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山大学何国强博士
徐杰舜
徐：早闻你的名声。去年南昌一见，约好找时间我们谈谈，不巧工作太忙，各奔东西。后来你又去了美国。现在我们得以重逢，旧话重提，谢谢你抽出宝贵时间回答我的问题。
何：徐老师别客气，你的大名是我久仰的，应该是我感谢你，使我有机会回顾自己的过去，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索。如果你不介意，我就从自己是怎么跨入文化人类学门槛谈起，好吗？
徐：如此最好，可以让我和读者从头了解你。
何：我是十几年前在全国一片经商热的浪潮中留在高校的。对我而言，它绝不是心血来潮的偶然的事件，而是一颗早已埋在心里的种子在条件适合时的发芽生长。我生于重庆，长于昆明。我是由姑祖母（祖父的姊姊）带大的，她是一位旧式妇女，头脑里有许多古老的句子，常常凭记忆搜寻出一些念给我听。孩童时代的我完全不知道她念的是什么，以为是儿歌。长大以后才知道是《论语》、《大学》、《中庸》上面的话。我时常记得这样一句话：“天子重贤豪，文章教汝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从那时起我就朦胧地意识到“读书”和“出息”是可以划等号的。我生来好动，温顺听话，口齿清楚。姑祖母深知我的性情，从小教导我，长大不要做生意（怕我亏本），也不要做官（怕我受不起上级的气），觉得最适合我做的是教书，所以我从小就和别人想的东西有些不同。
文化大革命破了许多人的大学梦，同时也成就了一些称为“工农兵”的学员上大学。1970年我初中毕业，没有下农村，被昆明市劳动局招进一家大型国营企业，分配在机修车间学钳工，同粉尘、设备和油污打交道。三年学徒满师后，开始做技工。我没有读过高中，所有高中的课程都是在工厂自学完成的。我是在“四人帮”倒台、高考改革之后圆大学梦的。我记得当时历史成绩很好，考了90多分，在各科之中排第一，但我选择的是哲学，而不是历史专业。之所以如此，一定程度上跟自己对学科体系不太了解有关，也跟“批杯批孔”运动刮的学理论旋风有关，以为哲学是文科最好的专业。我的父母亲戚则完全尊重我的选择。
四年抽象思维的训练，各种各样的哲学原着“啃”了不少，欧洲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伊斯兰哲学中各主要人物的思想，已烂熟于胸。我特别对欧洲哲学史感兴趣，觉得里面的思想深刻，逻辑连贯，概念清晰，易于把握。
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对教授既有名，又清闲自在的生活印象极深。觉得社会上那些庸碌无为的人们活得十分辛苦。慢慢地，我认为经商不好，金钱的资本不可靠；当干部也不好，权力会使人贪婪，最可靠的就是知识资本。我日益觉得姑祖母的眼光独到，我不能辜负她的期望。可是，学者的道路不是那么平坦，需要准备一笔知识财富，还需要博取一个学术头衔，才得以稳固。于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步就是继续读研究生，争取拿下更高的学位。
徐：你的研究生是什么专业，还是哲学吗？
何：是啊！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又为自己选择了哲学。20世纪80年代，国家招收的研究生数量很少，以我的知识背景而论，不可能选择其他专业，即使选择了，也没有信心考上。我之所以继续读哲学，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于我发现自己喜欢辩论、思考和写论证性的文章，正可以在思维王国里为自己寻得一片乐土。不过这一次选的不是欧洲哲学史，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向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是因为欧洲哲学史专业招生少，同时我不像有些人，提起马列不是摇头就是皱眉头，虽然在全国开展真理问题讨论之后，我对马、恩、列、斯、毛的某些东西产生过怀疑，但我对他们始终怀着强烈的好感，他们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超凡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革命经历无一不使我钦佩。当时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马哲史学术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我就报考了这个系。
徐：能不能谈谈你在本科与研究生时期受过的影响？
何：我在读本科乃至毕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张尚仁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他原籍广东梅县，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听过李达、陶德麟、陈修斋等人的课，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跟朱德生一起搞过研究。张老师于1984年从云南大学调到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从事哲学和决策科学研究，任教授、副所长，1990年至今是广东行政学院院长。张老师工作勤奋。才华横溢，成果显着，我时刻以他为榜样。我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招生简章上印的导师是高齐云教授，考上后，则是叶汝贤、陈长畅和梁裕楷组成的导师小组。我的硕士论文是在梁裕楷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他是一位待人宽厚的学者，但学问却非常挑剔。这些师长都鼓励我趁年轻的时候多学一点东西，范围可以宽广一些，把知识的基础夯实，35岁以前广博，35岁之后专深。
徐：有趣！我记得从前我的老师也是这么教导我，后来我又是这么教育学生的。可不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发生学业转向？
何：OK！你知道，尽管我喜欢哲学，但学来学去，逐渐忍受不了哲学的枯燥。毛泽东号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上和课堂里走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由于主客观原因，哲学与现实一联系，常常闹出简单庸俗的笑话。我不想在我的硕士论文里面搞贴标签式的对号入座研究，也不想搞纯思辨的游戏，而想选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题目，用哲学原理来解释。我找来很多书。起先接触到民俗学，觉得很有趣，但很快就放弃了，我觉得它不是一门严格学科。转而看文化人类学的书，偶然翻到弗雷泽的《金枝》，我立刻被吸引住了。又浏览了大量的文化人类学书籍，感觉到这门学科有独立的研究领域和概念、范畴体系，材料新鲜，方法诱人，很适合于有一定思维能力、喜欢用理论驾驭实践的人。我自认为是这样的人！与此同时，在梁裕楷老师的鼓励下，我和另一名研究生何秋（已移民到加拿大，在温哥华一家理财公司工作）到台山、江门和珠海做了一些实际调查，发现珠江三角洲的迷信风气很兴盛，进而推论，经济发达地区如此，经济滞后地区岂不更甚？我就选了巫术作为研究对象。1987年夏，何秋告诉我她有一个熟人，是人类学系陈启新教授的研究生，名叫李长虹（已移民到澳洲），论文选题是入赘婚，想到云南做田野调查。何秋建议我可以利用暑假回家时跟她一起到云南做调查，互相学习。那一年，我们一起在昆明市西山区观音山白族乡做了调查，然后转到宁蒗彝族自治县泸沽湖落水乡和永宁盆地做调查，各自收集写论文的素材。从调查地回到昆明，我拜访了云南大学的江应糅教授，向他讲述我的论文构思。江先生说，这是一个人类学的题目，值得从哲学角度做研究。1988年，我以《论巫术的联想思维和文化功能》为题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我在论文中分析了巫术联想思维的非理性因素，巫术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原因，巫术体系的思维形式和巫术操作者的思维过程，并从巫术同科学、巫术同欺骗以及巫术同思维方式的关系来考察它的文化功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结论。
徐：作为哲学系的研究生，你的选题很大胆，那篇论文发表了没有？还有一个问题，我感到不解，你的这个选题已经超出你原来的专业范围，怎么会获得导师小组认可，进而获得答辩委员会的通过，并授予哲学硕士学位呢？
何：那篇论文花了不少功夫，但答辩通过以后就抛在一边，没有好好再弄它，作为一本小书出版，或者分解成几篇文章发表。好，让我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首先，我要感谢梁裕楷老师，是他看到选题的意义，坚决支持，我的调查研究才能进行下去。其次，要感谢导师小组其他两位教授，他们虽然不十分理解我的选题，仍然对这个选题抱宽容的态度，允许我做这个题目。还要感谢一位答辩委员的诘难，他的诘难，使我得以陈述理由。答辩那一天，有一位评审人兼答辩委员说话了，他先绕着弯子说论文结构严谨、主体突出、观点明确，作者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然后话锋一转，提出质疑，说：“毕业论文是集中反映作者在三年学习研究期间，在研究方向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所不解的是，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者，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题目？”我回答：“道理很简单，我是学马哲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对待宗教的态度问题，还有一个反对有神论、坚持无神论的问题，巫术的联想思维和文化功能，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应当研究的课题，而且这个课题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我国很多地方都有迷信现象，事实证明，单凭行政命令杜绝不了这类现象，必须进行科学研究，实事求是地指出根除的良方。”最后是匿名投票表决，我获得全票支持，顺利通过答辩。评语中有这样一句话：“作者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实地调查，利用国内外学界有关原始文化、原始宗教、遗传学、人种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独立的研究分析，在巫术联想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初步概略的体系，是难能可贵的。”
徐：值得庆贺。请继续说你是怎么样从哲学转到人类学来的。
何：还要再次感谢梁裕楷老师，他建议系领导把我留下来加强教学。于是我就留在哲学系政治学教研室。不久，中山大学成立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我所在的教研室被合并到新系。梁老师指示我准备开一门新课，我就一面钻研政治学，一面继续钻研文化人类学，并使之与政治学结合--“政治人类学”是我1989年开设的新课。那时我对政治人类学的认识还是朦胧的，它的任务究竟怎样？是为着改进人类的幸福吗？是求种族和民族的和平共处与精诚合作吗？西方的政治人类学是不是科学的，我国是否应该建立科学的政治人类学？这些问题同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复杂关系、有机的功能活动、文化的动态、世界人类学的新趋势等等问题，汇合在我的脑子里，迫使我寻求解答。带着思考和初步的答案，同年编写出近20万字的油印讲义，力图使这门课定型。
徐：留在高校从教，你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从刚才披露的思想，你在大学时代就有了成名成家的抱负，你是怎么样实现这个抱负的？
何：坦白地说。出人头地的思想或者说野心、雄心。每个人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尤其在一个人的少年时代。应该说，它与为国家、为人类的愿望并不矛盾，关键是如何把两者巧妙地扭成一股持久的动力，并且当两者一旦发生冲突时，要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成全集体，牺牲局部，成全国家乃至人类。我不否认我从小就立有志气，现在看来，那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诗曰：“当年满腹凌云志，如今谁不皆头白？”《红楼梦》的“好了歌”也有这层意思。虽然我还没有老，但也是奔50的人了，我愿意淡泊名利，不断追求，提升自己。
但是，过去我却颇有自负的味道，从不否认读书人要能成“一家之言”方算学者。另一方面，我深知“大器晚成”的哲理，由于自己没有别人那么运气，很早就读本科和研究生，年纪轻轻就当教授、博导，故要把“35岁以前广博，35岁之后专深”的座右铭改成40岁。40岁以前，我只参加编写了一本教科书，书倒是读了不少，卡片、随笔和札记写了一大堆，却不愿意多发表文章，耐心等待着学问“成熟”，妄想创作“自成一家之言”的专着，一鸣惊人，驰名远近！我炽热的求知欲和“成一家之言”的愿望统统都和我的教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交互作用，因此，学生比较欢迎我的课。我刚刚离开哲学系，到政治学与行政学系，为了立住脚跟，不能不拿出着作，尽管研究人类学才是我最大的乐事，出成果的事必须缓一步。这样，在哲学基础上，致力旁通政治学和人类学，企图汇合成“一家之言”，又经过了数年。1994年，我出版了一本现实性很强的政治学专着。
徐：既然你那么喜欢文化人类学，你毕业之前或者留校之后，为何不马上考民族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如此也就省去了在政治学系耽误时间？
何：当时有三个原因使我不能这么做：一是我得以留校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在政治学领域从教；二是我有家庭，当初孩子刚出生我就离开昆明来到广州，三年来没有尽什么家庭义务，现在硕士刚毕业，又打算考到其他城市去读博士，无论如何讲不通：三是考云南大学江应梁的博士就可以兼顾家庭，但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考本校人类学系也不可能。梁钊韬教授已于1987年12月逝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还没有批准新的博士生导师来接替他。到了1993年，女民族学家黄淑娉的博士导师资格批准下来，翌年开始招生，情况大为改观。与此同时，我从事的政治学研究由于专着的出版，也圆满地画了一个句号，从而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到人类学的学习与研究上，这样我才打定主意考博士。我找了两个教授写推荐，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我有哲学的底子，有政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素养，国家提倡不同学科互相渗透，扩大交叉领域，以利于科研水平迅速提高，均乐意推荐我报考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
我记得1994年有6人报考，黄淑娉先生只收了2人，除了我，另一人就是周大鸣。1995年有7人报考，她只收了覃德清。如果以从头至尾听过一门课就算讲课人的学生为准，黄先生从教几十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实际上她只有14个弟子。她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批硕士和博士的培养工作，当时的学科研究方向是原始社会史，但授课内容已经有颇多人类学的理论。1978年她开始与林耀华合招研究生，后来独立招收。北京时期，她培养了7个硕士，庄孔韶是她和林耀华的大弟子，是两人共同培养的。7个硕士中最后一位是胡鸿保，他是黄先生独立招收培养的。顺便说，胡是到云南插队的七海知识青年，高考改革后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当时龚佩华教授在那里，龚和胡有师生关系，又同为上海老乡，而黄则是龚年青时代的老师，1982年，龚把胡推荐到中央民族学院。黄先生对胡鸿保呵护有加，1984年，单独带他到云南做田野实习，收集拉祜族和摩梭人的母系家庭材料。三年后，黄先生又把他推荐到中山大学。广州时期，黄先生培养了7个博士（其中有一个名叫“川口敦司”的日本人），按年龄和顺序排列，我是7个博士中的大弟子。这14个弟子几乎都在教学与科研部门工作，有一个英年早逝。我提这件事是想说，黄先生招收学生，一是培养学者，而不是培养官僚；二是培养高才，而不是培养庸才。故她对入门人的选择甚严，从不搞“批量生产”。她看不惯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有些人滥竽充数，投机取巧，报考某人，为的是“拉大旗、做虎皮”，利用人家的资源为自己的发展铺路，而不是真心实意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