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正因为钟先生对人类学与民俗学的这样一种不可分割的研究，所以他培养的学生中也有跨学科的，比如高丙中博士。
万：对！包括许多博士生写的博士毕业论文都带有浓厚的人类学或其他学科的色彩，这方面的论文还不少。研究对象虽然是民俗，钟先生也一直主张借助于人类学方法，他从来都主张他的学生要涉猎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赞同他的学生从其他角度来进入民俗学领域的研究。
徐：我们讲钟先生对中国民俗学的贡献可以列举很多很多具体的东西，但就这两个贡献，一个是民俗学泰斗，一个是坚持了人类学的研究方向，这已是了不得的贡献。前面一个大家都很清楚地认识到，而后面这个贡献认识到的人也许不会太多。
万：钟先生作为这么大影响的学界泰斗，在整个的人文科学界，他的研究的方法、他的影响都可以为相邻的学界所借用。他拥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又善于吸收国外的理论方法，因此他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建树就非常广泛。在从事民俗学的研究之外，他还从事过文学批评，写过散文、古体诗和诗论，这些方面他的贡献都是非常大的。的确。钟先生的身上洋溢着一种诗人的气质，他的创作热情、研究热情及对民俗学、人类学等人文科学的创造力，与年轻时比可谓是活力不减当年。
徐：这是他永葆青春活力。就你所说的这点来讲，能在钟先生即将百岁华诞时谈及非常重要，我们既要充分认识钟老的民俗学研究的贡献，也要充分认识到钟老对人类学发展的贡献。
万：钟先生的贡献我们只是宏观地谈了一下，他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学术思想、智慧、才能等表现都尚未研究透，这方面的研究是我们这些弟子们责无旁贷的任务。人们说，钟先生本身就是一部书，是一部大书。而这部书在短时间里是很难读懂的，难以读懂不只在于他的学问，钟先生的学问是表述得非常清楚的，语言非常流畅，在清楚与流畅的背后，却蕴含着深厚的能量与魅力，要把它揭示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能要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把它总结、提炼出来。
徐：所以，把握住钟先生对民俗学与人类学的贡献。对钟先生的学问作更深入地研究。这也是一个学习过程。从钟先生做学问的宏观方面来看，不知您觉得人类学和民俗学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万：人类学和民俗学从其研究对象来说有一种交叉的关系。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的活动的，人的存在环境、人的行为方式、人类所创造和享用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民俗学实际上也是如此。过去似乎有一种误解，认为民俗学研究的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是民间文化现象，实际上所研究的这种现象本身也是以人为主体的，是特定民众的一种群体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生活状态。在研究对象上人类学和民俗学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包括研究方法，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作业，这一研究方法是相通的。文化人类学强调理解，理解当地人对自己生活现象的看法。民俗学的立足点也在这一点上，这也是相通的。所以钟先生指导的一些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村落社会组织建构、村落族群的社会关系，现在出版的一些关于某一区域人们生活状况的调查与研究的专着，也是民俗学者写的。研究某一村落的文化现象、村落史的研究、村落各类组织的研究，实际上都是民俗学家来做的，他们运用的也主要是人类学的方法。我们不能把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只是停止在揭示文化遗留物的层面，当然这也是一种研究。现在我们民俗学研究领域也不只是局限在一些边远的、落后的山区，它也在研究城市社区，研究社区人们的生活创造和文化创造。研究这些民俗，若不借用人类学的方法是很难进行的。
徐：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民俗学与人类学既是兄弟学科的关系，也是交叉学科的关系。正因为这样，在钟老的一贯坚持下。中国的民俗学学者在不断地应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民俗的个案进行田野调查的研究。
万：实际上我们常借助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国外也是如此，像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文化模式》等都是交叉学科的研究结晶。
徐：我觉得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带有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和方法。
万：所以国外有些人认为民俗学就是文化人类学，或者是属于人类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它在其他有些国家并没有被独立出来。
徐：在我们国家，民俗学的独立跟民族学的独立一样，考古学也是从人类学中独立出来的，因为中国的特定环境造成了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的迅速发展。若从这个角度讲，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都可以说是一级学科。这些学科在人类学不能发展的情况下它们发展起来了，人类学的方法也在某种程度上指导着这种发展。现在我们回头看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现象可以讨论：中国民俗学坚持了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否代表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段历史？但是。由于人类学在20世纪50年代后受到禁止，而在这段时间中，国际人类学所发展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我们吸收得比较少，我们中国的整个人类学界包括民俗学、民族学与国际上的人类学产生一段距离。从这个角度看。是否可以说我们的民俗学应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还不够。不够的表现在哪里？今后我们该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
万：的确存在着一个断层。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吸收国外学界的一些理论来研究中国本土的民俗文化现象是运用得很不够的。但是这不够也造成了一种优势，即它使得我们的民俗学研究更加本土化。正是有了这种长期的本土化的积淀，钟先生才提出了“多民族一国民俗学”的理论。粉碎“四人帮”以后，有许多从国外翻译介绍过来的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理论，我们吸收得应该说是非常快的。在这方面，我们感到目不暇接，流派非常之多，方法也多。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方法使得我们中国的人类学、民俗学一下子就可以与国际接轨，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就比国外落后了多少，应该说，国外所用的方法在中国学者身上可以说都运用到了。所以我们的人类学研究包括民俗学还是比较前沿的。钟先生一再强调，我们具备一种研究方面的优势是国外所没有的，那就是，我国的民俗资源极为丰富，这一点国外学者非常羡慕。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若不丰富的话，这个学科的发展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中国如此广博且地域差异非常大，尚有许多未曾开垦的处女地，可研究的东西单靠现在的研究力量是很不够的，我们需要大大地加强队伍建设。
徐：我觉得我们的民俗学这50年的发展还是很快的，而且在本土化方面成绩很大，成果很多。大量成果比较集中的一块，就是民俗志。相对来讲中国民俗学理论框架的建构还是比较薄弱的，您认为如何？
万：就民俗志来说，的确，我认为现在的民俗志大部分并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俗志。民俗志不在于多，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来做民俗志。问题是现在我们的民俗志所做的方法很不科学。我们有多少人真正在田野作业时呆上一年或者二年呢？很多民俗志看上去大同小异，给人的感觉民俗学界不是做学问而是在炒“民俗”。这个现象应该说是最恶劣、最急功近利的行为。钟先生一再告诫我们要注意民俗的地域差异性。钟先生非常重视民俗志工作，一直在阅读民俗志方面的书籍。他认为熟悉民俗志是研究民俗学的基础。这一点，对我国民俗学乃至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民俗志的描述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我们中国亟待建立民俗志学，要把民俗志建构科学化。民俗志并非把一种生活现象记录下来就可以了，你怎么去记录，采取什么方式记录是要有各方面的能力的，是要有学科背景的。为什么当地老百姓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俗学家或民俗学工作者呢？应该说当地老百姓对当地民俗是最了解的，但是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俗学工作者或民俗学家，因为他没有学科背景。从事民俗志研究的只能是民俗学工作者或民俗学家。当地老百姓若能将当地民俗事象记录下来，又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俗志记录，那么他就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了，而是一个民俗学工作者了。
徐：我同意你关于民俗志的看法。目前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志还很缺乏，高水平的民俗志还很少，真正在田野里出来的东西少。国外在这方面的经典较多，我们在这方面的经典反而不多。
万：不是说民俗志就没有理论色彩，就调查方法而言，本身就是一门学问，现在的民俗志很多人都说没有理论色彩，理论性不强，水平不高，很多写民俗志的人所写出来的并非是他所真正体悟到的东西。我历来主张搞民俗是要带着感情去搞的，民俗学家是要富有情感的，钟先生就对民间充满了爱，对民众生活的关注、热爱是非常深切的。你到一个地方去调查只是为了调查而调查，为了功利目的是调查不出真正意义上的民俗的，一定要带着情感去，用爱去理解当地人的生活，才能达到应有的目的。
徐：我同意你的这个观点，现在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经典民俗志太少的根本原因是否在于民俗学理论建构问题。已经出的几本《民俗学概论》之类的书，它们的理论构建还是比较平面的，没有更高的理论上的升华，对民俗研究只是一种分类型的，没有更高的理论构建，不知你对这问题如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