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北京师范大学万建中教授
徐杰舜
徐：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的采访。这次您接受南宁市政府的邀请来参加南宁第三届国际民歌节。这是您第二次到南宁来。可否请您谈谈您对南宁的印象？
万：我从北方来到南方，最大的对比是感到南宁的确是个绿色城市，到处鲜花绿草，街道宽敞、干净，南宁人非常好客。南宁给我的印象是一次比一次好。
徐：这次南宁市政府邀请您作为民歌艺术节的“学术观察员”。您现在肩负着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学术评估义务和责任。明年您还要来做专门的研究，希望您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给予大力支持。您是中国民俗学界年轻有为的博士生导师。为了让我们广大读者更进一步了解您。请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经历。
万：我1961年出生在江西南昌县，小学和中学都就读在江西的蜜桔之乡--南丰县。1979年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文学专业，毕业后回到江西南昌市，在江西大学中文系任教。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民间文艺学硕士学位。1990年毕业回到江西大学任教，后来江西大学与江西工业大学合并成为南昌大学，并进入“211”建设。我1996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门下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1999年毕业留校。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现任民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担任中文系系副主任。
徐：从您的简历看，您的成长道路还是比较顺利的，成长得很快，祝贺您！您对民俗学的研究是很有成就的，现在请您介绍一下您在民俗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万：我的民俗学研究可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我攻读硕士研究生到在南昌大学教书，开始真正进入了民俗学领域。因所处地域的关系，主要研究江西的风俗文化以及饮食风俗方面的课题。我为此花了不少工夫，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江西风俗的论文。在这一方面，我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将江西的民俗文化与地域环境、人文环境结合起来研究，以此来探讨江西风俗的文化特征。在这一方面也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有篇文章是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的，我的老师陈子艾与刘铁梁教授认为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扎实。这篇文章是我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年发表的，当时他们考察我的学术水平主要通过看我这篇文章。他们认为我是较有潜质的，学术上是有前途的。另一方面，我出了一本《饮食与中国文化》的书，这是我在饮食风俗上的研究成果，这本书在学术界的影响也比较大。饮食本身就是一种风俗文化现象，我主要是从宗教、伦理、历史、美学、哲学几个方面来论述，试图建构中国饮食风俗文化的科学体系。尽管此书不是很厚，只是薄薄的一本，但整个框架构建起来了。
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钟敬文先生之后，苦读了3年，积攒了专业及相关学科知识，夯实了自己的学术功底，成果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这篇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中国民间叙事文学中禁忌主题研究》，角度非常新颖，研究方法也较前沿。主要是运用了俄罗斯学者普罗普的故事形态理论，另外还有比较文学中较为常用的“主题学”的方法。我历来主张研究民间文学应该有意识地借助其他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作家文学的研究方法，只要运用其中一种方法来研究民间文学，实际上就可把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的路子打通。因为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不管是学民间文学的或其他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大多学科的背景是作家文学的。实际上很多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人不是从一开始就搞民间文学。我们中文系的学生，作家文学的功底相对来说建构得比较厚实。另外民间文学也提供了从各种角度研究的可能性。历来就有一种看法，“民间文学它是一种文学，可它又不是文学”，它是一种民间的生活，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它跟一般的文学具有很大的差异。但我的这种研究不是要把民间文学复归为一种生活的状态，我要把民间文学的文本从生活中提取出来，然后在文本里找到一个共同点，即一个共同的主题。我选择的一个主题就是“禁忌”。我为什么要选禁忌主题呢？禁忌本身的含义与外延都非常深厚、非常广博。钟敬文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发表过关于禁忌的论文，题目叫《〈帝京岁时纪胜〉中的禁忌》。
徐：请具体谈谈您写作博士毕业论文时的情况。
万：好的。这一博士论文课题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读了钟敬文先生二三十年代写的一大批民间文学的经典性的论文。我感到钟先生在二三十年代所写的经典论文的观点和表述的方式都还是非常现代的，阅读大师的经典论文与阅读一般的论文大不一样，你可以在他的基础上再建构一座高楼。他可以为你提供一个基础，大师的作用和能力就表现在这里。我读钟先生研究幻想性故事的论文，包括《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国的地方传说》等，发现这一些论文中反复提到了一种论点，就是禁忌作为古今普遍存在的一种生活现象，大量地出现在民间文学作品之中。他举了许许多多的例子，尤其给清水的《太阳和月亮》这部民间文学作品集写的序言里，更是对作品集中许多有关禁忌的情节作了集中分析。我想，既然在民间文学作品中包含了大量的禁忌内容，我为什么不可以将其作为一个主题提出来进行单独研究呢？我把这一想法跟钟先生讲。钟先生听了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课题，角度会比较开阔。得到了导师的首肯，我就开始大量地收集材料，关于这一方面的文本就有了上千篇。我对这一研究对象进行分类。民间文学本身就提供了分类的各种可能性，于是有了“类型学”，现在民间文学的索引就是按类型归类的。但在类型索引中没有禁忌这个类型，那么可以将禁忌作为一个主题，它在不同类型的民间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我就把各种故事类型反映出来的同样的禁忌作比较研究，这样就可以突破原来仅从同一故事类型的角度来研究民间文学的局限。以往类型学的研究，局限于一个类型，我从主题学角度进行研究，就可以把表现了同一禁忌的不同民间口承文本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来加以考察，从而大大拓宽了研究的空间，为研究禁忌主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的研究主要是从文本人手，从文本出发。文本提供了什么样的研究可能性，我就用什么角度来进行研究。禁忌本来就是准宗教的东西，比如有的文本和宗教联系得比较紧，我就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有的文本中禁忌主题演进的轨迹非常清晰，那么就可以用历史学方式来研究。我的论文中主要研究了10种禁忌主题的类型，每篇都可独立成章。这10种禁忌主题的类型就构成了我毕业论文的主体部分。
另外，我在研究过程中把类型学作为我进入研究主题的一个基础，首先是对民间文学文本进行分类，因为研究民间文学分类是必不可少的。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作家文学只有一个文本，而民间文学有大量的异文，一种民间故事文本就是一个异文群，若能将各种异文收集得尽量齐全些，对这些异文进行研究，某些方面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作家文学。所以，收集民间文学作品，应该非常关注它的异文。我们现在有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它的一个弊端就是仅收集一个有代表性的文本，而没有把其他的异文文本收集起来。实际上民间文学很难说哪个文本具有代表性，也可以说所有的异文都具有代表性，它们有同样的研究价值。
徐：从你对民间叙事文学中禁忌主题的研究来看，你在这方面的功夫下得很深，突破了传统民间文学研究的原来框架，特别是理论框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你在钟先生的门下攻读博士，我想你是不是可以谈谈你受钟先生的教诲的一些感受？
万：在钟先生门下的确获益很多，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怎么样做学问，怎样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方面的研究。首先应采取科学的态度。因为年轻人做学问容易走极端，你看钟先生不管是交谈还是做文章，他的态度、表述、观点及他所运用的材料都是非常适度，他很少对一件事做绝对化的判断。他的文章里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这样，我现在还没有把握；证据是不是就这么多，有的证据我还没有找到”这类委婉的商榷性的句子。另外，我们的文章拿给先生看，先生常会对我们下的判断提出疑问：“是不是百分之百就这样呢？如果有百分之一的例外话。你就不可以说这事就是这样的。”他认为做学问太现实了就等于不现实了。许多人认为民俗学应该走向市场，与经济接轨。先生不是完全反对，但他也不希望整个民俗学研究偏向市场。他认为，考古学也不能创造直接的经济价值，但考古学不是很重要吗。这是先生常用的一个比喻。另外，钟先生特别重视知识结构的厚实和合理，民俗学专业的博士生大多是由相邻的专业硕士考上来的，他认为他们会各有优势，都各有自己的学科背景，他们到这一领域来参与研究，可以得出与一直在民俗学专业学习的学生不同的结论。我刚才讲到民俗学是一种文化现象，但它更是一种生活现象，既带有文化的属性更带有生活的属性。你要去研究生活，而生活所涉及的面是非常复杂的，面很广，生活的包容量也是极大的，如果没有一种合理的知识结构是很难完成民俗学方面某一个课题的。当然，在研究民俗学某一课题时可以侧重于某一个学科背景，用某一种方法来进行研究，但是，不可能单一地用某一种比如社会学、宗教学或历史学来规范民俗学的课题，民俗学任何课题的涉及面都是很广的。在这一点上钟先生非常注意，我在学习中也比较注意使自己的知识结构更加全面，更加完善，更加合理。
徐：你在钟先生门下学习，许多人是很羡慕的。明年就是钟先生100华诞了，钟先生不仅仅是民俗学的泰斗，民俗学与人类学是相通的，中国人类学界的几位泰斗都与他很要好，钟先生常参加季老（季羡林）、费老（费孝通）他们主持的学术会议，从这个角度来讲，钟先生的百岁华诞不仅仅是民俗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学界的甚至是整个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你在钟先生门下多年，现又在他身边工作，所以，我很想请你简要概述一下钟老一百年来的学问。
万：我们无法对钟先生的学问做出评价，只能讲讲恩师的学术贡献吧！他的贡献包括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在民俗学、民间文学微观方面的研究成果，他在二三十年代写了一系列经典性的论文，可以成为一个体系。这批论文主要是用了传统的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侧重于对历史文化意蕴的揭示，属文化解读层面的。实际上我们现在研究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还是在走这条路子。这些文章为后来的学者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范例。宏观方面，他最大的贡献是使我国的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成为独立的学科。我国民俗学的学科体系是以钟先生为首的学者建构起来的，他把民俗学的学科引向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他最大的一个贡献。大家知道，中国现代的民俗学与人类学是相通的……
徐：请允许我打断您的话。能不能这样说，对中国来讲，人类学传入也就是近百年的时间，民俗学的传入也是这个时间。对国外来讲，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方式，也可以讲它是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心理关系，但作为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人的行为习惯来讲，实际上与民俗学是重合的，国外的人类学家有些同样也是民俗学家。在中国特殊的情况下，解放以后。人类学被列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被打倒、被禁止研究了，而民俗学（尤其是民间文艺学）因为是民间的东西，在钟先生等人的努力倡导下却没有被禁止。民俗学和民族学一样一直得到发展。
万：你这一个讲法非常重要，从学科的发展史上来讲，钟先生始终在坚持这样的研究，使得我国现代民俗学和人类学研究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
徐：从这一点来讲他的贡献是非常的重大的，这也是钟先生对人类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万：对！我们国家的人类学、民俗学之所以能在今天得到飞速的发展，没有中断研究，有一个长期研究的积淀是很关键的。
徐：从一个角度讲人类学曾被中断，但从另外的意义上来讲。由于民俗学有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可以说人类学并未中断。中国民俗学界一直按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在研究中国的民俗和民间文学。
万：民俗实际上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民众行为、民众的观念、民众对生活的看法、民众的知识，民俗学与人类学交叉重叠的地方就在这里。有许多研究方法，这些学科都是共用的，比如说结构主义人类学方法、象征人类学方法以及解释人类学方法等等。
徐：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钟先生对民俗学的贡献本身就是对人类学的贡献。
万：可以说是跨学科的，因为这几个学科的关系非常紧密。按照某些美国人类学者的分类，民俗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学科分支，或者也可以说彼此是姊妹学科。民俗学研究的不中断性对人类学研究延续性的影响就像对宗教学的影响一样，当时宗教学也是不能提倡的，而民间文学、民俗学则一直在不中断地研究，实际上起了一个很好的带动作用。
徐：所以，由于钟先生的成就与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人类学也未曾中断。
万：现在中国人类学研究与国际上接轨得这样密切，与那段时间的积淀是很有关系的。
徐：所以，钟老的贡献，第一他是民俗学的泰斗，第二他也是我国人类学兴起的有力推动者。
万：钟先生之所以名望这样高，不只是局限在民俗学这一领域，钟先生的学科背景是国学的学科背景。你到钟先生家里看，他那些堆积如山的书籍不只是民俗学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书都有，很前沿的书籍他都有，他之所以要求他的弟子们在知识结构上要健全、合理，是从他自己研究的经验得出了对弟子的这种要求。他自己在二三十年代就接触了英国人类学和法国社会学的理论，像不久前翻译出版的迪尔凯姆的《宗教生活的原始形态》一书，在半个多世纪前钟先生就已阅读了，其他还有马雷特的《人类学》、拉罗的《艺术与社会》、莫尼尔的《社会学与经济学》以及葛兰言等汉学家的名着。据钟先生回忆，“五四”运动开始那一年，他还特意邮购了北大陈映璜教授的《人类学》，他的老师西村真次教授的《人类学泛论》对他影响也很大。他的论着就是多种学科方法综合运用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