定去看。丛林和丛林里的人最终还是把曼瑞拉进了自己的怀抱，几年后，曼瑞辞去了教师工作，读了一个博士学位，研究课题是澳洲土著文化遗产的保护。直到今天，他一直生活在阿纳姆丛林，穿梭在错综嶙峋的岩石之间，寻找考证各地的岩画，记录下老人们的追忆，将传统的口头传说变换成文字史料和影像图片。今天的曼瑞，一口土语说得更流利了，小屋也早已成了曼瑞的家。米克还在画他的“月亮的故事”，偶尔他会走出丛林，但不会超过两天他就急着赶回去。他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一家人仍然过着传统的自得其乐的丛林生活。
第二年，在彼特的帮助下，枉贸德老人实现了他的心愿，回到了“大树”下定居，重新生活在年轻时快乐的记忆里。听彼特说，老人的心情特别好，快八十了，仍然每天作画，这在土著群中是非常罕见的。那棵“大树”的几处新枝一点也没有枯死的迹象。
最令人感动的是，枉贸德老人还念叨着我这个高交克，他要带我去看一看周围的岩画，那是他最新发现，还没有其他人见过的岩画。我让彼特转告老人，完成手上的这本书之后，我一定会去的。
（附录）澳大利亚土著简介
人类学家认为：澳洲土著人的祖先最早来自东南亚。他们来到澳洲这块土地的年代大约在四万年前，但是从最新发现的一些岩画考证，事实上，年代应该更加久远。
四万年前，地球上大部分面积被冰川覆盖，澳洲和东南亚大陆是连成一体的。随着地球上的气温变暖，冰川融解，海平面上升，逐渐将澳洲和周围的岛屿分隔开来。
早期，土著人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语言、风俗和习惯。群体和群体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及共同点和不同点，这要取决于地区和周围环境。土著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自然可能提供的生存条件，他们不善耕作，主要以狩猎和采集野果为生。
在欧洲文化引进之前，对澳洲土著影响最大的是印度尼西亚的土人马克撒人（Macassan）。大约1650年始，每年的雨季，马克撒人都会乘船南下澳洲捕捉一种海生动物，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海参，这也是一种非常珍贵的中药材，可起滋补壮阳作用。
这些马克撒人在当地澳洲土著人的帮助下，将采集到的大批海参就地晒干，加工后，运出澳洲转卖给中国商人。当时中国市场上的海参主要都产自澳洲。参与这项工作的工人主要有马克撒人、澳洲土著和中国人。
但文献记载这种贸易并不是澳洲的土著与中国商人的直接交易，而是通过马克撒人。中国人知道这些海参产自澳洲，为什么不直接和澳洲的土著人进行交易，或派人前来探察？今人，苦于无文字记录，而不得明了。除了海参之外，中国人通过马克撒人向澳洲土著人购买了许多海龟盖和珍珠之类的东西。当时，马克撒人多用衣物、食物，烟叶、酒、斧子、刀子等工具向澳洲土著进行交换，这种交易一直持续到1807年止。一是中国市场所需海参量减少，二是日本开始向中国出口海参，质量也好过澳洲的。另外是缩短了运输距离，价格上也更优惠。
经历了长年交往，澳洲土著在生活方式、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无不受马克撒人的影响。“Balanda”一词，是今天澳大利亚土著对白人的统称。而最早它是出自于马克撒语，意思是荷兰人。后来被澳大利亚土著用指1770年后大批抵达澳大利亚的欧洲白人。有意思的是，澳大利亚土著只有口头语言，没有文字语言，但却有一词：Nukiri，译为书写，出自马克撒土语Ukiri。为什么澳大利亚土语中有“书写”一词，懂得其意，却没人发明创造一种文字，这是一大谜团。据研究，在澳大利亚土著口语中，大约有五百多个词来自于马克撒土语。
同时，澳洲土著有食米饭、玩纸牌、喝茶等等习惯，已无从考证是从印尼土人或者中国古人那里学来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澳洲土著的许多生活习俗早在马克撒人到来之前已存在，当他们看到将米煮熟来吃并未感到奇怪便是明证。当然后来的马克撒文化、习俗又进一步地强化了澳洲土著的生活习俗。
此外，澳大利亚土著文化中的绘画、音乐舞蹈、宗教图腾等都无不受到马克撒文化的影响。
1770年4月28日，英国探险家詹姆士·库克船长发现并首次登陆澳洲。当时人们称它为”南方新大陆”。
在这之前的几百年里，虽然也有人，如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阿拉伯人、马来人，还有中国人，都在有意和无意中经过或到过“南方新大陆”，但是，所有的人都非常失望，面对他们的是五谷不生的大片荒野，缺乏资源，除野人之外，根本不适宜人类生存。
真正大批量地向岛上输送人口应该始于1787年。在亚瑟·菲力浦（Artharphillip），即后来的总督率领下，十一只小船经过海上十一个月的漂泊，抵达植物湾。这第一批抵达的人口有一千多，其中绝大数为犯人。因为英国的监狱人满为患，政府只有把这些犯人流放到这个四周临水、五谷不生的荒岛上。从此，开始了英国人统治“南方新大陆”的历史。
当时这些囚犯需要自耕自食。他们需要当地土著人的帮助才能去熟悉这块处女地。被视为未开化的土著群体，无法和那些自视甚高的英国人沟通，加上语言、文化、宗教、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相互根本无法融合、共存。结果，岛上囚犯及其后代对土著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白人初抵澳洲的1778年，全澳土著人数约三十万，至1911年，幸存者仅两万人，仅免于灭种。
1868年，英国全面停止把犯人流放到澳大利亚。至此，澳大利亚英人总数近十六万。
关于这段历史后人并没有把它写进澳洲历史书里。20世纪70年代前编的澳洲史，都明显地忽视了土著人的存在。
重要的历史著作如《澳大利亚：社会与政治历史》，《澳大利亚的文明》，《澳大利亚的传说》和《澳大利亚历史》等几本著作中，都没有专门讲土著人文化、经济的章节。史学家们不是把土著历史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就是把土著人形容为总是骚扰无所畏惧的探险家和先驱者的一个群体，而土著人的长矛更被看做是对文明的对抗。
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少数史学家开始觉醒并对上述状况提出批评。
同时，少数受过教育的土著人开始站出来为正义和历史抗争，为土著在澳大利亚国家构成中的地位抗争。1972年，在首都堪培拉议会大厦前面的草坪上搭起的帐篷使馆，打出了土著人的旗帜，要求恢复土著人在澳大利亚拥有的土地权和历史地位，如实写出土著人的历史。这场斗争延续到今天，国会大厦前草坪上的帐篷在经受了种族主义者无数次的纵火后依然存在，并引起了澳大利亚社会愈来愈多人的反思。
澳大利亚学者开始重新研究土著民族的发展过程、在澳大利亚历史中的地位、早期欧洲人和土著人之间的关系等等。同时，在土著社区，开始对过去表现了浓厚的兴趣，这既是为了保存他们的历史，也证明了他们对传统土地的所有权。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正在编辑土著人的历史，还澳大利亚历史本来面目，这对澳大利亚政府制定法律和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马博（Marbo）一案。
1981年，詹姆斯·库克大学召开了一次有关土地拥有权问题的研讨会。主办单位邀请了许多土著领袖代表参加讨论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会议期间，大家和过去所开的相似主题会议一样，争论激烈，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其中有一个来自托尔斯岛的土著岛民埃迪·库克·马博（Eddie Koiki Mabo）和他的同伴决定，向最高法院申诉，要求归还他们对土地的拥有权。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要求，正如一个受欺侮的人在强盗面前说：“滚出去！”
最高法院于1982年5月受理了此案，但没有审理，一搁就是十年。期间马博和他的同伴并未停止向社会和政府呼吁，要求还历史本来面目，还土地予土著。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土地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属于这块土地”；“要从强行拥有者的手里夺回来”。
在当时基廷（澳洲总理）政府的支持下，1992年6月3日，最高法院以六票对一票的大多数对马博一案裁决，承认居住在特里斯附近的莫里岛的莫里人有土地所有权。虽然这些地区的土地归还土著人所有，但是在国家整体法律制约下他们有出租权，却没有出售和转让权。
最高法院的裁决无异于在法律上进行了一场变革，对种族歧视观念产生了猛烈冲击。莫里岛土著人之所以对莫里岛土地拥有所有权，不是因为国家的赐予，而是因为他们祖先就在这里栖息。但是，令人惋惜的是作为整个斗争的领头人马博没能看到这一令人鼓舞的结果，他于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前四个多月因病去世了。
1967年，澳洲全民投票决定土著被接受为澳大利亚公民，拥有公民的选举权，土著也被列入人口普查范围。但在澳洲联邦宪法中，仍被排除于官方人口统计之外，这种歧视现象一直延续到2001年。澳大利亚第七次人口普查，土著居民被列入调整范围，普查结果归入澳洲的官方人口统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