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人类学的世纪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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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崎岖山路上的攀登人(1)

--访中山大学何国强博士

徐杰舜

徐:早闻你的名声。去年南昌一见,约好找时间我们谈谈,不巧工作太忙,各奔东西。后来你又去了美国。现在我们得以重逢,旧话重提,谢谢你抽出宝贵时间回答我的问题。

何:徐老师别客气,你的大名是我久仰的,应该是我感谢你,使我有机会回顾自己的过去,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索。如果你不介意,我就从自己是怎么跨入文化人类学门槛谈起,好吗?

徐:如此最好,可以让我和读者从头了解你。

何:我是十几年前在全国一片经商热的浪潮中留在高校的。对我而言,它绝不是心血来潮的偶然的事件,而是一颗早已埋在心里的种子在条件适合时的发芽生长。我生于重庆,长于昆明。我是由姑祖母(祖父的姊姊)带大的,她是一位旧式妇女,头脑里有许多古老的句子,常常凭记忆搜寻出一些念给我听。孩童时代的我完全不知道她念的是什么,以为是儿歌。长大以后才知道是《论语》、《大学》、《中庸》上面的话。我时常记得这样一句话:“天子重贤豪,文章教汝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从那时起我就朦胧地意识到“读书”和“出息”是可以划等号的。我生来好动,温顺听话,口齿清楚。姑祖母深知我的性情,从小教导我,长大不要做生意(怕我亏本),也不要做官(怕我受不起上级的气),觉得最适合我做的是教书,所以我从小就和别人想的东西有些不同。

文化大革命破了许多人的大学梦,同时也成就了一些称为“工农兵”的学员上大学。1970年我初中毕业,没有下农村,被昆明市劳动局招进一家大型国营企业,分配在机修车间学钳工,同粉尘、设备和油污打交道。三年学徒满师后,开始做技工。我没有读过高中,所有高中的课程都是在工厂自学完成的。我是在“四人帮”倒台、高考改革之后圆大学梦的。我记得当时历史成绩很好,考了90多分,在各科之中排第一,但我选择的是哲学,而不是历史专业。之所以如此,一定程度上跟自己对学科体系不太了解有关,也跟“批杯批孔”运动刮的学理论旋风有关,以为哲学是文科最好的专业。我的父母亲戚则完全尊重我的选择。

四年抽象思维的训练,各种各样的哲学原着“啃”了不少,欧洲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伊斯兰哲学中各主要人物的思想,已烂熟于胸。我特别对欧洲哲学史感兴趣,觉得里面的思想深刻,逻辑连贯,概念清晰,易于把握。

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对教授既有名,又清闲自在的生活印象极深。觉得社会上那些庸碌无为的人们活得十分辛苦。慢慢地,我认为经商不好,金钱的资本不可靠;当干部也不好,权力会使人贪婪,最可靠的就是知识资本。我日益觉得姑祖母的眼光独到,我不能辜负她的期望。可是,学者的道路不是那么平坦,需要准备一笔知识财富,还需要博取一个学术头衔,才得以稳固。于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步就是继续读研究生,争取拿下更高的学位。

徐:你的研究生是什么专业,还是哲学吗?

何:是啊!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又为自己选择了哲学。20世纪80年代,国家招收的研究生数量很少,以我的知识背景而论,不可能选择其他专业,即使选择了,也没有信心考上。我之所以继续读哲学,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于我发现自己喜欢辩论、思考和写论证性的文章,正可以在思维王国里为自己寻得一片乐土。不过这一次选的不是欧洲哲学史,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向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是因为欧洲哲学史专业招生少,同时我不像有些人,提起马列不是摇头就是皱眉头,虽然在全国开展真理问题讨论之后,我对马、恩、列、斯、毛的某些东西产生过怀疑,但我对他们始终怀着强烈的好感,他们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超凡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革命经历无一不使我钦佩。当时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马哲史学术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我就报考了这个系。

徐:能不能谈谈你在本科与研究生时期受过的影响?

何:我在读本科乃至毕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张尚仁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他原籍广东梅县,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听过李达、陶德麟、陈修斋等人的课,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跟朱德生一起搞过研究。张老师于1984年从云南大学调到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从事哲学和决策科学研究,任教授、副所长,1990年至今是广东行政学院院长。张老师工作勤奋。才华横溢,成果显着,我时刻以他为榜样。我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招生简章上印的导师是高齐云教授,考上后,则是叶汝贤、陈长畅和梁裕楷组成的导师小组。我的硕士论文是在梁裕楷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他是一位待人宽厚的学者,但学问却非常挑剔。这些师长都鼓励我趁年轻的时候多学一点东西,范围可以宽广一些,把知识的基础夯实,35岁以前广博,35岁之后专深。

徐:有趣!我记得从前我的老师也是这么教导我,后来我又是这么教育学生的。可不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发生学业转向?

何:OK!你知道,尽管我喜欢哲学,但学来学去,逐渐忍受不了哲学的枯燥。毛泽东号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上和课堂里走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由于主客观原因,哲学与现实一联系,常常闹出简单庸俗的笑话。我不想在我的硕士论文里面搞贴标签式的对号入座研究,也不想搞纯思辨的游戏,而想选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题目,用哲学原理来解释。我找来很多书。起先接触到民俗学,觉得很有趣,但很快就放弃了,我觉得它不是一门严格学科。转而看文化人类学的书,偶然翻到弗雷泽的《金枝》,我立刻被吸引住了。又浏览了大量的文化人类学书籍,感觉到这门学科有独立的研究领域和概念、范畴体系,材料新鲜,方法诱人,很适合于有一定思维能力、喜欢用理论驾驭实践的人。我自认为是这样的人!与此同时,在梁裕楷老师的鼓励下,我和另一名研究生何秋(已移民到加拿大,在温哥华一家理财公司工作)到台山、江门和珠海做了一些实际调查,发现珠江三角洲的迷信风气很兴盛,进而推论,经济发达地区如此,经济滞后地区岂不更甚?我就选了巫术作为研究对象。1987年夏,何秋告诉我她有一个熟人,是人类学系陈启新教授的研究生,名叫李长虹(已移民到澳洲),论文选题是入赘婚,想到云南做田野调查。何秋建议我可以利用暑假回家时跟她一起到云南做调查,互相学习。那一年,我们一起在昆明市西山区观音山白族乡做了调查,然后转到宁蒗彝族自治县泸沽湖落水乡和永宁盆地做调查,各自收集写论文的素材。从调查地回到昆明,我拜访了云南大学的江应糅教授,向他讲述我的论文构思。江先生说,这是一个人类学的题目,值得从哲学角度做研究。1988年,我以《论巫术的联想思维和文化功能》为题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我在论文中分析了巫术联想思维的非理性因素,巫术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原因,巫术体系的思维形式和巫术操作者的思维过程,并从巫术同科学、巫术同欺骗以及巫术同思维方式的关系来考察它的文化功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结论。

徐:作为哲学系的研究生,你的选题很大胆,那篇论文发表了没有?还有一个问题,我感到不解,你的这个选题已经超出你原来的专业范围,怎么会获得导师小组认可,进而获得答辩委员会的通过,并授予哲学硕士学位呢?

何:那篇论文花了不少功夫,但答辩通过以后就抛在一边,没有好好再弄它,作为一本小书出版,或者分解成几篇文章发表。好,让我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首先,我要感谢梁裕楷老师,是他看到选题的意义,坚决支持,我的调查研究才能进行下去。其次,要感谢导师小组其他两位教授,他们虽然不十分理解我的选题,仍然对这个选题抱宽容的态度,允许我做这个题目。还要感谢一位答辩委员的诘难,他的诘难,使我得以陈述理由。答辩那一天,有一位评审人兼答辩委员说话了,他先绕着弯子说论文结构严谨、主体突出、观点明确,作者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然后话锋一转,提出质疑,说:“毕业论文是集中反映作者在三年学习研究期间,在研究方向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所不解的是,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者,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题目?”我回答:“道理很简单,我是学马哲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对待宗教的态度问题,还有一个反对有神论、坚持无神论的问题,巫术的联想思维和文化功能,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应当研究的课题,而且这个课题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我国很多地方都有迷信现象,事实证明,单凭行政命令杜绝不了这类现象,必须进行科学研究,实事求是地指出根除的良方。”最后是匿名投票表决,我获得全票支持,顺利通过答辩。评语中有这样一句话:“作者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实地调查,利用国内外学界有关原始文化、原始宗教、遗传学、人种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独立的研究分析,在巫术联想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初步概略的体系,是难能可贵的。”

徐:值得庆贺。请继续说你是怎么样从哲学转到人类学来的。

何:还要再次感谢梁裕楷老师,他建议系领导把我留下来加强教学。于是我就留在哲学系政治学教研室。不久,中山大学成立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我所在的教研室被合并到新系。梁老师指示我准备开一门新课,我就一面钻研政治学,一面继续钻研文化人类学,并使之与政治学结合--“政治人类学”是我1989年开设的新课。那时我对政治人类学的认识还是朦胧的,它的任务究竟怎样?是为着改进人类的幸福吗?是求种族和民族的和平共处与精诚合作吗?西方的政治人类学是不是科学的,我国是否应该建立科学的政治人类学?这些问题同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复杂关系、有机的功能活动、文化的动态、世界人类学的新趋势等等问题,汇合在我的脑子里,迫使我寻求解答。带着思考和初步的答案,同年编写出近20万字的油印讲义,力图使这门课定型。

徐:留在高校从教,你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从刚才披露的思想,你在大学时代就有了成名成家的抱负,你是怎么样实现这个抱负的?

何:坦白地说。出人头地的思想或者说野心、雄心。每个人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尤其在一个人的少年时代。应该说,它与为国家、为人类的愿望并不矛盾,关键是如何把两者巧妙地扭成一股持久的动力,并且当两者一旦发生冲突时,要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成全集体,牺牲局部,成全国家乃至人类。我不否认我从小就立有志气,现在看来,那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诗曰:“当年满腹凌云志,如今谁不皆头白?”《红楼梦》的“好了歌”也有这层意思。虽然我还没有老,但也是奔50的人了,我愿意淡泊名利,不断追求,提升自己。

但是,过去我却颇有自负的味道,从不否认读书人要能成“一家之言”方算学者。另一方面,我深知“大器晚成”的哲理,由于自己没有别人那么运气,很早就读本科和研究生,年纪轻轻就当教授、博导,故要把“35岁以前广博,35岁之后专深”的座右铭改成40岁。40岁以前,我只参加编写了一本教科书,书倒是读了不少,卡片、随笔和札记写了一大堆,却不愿意多发表文章,耐心等待着学问“成熟”,妄想创作“自成一家之言”的专着,一鸣惊人,驰名远近!我炽热的求知欲和“成一家之言”的愿望统统都和我的教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交互作用,因此,学生比较欢迎我的课。我刚刚离开哲学系,到政治学与行政学系,为了立住脚跟,不能不拿出着作,尽管研究人类学才是我最大的乐事,出成果的事必须缓一步。这样,在哲学基础上,致力旁通政治学和人类学,企图汇合成“一家之言”,又经过了数年。1994年,我出版了一本现实性很强的政治学专着。

徐:既然你那么喜欢文化人类学,你毕业之前或者留校之后,为何不马上考民族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如此也就省去了在政治学系耽误时间?

何:当时有三个原因使我不能这么做:一是我得以留校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在政治学领域从教;二是我有家庭,当初孩子刚出生我就离开昆明来到广州,三年来没有尽什么家庭义务,现在硕士刚毕业,又打算考到其他城市去读博士,无论如何讲不通:三是考云南大学江应梁的博士就可以兼顾家庭,但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考本校人类学系也不可能。梁钊韬教授已于1987年12月逝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还没有批准新的博士生导师来接替他。到了1993年,女民族学家黄淑娉的博士导师资格批准下来,翌年开始招生,情况大为改观。与此同时,我从事的政治学研究由于专着的出版,也圆满地画了一个句号,从而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到人类学的学习与研究上,这样我才打定主意考博士。我找了两个教授写推荐,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我有哲学的底子,有政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素养,国家提倡不同学科互相渗透,扩大交叉领域,以利于科研水平迅速提高,均乐意推荐我报考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

我记得1994年有6人报考,黄淑娉先生只收了2人,除了我,另一人就是周大鸣。1995年有7人报考,她只收了覃德清。如果以从头至尾听过一门课就算讲课人的学生为准,黄先生从教几十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实际上她只有14个弟子。她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批硕士和博士的培养工作,当时的学科研究方向是原始社会史,但授课内容已经有颇多人类学的理论。1978年她开始与林耀华合招研究生,后来独立招收。北京时期,她培养了7个硕士,庄孔韶是她和林耀华的大弟子,是两人共同培养的。7个硕士中最后一位是胡鸿保,他是黄先生独立招收培养的。顺便说,胡是到云南插队的七海知识青年,高考改革后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当时龚佩华教授在那里,龚和胡有师生关系,又同为上海老乡,而黄则是龚年青时代的老师,1982年,龚把胡推荐到中央民族学院。黄先生对胡鸿保呵护有加,1984年,单独带他到云南做田野实习,收集拉祜族和摩梭人的母系家庭材料。三年后,黄先生又把他推荐到中山大学。广州时期,黄先生培养了7个博士(其中有一个名叫“川口敦司”的日本人),按年龄和顺序排列,我是7个博士中的大弟子。这14个弟子几乎都在教学与科研部门工作,有一个英年早逝。我提这件事是想说,黄先生招收学生,一是培养学者,而不是培养官僚;二是培养高才,而不是培养庸才。故她对入门人的选择甚严,从不搞“批量生产”。她看不惯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有些人滥竽充数,投机取巧,报考某人,为的是“拉大旗、做虎皮”,利用人家的资源为自己的发展铺路,而不是真心实意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