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六十七个词后记《模糊的》
小说是什么。
我喜欢米兰昆德的分类：一是讲述一个存在的故事，二是思考一个存在的故事，三是虚构一个可能存在的故事。其实米兰昆德拉的原话不是这样的，他仿佛是这样说的：讲述一个故事、描写一个故事、思考一个故事。
我改变了他的原话，并仍然执著地认为，我改变过的话才是昆德拉的原话。因为讲述一个故事和描写一个故事层次并无大的分别。
我喜欢第二种：思考一个存在的故事。
讲述一个存在的故事，我认为只是抄写。这些工作电视工作者就可以做了。而虚构一个可能存在的故事，是一种逃避。相当于饥饿的时候画葡萄止渴。
还是思考一个故事好。倘使一个人跌倒了。讲述故事者一定会讲述他的血液流出来，声音传过来。虚构故事者一定会安排这个跌倒的人在倒在地上的一瞬间看到一个写有密码的纸条，从而解决了他的难题。而思考这个故事的人，会考据这个人的职业，会悉心观察他摔倒以后的表情和心理活动。思考一个存在的故事，才能帮助没有到现场的人无限地接近事件的真相。
是的。这也是我的一个小说观点，接近最本真的生活现场，不是直接转述，不是间接虚构，是兼融了二者的思考。
那么思考的结果呢。我觉得，多数事件的真相，都是模糊的。
一个作者能站到多高的位置呢，能看到多少事件的全部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且悲伤的现实问题。因为，我们只是处于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局部，我们所感受到的世界真相都是局限在特定年代和特定的语境里。时过境迁，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当时的思想的尴尬。但局限并不是绝望。局限里的美好依旧是美好的。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向自己的内心深处挖掘，回到最初出发的地点，童年，我们会发现，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那正是一个模糊的美好，无法用黑与白区分的美好。
我以前很喜欢玩一个游戏，仿佛是情色游戏吧。一个扔蓝球的游戏。如果能准确地扔进那篮球框里的话，游戏中的一个漂亮女孩就会脱下一件衣服。
无聊吧。
我也是这样感觉的。
可是，忍不住，想脱干净她的衣服。只是，我从来没有成功过。
正是因为没有成功过，所以才一直坚持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这是一个比喻。
事情的真相常常在我们脱下一个女人的衣服的时候才能知道，之前的所有过程不过是猜测，是模糊的、未知的。
小说具备这样的功能。
一个讲述故事的人极容易被故事本身迷惑，他就像一个工匠，拉了一辈子大锯，就连吃饭夹菜的时候样子都像拉锯子。那么，我还是赞美思考故事的人，他不满足本身的现状。他深入到故事内核去察看，细小的或者敏感的枝节都会传达出不同类型的感情世界和故事走向。
我想到了有一个重大的社会新闻。2006年，轰动全国的珠海虐待保姆案。女主人被控变态，虐待小保姆，造成小保姆全身多处受伤，有不忍目睹的惨状。报纸出来之后，全国各大媒体均猜测性地报道女主人的残暴和没有人性。几乎是一夜之间，全国人民都被这个恶毒的女主人激怒了。可是，半年过去了，女主人不服法院判决，提起上诉，辩护自己说根本没有虐待小保姆。辩护律师多方取证，发现，女主人对小保姆竟然不错。因为女主人是单身，钥匙从来都是小保姆拿着，她随时可以逃走，如果真有虐待的话。医生验伤结论得知，女孩子的伤很严重，和她的实际年龄对比，她能忍受长达一年的虐待，并不敢声张不报警，于任何逻辑不合。邻居证实小保姆经常对女主人撒娇，而且女主人曾经给小保姆的伤，小保姆的母亲曾经到广州医院陪护，期间小保姆均未对母亲讲述遭遇虐待，直到一年后才向媒体报料。
这个事件，从一开始简单明了，引起国人一齐发怒到最后真相模糊，只用了半不到的时间。
给小说文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范例。
什么是真相，真相其实是模糊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黑和白。
而故事的思考者，恰好可以一点一点剥离这些被新闻的泡沫、道貌岸然的正义以及支离破碎的事实经历，可以找到这个小保姆伤口的出处、邻居的证词以及女主人同事的证词都只是故事的一个侧面。
新闻的后续中，专家组甚至对两个做了同性恋倾向测试，没有得出结果。
这样一个故事陷入真相模糊的僵局。所有的律师、法官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都说了相同的一句台词：真相只有两个人知道。
小说的思考者一定可以无限接近的抵达这个事件的真相，而小说的描述者做不到，他最多只能忠实地做一个疑问语气的反问。虚构故事者也做不到，他会根据自身的主观的经验任意改写了故事的走向，成为娱乐或者消费这一事件的高级新闻记者。
思考让一个世界多了很多个层次。
我想起一个日本的故事。我不止一次地讲述过这个片断，用来表达我对一个事物内核的模糊学认知。如下：一个日本男人带着妻女去原始森林旅游。突遇一只黑熊，身材巨大。那名男子吓得大叫一声跑远，抛妻弃女。然而，那头黑熊却执著地追逐男人而去，最后，男人死于非名。事后，妻女均不原谅临阵脱逃的丈夫或父亲。
新闻报道出来很多天以后，这名男子得到了舆论上极大的甚至是极端的鄙视。一个不肯负责的男人在现实主义眼光比比皆是的日本当下，永远不会有好吃的果实。
然后，多年以后，一个日本小说作者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个小说。他没有虚构任何情节，只是调查了这则新闻的前前后后，并采访了相关的动物学家。最后，小说发表了。震撼了所有的读者。逃脱的丈夫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妻女。黑熊是一个有食物洁癖的动物，他不吃死了的不动的尸体，但事态紧急，虽然知道该如何防犯黑熊，但是丈夫也来不告诉妻女保持不动的姿势让黑熊走过去。如果黑熊扑向妻女的话，那么，受惊的妻女一定一个逃不脱，他也没有能力从一只野蛮的黑熊手里救出妻女，所以，万般无奈之际，丈夫只好选择跑动，来吸引黑熊的注意力，最后死去。
真相大白。也或者说，一篇小说模糊掉了原来的新闻事件。
事后，多数动物学或者人类学者的专家均发表言说，支持小说的观点。
这个事件佐证了我对小说的个人理解。小说是对一个事件内核的无限接近。小说模糊掉你正看到的世界。
我觉得完全忠实于现实世界的描写或者讲述，不是小说，是纪录。而小说要有思考。
这则黑熊吃掉男人的故事。如果让一个喜欢讲述事件的作者来写，一定只停留在浅层的谴责上。而如果让一个懂得虚构的小说作者来写的话，那么，他不可避免地要写到黑熊吃掉男人之后的妻女生活现状，他一定会虚构很多个结局来制造曲折的小说情节流向，借以展示作者个人主观的人生体验或者是才华。
但这两个果都不如思考这个事件更有力量。
经过思考之后，结合媒体报道的情况，了解了死亡男人的职业，妻女的现状，他们是如何决定去原始森林的，死亡男子的个性表征、同事反应以及邻居评价等等。得出结论，男主人的逃跑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一瞬间，人的本能的恐惧战胜了一切责任感、道义感等传统约束，狼狈逃窜。再一种可能就是相反，他有可能只是为了能引开黑熊，并伺机逃脱，然后再回来和家人团聚。只是并未成功。
思考的小说模糊掉了以前的真相现状，就像前面举到的那个例子一样，小保姆和女主人的故事忽然被一个小说文本裹了一层纸。那么真相开始变得模糊。原本清晰的脉络渐渐昏暗，成了浅薄的见解。
说到这里，要解释一下。思考一个故事，其实一定会用得上讲述和虚构这两个层面。
这是一个模糊学常识，就相当于我们问一个孩子最喜欢吃什么一样，他会回答：巧克力、棒棒糖、薯条、鸡翅、腊肠、梳达饼、蔬菜饼、蛋黄派、冰淇淋……等等等等，可能不可尽列。但等到他十八岁的时候，他可能只会说，喜欢吃水果、巧克力或者某个明星代言的果冻布丁。等到他三十岁的时候，你再问他，大概只会喜欢吃吃面食，或者喜欢吃肉。简单明了，只有一个。
然而，这个时候的喜欢，是模糊的。
他喜欢吃面，只是经常的状态，除了吃面，他一定还会吃很多其他杂食，但在这里，被一个主题给模糊掉了。
小说不仅要告诉读者一个人最喜欢吃的食物，还要告诉读者，这个人最喜欢的食物还有其他的陪衬。
事件的真相只存在于当时的瞬间。过去了也就意味着真相的死亡。哪怕是经历过的事件的人，再来回忆，也不可能完全符合当时的细节。
这里，我特别同意有一个畅销书作家海岩的话：历史都是虚构。我一年前参加了一个座谈会，关于我自己的作品，我和别人发生了争执，但是，一年后的今天，我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像是被一个固体给抹平了一样的干净。如果不是有人提醒，我甚至连这样一个场景都想不起来。更不用说那个会议上我所有的发言。
我相信，如果这个时候，海岩看到了别人关于他的发言的纪录，他一定会觉得陌生得厉害。
这就是事件真相的模糊性。可是，作为写作者，我们如何来接这些事件的真相呢，其实，最最接近的方式，不外乎是听一个新闻记者采访当事人，或者亲自去问询当事人。这就有了一个可笑的悖论，既然，当事人自己都可能虚构那天的经历，那么，写作者该如何判断当事者的讲述呢。
又需要思考了。
日本有一个黑白大师。叫做黑泽明。他的《罗生门》就探讨了事情的真相问题。他没有刻意地得出“事情的真相是模糊的”这样一个结论。可是，他用不同人的眼睛和语气讲述同一个片断时的客观和思考，让所有的人眼睛一亮。
他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情，角度不同，总会有不同的答案。
我又想到“苹果是蓝色的”这个悖论。
有一个从遥远地方赶来的人，他从来没有见过苹果。他来参加一个聚会，结果，当他看到苹果的时候，发现，有一束蓝色的聚光灯打在果盘里的五只苹果上，那苹果的蓝显得真实和安静。于是，他大发感慨，说，原来苹果是蓝色的。
是啊。苹果是绿色的，这是我们见到过苹果在树上的模样。可是，对于一个从未见过苹果的人来讲，蓝色灯光下的苹果，就是他所见到的全部真相。
真相就是这样模糊。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那个看到蓝色苹果的人。因为，我们都处在一个局部的历史阶段当中。
二十年以后，我们会发现，我们被时代或者周围的世界骗了。这是多么悲伤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一定要想办法使自己站得高一些。一定要想办法把那个情色游戏打爆，要脱下那个女孩的衣服。
这是我们获得真相最切实的方法。
写到这里，我忽然特别想闲扯。
我想到一个获得真相的途径，这也正是我这两年的阅读所做的工作，那就是看书信。
我看了两年的鲁迅书信集，我知道鲁迅和沈从文是如何矛盾的，鲁迅和顾颉刚为什么吵架，鲁迅和许广平是如何好上的，鲁迅在广州是如何开书店的，鲁迅和高长虹是如何闹翻的，鲁迅和周作人是如何老死不相往来的。
所有这些都是真相，虽然依旧是模糊的，但，这些书信让我看到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子。
我甚至想过，通过书信来往的方式写作一个长篇小说。
但那需要详实的阅读积累和人生积累。所以，我只是在这里慷慨地计划一下，并没有决心实行。
书信是一个窗口，打开来，透透气，可以看到停泊在过去历史中的真实的笑脸或者云彩。但是，并不曲折，甚至它过于片断、隐约、朦胧、隐私和残缺。
所以，小说又有了舞台。
前几天，我看到一篇关于画家郁风的文字。
郁风是著名画家潘玉良的弟子。当然，她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著名作家郁达夫的侄女。
郁风对别人说：潘玉良长得特别难看，因为太难看了，没有学生敢去选她的课，一个也没有。郁风是偏执狂，看哪个老师的课没有人选，她才专门去选。所以，她成了潘玉良唯一的弟子。
（这个唯一在这里有些胆怯，我没有查证。我最爱干这样的事情，为了讨好自己，用一些夸大其实的词语来自我蒙蔽。）
我当时看到这个片断的时候惊呆了。潘玉良，中国著名的画家，作过妓女。哪能不漂亮啊。
可是，她的学生不会说谎的。
有时候，历史真相爱和我们的猜测开玩笑，它沉着、冷漠，却会在我们不经意地时候突然热情，出乎意料。
而小说的写作者，正是伴随着这些出乎意料的事件真相成长、延伸。
小说要截取片断，同时又要补充片断。要删除多余的、繁琐的、平庸的生活片断，又要增加规律的、细密的、动情的生活的片断。
小说永远是加减法并用的一种记忆方式。把不同人的人生经历放在同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加法。把一个地点上发生的很多故事都忽略不计，只写出一个小而又小的场面，那就是减法。
《六十七个词》用了大量加法。
在这个文本里，我试图还原一个人的记忆真相。
我试图往真实的生活里加入大量的幻觉，我甚至试图用幻觉打败真相。
但是，作为写作者，我没有忘记用小说思考一件又一件事件的真相，我最后清醒地意识到，不管多么用力地把一个想象的画面变成现实，但现实中，它依旧是模糊的。
模糊主义。
有一个人在楼下拉小提琴。另一个人在楼上骂他。后来楼上的人死了。楼下的人再也不拉小提琴了。他觉得没有了相互陪伴乐趣了。
这是毛姆的个小说情节，同时也是我思考一个事件的结果。如果一个坏的情节消失了。好的东西存在的价值就没有了。
而且，好和坏本身就是模糊的。
对于一头牛来说，草是最好的东西，而对于庄稼来说，草是不好的。
我要说的是：把草从庄稼地里拔出来，想办法给一头牛。这是小说要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