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殷墟的15次发掘所累积的史料，在中国史学史中可以说是空前的。李济通过对殷墟发掘物，如陶器、青铜器、石器、玉器及建筑遗存、兽骨人类体骨的分析和研究，高度评价了这批资料的价值：“（1）肯定了甲骨文的真实性及其在中国文字学上的地位。（2）将史前史的资料与中国古史的资料联系起来。（3）对于殷商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作了一种很丰富而具体的说明。（4）把中国文化与同时的其他文化中心，作了初步的联系，证明中国最早的历史文化不是孤立的发展，实在承袭了若干来自不同方向的不同传统，表现了一种综合性的创造能力。”
1933年，李济撰写《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问题》一文，就截至第四次发掘所发现的矢镞、句兵、矛、刀与剑、斧与锛作为用器和武器用的铜器分别做了深入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青铜业至殷已鼎盛，大约来自南方，殷文化中不少来自南方的成分可为佐证。（2）形制来源较复杂，如空头斧与矛大约全为西方式，但句兵却为中国产，大部分礼器为中国分明。（3）殷商时中西关系正如仰韶时代，中国接受西方一部分文化，但加了浓厚的地方色彩。（4）殷商前，仰韶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相当于欧洲青铜早、中期和中国夏及商前期的青铜文化，尚待发现。
李济从小屯出土的一些器物上断定，殷代甚至更早时期，中国就已经与外部世界有着多方面的接触。他将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陆续在华北一带出现的文化现象分作14类，明确为本土发明的有：骨卜与龟占、稻黍的种植、水牛的驯服、蚕桑的出现与发展，青铜业中大部分礼器与若干武器；显然是外来或受外来影响的有：铸铜业、车战、以人殉葬、小麦；尚难断定来源者：水牛以外家畜的豢养、版筑的营造方式、文字的开始、制陶技术、埋葬风俗、村落组织。特别在青铜器中，有带插口的斧和矛头；在陶器中，有喇叭形及圆底的罐；在石器中有字形的斧和凿子。所有这些都是文化移植的结果，说明中国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同周边地区有了交往。因此，他说：“殷商时代的中国文化……发展的背景，我们认为是一种普遍传播在太平洋沿岸的原始文化。在这种原始文化的底子上，殷商人建筑了一种伟大的青铜文化。而青铜文化本身却有它复杂的来源，这些来源中，有一部分，我认为是与两河流域——即中央亚细亚有密切关系的。若是我们把欧、亚、非大陆在最近1200万年所经过的变迁，及动植物移动的历史弄清楚了，这一现象可以说并不奇怪。史学家研究这一阶段文化，所面临的最要紧的问题，一部分是要如何把殷商的考古材料与史前的考古材料比较贯穿，同时要把若干不能理解的成分，找出它们可能的来源。这些问题，在我看来，需要更广阔的田野考古工作，及更深度的比较研究。”
李济在殷墟青铜器、陶器、艺术花纹研究上，指出殷商文化与亚洲中部、西部同时的古文明之间的若干类似性，由于忽视了历史的北方，我们民族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他举出两个例证，一是从侯家庄帝王陵墓HPKM1001大墓椁顶一种“肥遗”怪兽图案，另一种在木雕残片中发现的母题是一对老虎的图形，都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称这是“中国在纪元前二千年或更早时期和西方文明接触的最有趣的证据，是从陶器的形制上得到的。同样的也在杰姆德纳刹（JemderNasr）和莫汗久达鲁（Mohenjo-daro）地方发现过。将商代陶器和近东中东的形制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很多甚为相像的例子；但李济以为这一个是说明文化接触无可置疑的范例。在相隔这样遥远而且互异的世界的两端，能独自发生结构如此相似的器盖，是难以想像的。”说明至迟在殷商时代，中国与远在两河流域的西方民族间似已有着文化上的接触了。李济强调殷商文化是一种多元复合文化，不是单纯的古代中国文化，而是本土、西亚、南亚文化的复合体，见解独特，给人以无穷的启发。他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里而来研究的态度，是他所主张的人类学派古史观的一个重要成分。
当我国考古学步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现代考古学家是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当年在西阴遗址发掘过程中所采用的“探方法”与他们首创的“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的：西阴村发掘“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开始的标志”，“这个方法比安特生在仰韶村采用的方法细致和精密的多”“‘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至今仍在考古发掘中普遍使用，尤其是依据土色及每次所动土的容积定分层的薄厚，的确是现代考古学中地层学的精髓”。当年，清华研究院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成功合作，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任何的让步”。西阴村的实践为中国考古学对外树立了一个榜样。
西阴遗址的发掘成果除了它在学术界产生的整体效应外，另一个值得世人瞩目的就是，“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李济先生后来又讲：“在西阴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个人曾经发掘出来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是家蚕（Bombyxmori）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对于这一蚕茧标本，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都予以关注。日本学者布朗顺目曾于1968年按西阴发掘的半个茧壳照片（由台湾故宫博物院提供）按图样用丝线进行过仿制复原，得知该茧长1．52厘米、宽（幅）0．71厘米，茧壳割去的部分占全茧的17％。
四、学者对李济先生的学术评价
阿根在《人类学者看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文中，他是这样评价李济的：“作为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开拓者，曾在山西西阴村领导了第一次由国人主持的现代考古发掘，领导了著名的殷墟十五次发掘等。”
刘文锁在《论李济》一文中：“《读书》杂志曾认为，考古学是‘一门富于革新精神的学科’。为了充分地了解这个学科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性，必须把考古学纳入到学术思想史之中。而在这门学科之中，李济先生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之父’以及‘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因此，当我们讨论考古学与人类知识体系之时，必须把李济先生置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背景上去。”
胡逢祥在《李济与中国现代考古学》一文中认为：“李济是中国现代考古事业当之无愧的开山人物。在《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文集》）一文中，他曾谈到民国初年，学术界对于当时国内不能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自己的历史、语言，而坐看本国文化资源大量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的现状存在的一种强烈‘不满’，但在他看来，‘要反对这种文化侵略，应该先从反对自己的愚蠢起’，只有建立起自己的现代科学，才能真正把这种‘不满的意’和‘不服的气’导入正轨。因此，李济高度赞赏傅斯年所提出的‘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口号，认为‘他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综观李济先生的一生，其在考古事业中表现出来的不计名利、百折不挠和始终不渝的‘学术本位’精神，无不反映了这种信念的支撑力量。”
陈星灿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一文中认为：“在西方现代考古学输入之前，中国传统学术中原有一门性质相近的金石学，但其中绝大多数采集品和传世古物出土地点不明、更无出土状况的详细记录，这直接制约了研究的精确性。清末民初，随着西方考古学的逐步传入和东西方探险考古人员在中国的频频活动，新的考古理念和成就开始触动一些国内学者。因此，李济认为，中国考古事业要开出一片新天地，一方面固然要重视继承传统金石学的长处，另一方面，则必须完全按照现代科学的理念来重构其学科体系。为此，他指出中国现代考古学应当是‘融合了中西两个传统的科学事业’（见《南阳董作宾先生与近代考古学》）。按照这一理念，李济先生在创建和推进现代考古学的过程中，决不简单地照搬照抄西方考古学的一套，而是始终十分注意将其与中国考古事业的实际相结合，不断地在实践中加以改进和完善。据石璋如回忆，李济主持的田野考古，几乎每次都能根据情况变化和经验积累作出调整或创新设制，逐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方法（见《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同样，对于考古学最基本的地层学和类型学等方法，他与梁思永等也不断在实际运用中作了改进和发展。这些，都对中国考古学形成自己成熟的风格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石璋如在《考古方法改革者梁思永先生》一文中认为：“李济博洽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面以及宽广的国际学术视野，为这种判断力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境内古文化遗址极为丰富，但在现代考古学起步之初，选择哪些点作为突破口，实颇费踌躇。李济进入田野考古领地后初试锋芒，之所以选择西阴村史前遗址，一方面是因为对于瑞典人安特生有关中国文化来源的解释不满足，希望从更多的史前遗址寻找出可靠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因为西阴村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虽然规模不大，但所获材料已可证明安特生有关彩陶文化西来的说法很难成立。至于后来对殷墟和城子崖等遗址的发掘及其巨大的收获，更显示出李济和史语所同仁的远见卓识。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考古事业，必须重视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考古队伍。为此，他主张在各大学设立考古学系，并由国家‘设立一个很大的博物院训练些考古人才，奖励科学发掘，并系统地整理地下史料’（《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与此同时，史语所考古组还在田野考古中建立了‘多址制’，为人才的成长提供实践条件。当时，考古组已有一些年轻的人才，在能力、技术、经验等方面都堪承担某些考古项目，只是由于职等的关系，按规定尚不能允许单独主持。针对这种情况，考古组便有意多找一些有希望的遗址，或在某些项目下设立子项目让他们去分挑担子。这些措施，对于造就年轻一代的考古专家，增强中国考古事业的后劲，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曹静在《李济的安阳》一文中认为：“李济强调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一样，他自己对安阳的贡献和作用，也绝不是偶然。他没有什么好运气，不似一锹下去发现兵马俑的那位农民，误打误撞地发现了历史。他反倒像一个真正的农民，躬身耕耘在历史的田地里。和一些高谈文化、阔论历史的人相比，这个埋头前行的人更值得“文化脊梁”这个称号。”
赵兰英在《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文集在上海出版》一文中，是这样评价李济先生的：“80年前，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挖下了中国考古学的第一铲土。李济先生主持的这一发掘，不仅让世人惊见西阴村史前遗址，而且开创了中国人文学又一新学科——考古学。两年后，李济先生主持安阳殷墟第二次挖掘。之后，考古界对殷墟的13次挖掘，都是在李济先生的主持下完成的”。
卫斯在《我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标志碑》一文中认为：“现在西阴遗址发掘出土的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已被确认为中国丝绸纺织史上最重要的实物证据，被写进多种史学著作。尽管时间离西阴遗址首次发掘已经过去了近80年，但首次发掘西阴遗址的中国考古学先驱李济、袁复礼先生，他们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伟大献身科学的伟大精神，正在新一代考古学者的身上发扬光大。西阴遗址是由中国学者独立发掘的一处史前遗址，‘是国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第一次’，从此结束了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由外国人主持的历史，对于中国近代考古学来说，它是一座标志碑，是一段值得记念的历史。”由此可见，他对李济评价之高。
五、本人对李济的学术评价
（一）中国第一位留洋归来的人类学博士
李济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他的英文著作《TheFormationoftheChinesePeople》（《中国民族的形成》，1928年）是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多年来一直为国外治“中国研究”者引用。从1928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安阳殷墟一共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历时10年，获得巨大的成功。它所获得的成就，表现出了李济等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深邃的学识智慧、坚韧不拔的毅力、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宏伟的气魄。
（二）中国人类学第一位专职教授
李济作为中国人类学第一位专职教授，他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开设与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李济曾说过：“2000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载’一类的古文，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由此可知，李济具有人类学家独特的世界眼光和开阔视野！
（三）第一位提倡并主持中国田野考古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