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在学术思想上对我影响较大的人类学家是伊力克·沃尔夫（Eric、R．Wolf）。他的主要着作有《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1969）和《欧洲和没有历史的人民》（1982）等。虽然鲍亚士和普里查德都给予历史以特别的关注，但他们的历史仅仅是关于个别和特殊的历史。1968年，沃尔夫就提出“人类学需要发现历史”这一观点，他并不认为过去的人类学真正发现了历史。他这里所指的历史不是被维多利亚时代的精英们划分为“民族”和给进步进行编年史编排的西方历史，不是一般的描述性历史，而是一种能够说明现代世界社会制度出现方式的、分析性的历史，即由欧洲的兴起到主宰世界的真正的欧洲扩张的历史，它还包括“没有历史的人民”、受害者和沉默的见证人。他说：“我相信，这样一种历史需要反对人类学中占主要地位的形式理性，它不再探讨人类行为的原因，它仅寻找解决主要为技术因素所掩盖的那些问题的技术手段。”“……我们需要从过去找出现状的成因，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推动此时此地社会文化发展的力量。”1982年，他出版的《欧洲和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系统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作者从人类学的角度来揭示1490年以来欧洲的商业扩张、工业革命以及它所带来的世界范围的变化，否定了所谓“没有历史的人民”（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这一在欧洲流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概念。对人类学来说，这本书可以被看做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如果说，六七十年代以前的人类学主要表现为非历史倾向的话，那么可以说，他的这本书使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人类学“发现”并转向了历史。这是人类学的两个重要转变之一（另一个是向文学的转变）。我认真读过他的这本书，我发现这本书的观点有针对性、有力量，思想是积极、进步的。他对人类学中的核心概念“文化”作用做了新的理解。他说：“我们应该记得，文化概念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处于显着的位置，即当一些欧洲民族想要获得支配地位而其他民族却在为单独的认同和独立而奋斗的时候。每个为此而斗争的民族都具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由它的特殊精神或文化所激发、并为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愿望合法化服务的社会，文化的分化与结合的思想是与这类政治目的相呼应的。”“只要这种支配和霸权存在，反支配和反霸权就会存在。主要体现于精神和意志方面的文化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甚至是道德规范、价值体系都有可能转变为这一政治构建的工具或被利用来为各自的政治目的服务对文化形式的解释必需考虑那个更大的背景、那个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势力影响的方面。因此，最好还是把‘文化’看作是与那些决定因素相应的一系列构建、再构建、剥去文化素材外衣的过程。”沃尔夫的这番话加深了我们对文化概念的理解。近代以来，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兴起、民族一国家的建构、国家被强化与几百年来欧洲的不断膨胀和军事强权的威胁、侵略、征服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文化被利用于国民动员，本世纪内的两次世界大战证实了这一点。二战后的“冷战”时期，即以“华约”为代表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和以“北约”为代表的欧美资本主义阵营在军事力量、意识形态上互相对峙、处于暂时平衡的一段时期内，同样存在着威胁与反威胁。“冷战”结束后，这种威胁、干预、霸权不是已经消弥，而是表现得更直接、更频繁了。人类学家研究文化，不能回避全球范围内文化霸权主义存在这个基本事实。这本书对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及中外文化比较的学者都有参考价值。
此外，费孝通教授和陈国强教授与80年代初所提出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我国人民需要人类学”的思想，杨堃教授于1996年提出的以实地调查为基础，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结合进行研究的思路，大卫·帕金（David Parkin）教授和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教授等所提出的学科整合与人类学比较的主张等都给我带来很大的启迪。
徐：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在中国已经崛起，你以为如何？你对人类学在中国的现状如何评价？
吴：人类学虽然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被介绍到我国，但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人类学在我国大陆尚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人类学得到了恢复、重建，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态。从国外学术名着的翻译出版来看，几乎每个学派的主要着作都有中文译本。像马尔库思和费切尔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书，1986年正式出版，1998年国内也出了中文译本。其他一些重要学者的着作，如安东尼·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1998出版，如今也有了中文译本。目前国际人类学的主要思潮，各学术流派如象征人类学、符号人类学、语义人类学、后现代与后殖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等也开始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体现，这说明我国学者对国外人类学研究动态的了解是比较及时的。社会上对人类学关注的人日渐增多，不少院校都开设人类学方面的课程，全国人类学专业博士点至1998年增加到了4个，人类学机构和个人在进行学术交流上发挥着良好的作用。由我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人类学着作也陆续出现，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学者们发表了不少文章，就如何发展我国人类学研究问题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或观点。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这一人类学者的共同历史使命还有待于通过艰巨的努力去实现。最近，韩国一位人类学家也呼吁建立“人民的人类学”，这应引起我们大家的再思考。
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学科地位问题，似乎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建议？
吴：我不这么看。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地位问题虽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和探讨，那就是人类学是否真正成为人们认识自身、认识社会多样性与统一性、从而达到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和环境的社会力量。不应将人类学仅仅理解为一门学科，一种可以被利用来获取和占有某种资源的工具，而应将它理解为一个不断丰富、能够为人们所接受、为人类社会谋福利的知识体，一种能够使人类不断超越个体和群体的自我、激发人们创造和再创造、最终使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动力和源泉。人类学者不应将自己降为学科的管理工作者。人类学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创造知识，要真正了解人类学，首先必须充分尊重人类学所带来的知识，不论是由中国学者还是由外国学者创造的。因此，我认为大量阅读中外人类学家的原着、原文，有机会从他们的作品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提出那些思想的依据及获得依据的方法是必要的。对国外人类学近二三十年来主要争论和探讨的焦点问题的了解和对我国人类学发展过程的回顾与展望一样都是重要的。我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信息网络上查询有关书目时发现，归入“民族主义”关键词下的书目就有5000多种。在国内，关注这个问题的大多是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方面的学者，大多数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没有把这个问题当作重要的课题来认识和分析。我认为对这类问题的探讨比对学科地位问题的讨论更重要。
徐：人类学本土化是全世界人类学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请你谈谈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应该如何“化”法？
吴：人类学回归本土是近二三十年来国际人类学的一个主要潮流。但欧美人类学的回归本土与我国学者希望的人类学本土化有着不同的背景和基础。由于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与殖民主义上升时代的那个社会背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些学者在谈人类学之前，主观意识上首先将它列入了“另一种”知识类别，对它谨小慎微。有的仍把人类学看作是“伴随西方列强进入帝国主义的最反动、最腐朽阶段的一个怪物”，这种认识是人类学在中国本土化困难的原因之一。人类学至今仍主要是“经院学术”，没有在这个社会中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普遍的接受，它对于我们社会的价值还没有被人们所真正认识。也就是说，人类学还没有在像帮助政府解决经济文化发展问题这样的实际工作中体现它的实用价值，这是人类学在中国本土化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不能回避这两方面原因的存在。要探讨和解决所谓人类学本土化的问题。我认为：一要加深对人类学这门学科知识、理论及其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的认识，特别是对60年代以来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人类学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人类学已经成为反殖民主义、反霸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反男性中心主义社会力量的一部分，其中也不乏闪光的思想火花。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人类学方可以被真正当作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来对待。二要大力开展人类学的应用研究，这是人类学本土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当前最需要的是政治的稳定、经济增长、文化繁荣和各民族的团结进步，这里边有大量的实际工作要做。这也是时代对科学研究提出的新要求。顾定国先生提出的“服务政府、服务人民”的建议（《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我觉得比较中肯，应该得到更多的人类学者接受和果纳。像生态保护、企业的管理和经营、开发性移民、扶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国家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工作既是政府的工作，也是造福于人民的工作。人类学工作者只有更多地参与这类课题的研究，人类学才能够被人民群众所了解和接受。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和人类学的理论建设都将因此而得到加强。
中国人类学者应在当前和今后的世界人类学潮流中形成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可以表现为较敏感地感受到域外学者分析、研究、争论问题的富有启发性的学术观点和思想，形成真正的学术对话。用外文（主要是英文）写作并在国外发表、出版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途径。中国人类学者应该而且能够在文化视野上、方法和方法论上、资料和理论上为丰富世界人类学作出贡献。
徐：你认为中国人类学界目前量大的不足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吴：我认为目前国内人类学界最大的不足是资料欠缺所引起的人类学知识的贫乏，“人类学本土化”的呼声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我国人类学的发展面临着不少困难，任务还比较艰巨。
我国人类学界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依我看应是学术质量提高的问题。往外看，中国人类学还没有在国际人类学界真正赢得它应有的学术地位。在国际人类学界讨论的主要问题上，很少有中国学者的声音，以至于国外一些人类学家怀疑中国人类学者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往内看，人类学者的文章大多还处于“独自”的状态，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还刚开始。要提高学术质量需要有相应的条件，关键的条件有两个：一是资料建设，二是学术队伍的建设。从资料建设来说，由于历史和资金短缺等原因，现有的人类学资料已经跟不上当代人类学发展的需要。如1998年10月份我回到北京时，到北京图书馆查阅了有关外文版人类学书目，发现在书架上和目录上的人类学外文图书少得可怜，不到30种！而且几乎一半是关于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书籍，当代国外着名人类学家的着作只有零星几本。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研究所资料室的人类学图书资料甚至还不如研究人员个人拥有的藏书多。许多人对应邀来华讲学或参加学术研讨会的国外人类学家的研究难以做到准确、全面。这种状况极大的制约着中外人类学的学术交流和我国人类学的发展。资料建设应包括区域性民族志资料的积累。有了资料还需要人类学工作者大量艰苦的劳动，尤其是创造性劳动。这需要有高素质的人类学工作者来带动队伍的建设。
徐：我国是一个历史文献典籍资料极其丰富的国家，你认为人类学应如何开发和利用这一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学术财富？
吴：我国的历史文献典籍资料极其丰富，浩如烟海，这是前人为我们后人留下的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人类学对于这一学术财富的利用需要与历史学、方志学、民族史等学科或分科密切配合。几年前，宋蜀华教授就已经提出要建立“历史人类学”的重要思想。人类学者需要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在对具体历史文献的利用中，人类学者应对文献的创造者创造文献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等有较多的了解、分析和认识，尤其是对作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文化偏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因为前人毕竟不具备今天的人类学所要求的知识和意识。另外，我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将那些历史文献典籍资料上网和制作多媒体人类学资料光盘，这会大大节省学者们花在资料查找上的时间和出差费用，真正做到资源共享。当然，这项工作是艰巨的，但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部人类学着作所作出的贡献。
徐：田野考察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人类学家的基本功之一，请你谈谈你在这面有什么体会和经验？
吴：我个人对做实地调查研究的体会是，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要对与课题相关的资料（口头的、文字的和实物的）有高度的敏感性，对于报告人所提供的零碎的信息要善于提出多种假设去验证其真伪，从中去筛选和剔除不可靠的资料。要依靠报告人但又注意避免被报告人“牵着鼻子走”。这种去伪存真的工作是最复杂的，特别需要时间和耐心，除了实证还需要辨证。另外，还要注意调查者本人的价值介入问题，即观察者的被观察问题。语言在实地调查中十分重要。对一个调查者来说，能够使用被调查对象的语言进行交际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语言和方言差异比较大的地方做调查尤其明显。语言学的记音方法有时十分必要，但语言学的记音方法并不能替代对语言的掌握，因此，除了要掌握语言学的记音方法外，文化语言学的方法和知识也是人类学田野工作者的一个基础。现在看来，光是这样的认识还不够。
关于民族志在人类学中的重要地位和它对于人类学家成长的重要性，过去我们认识不够。我们习惯于把实地调查研究叫做“三同”、“五同”，把它当做一种调查的手段而不是一门学问，在实地调查过程中似乎更擅长于“寻找落后”。其实，英美人类学无论是强调社会（如英国）还是强调文化（如美国），都非常重视民族志调查研究。英国社会人类学走向学科化与《人类学的记录与询问》（Notes and Queries of Anthropology）一书的编写和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人类学始终坚持Boas所开创的多学科结合进行实地调杏的传统。近一二十年来兴起的实验民族志、阐释人类学、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文化批评和文化写作等都与民族志方法有关，而且目前的讨论越来越深化，围绕民族志田野工作存在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激烈，如田野工作者的认识论问题、心理问题、性别问题、田野资料的“意义”产生的问题、文化翻译和文化写作问题等等。在美国和英国，处于领先地位的人类学机构所从事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主流已经开始把民族志阐明看成是名副其实的和有充分说服力的学术工程。由此可见其在人类学中的重要地位。可惜，我们对民族志的认识还有这样那样的局限，对民族志是什么，国外学者如何理解民族志，他们怎样做民族志研究，我们应从事怎样的民族志调查研究，田野工作涉及哪些理论问题，研究者怎样对待面临的问题和怎样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出比较有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的民族志等问题缺乏比较深入、系统的的探讨。可喜的是，由北大的学者们主编的《田野工作和文化自觉》已经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