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答问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生态文艺学近几年来在文学研究界正悄然升起，也取得了一定的实绩，比如一些专着与重要论文的发表正在形成这门学科的雏形，而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关于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等课程的设立也标志着这门学科开始有了发展的迹象。与此同步的是，国外的文学生态批评也已初具规模，从事者已达数万之众，正为国内的研究作了一个很好的背景。但这门学科在目前仍然是不成熟的，国内一些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虽然提出了学科建设问题，但对在当前全面推出“生态文艺学”的提法也持保留态度。也许，这种谨慎的态度正预示了这门学科发展的前景是较为乐观的。
日前，记者就生态文艺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向这个领域中的几位有成绩的学者提出了几个问题，他们也欣然作答，现整理推出，也许有助于读者了解生态批评乃至生态文艺学的研究动态与发展趋势。
提问者：本报记者周玉宁
答问者：王先霈、曾繁仁、鲁枢元、曾永成、赵白生、王诺、张皓、刘锋杰
提问一：生态文艺学在中国提出的现实条件？
曾繁仁：生态文艺学的提出是中国现实经济、文化和学科发展的需要。从经济文化上来说，尽管我国处于现代化的中期，发展成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但在文化上已出现某些后现代现象。诸如市场拜物的盛行、工具理性的泛滥、心理疾患的漫延和环境的严重污染等。后现代文化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就应该继承现代性的优点、克服其弊端。而以“人——自然——社会”系统整体理论为基础的生态哲学、美学与文艺学，恰是克服现代性导致的自然与精神生态失衡的重要途径。从美学与文艺学学科本身来说，目前正处在由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以及由内部审美研究到外部文化研究的转型期。生态美学与生态文艺学的提出恰恰适应了这种转型的需要，成为美学与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动力。
鲁枢元：由于现实中的生态危机激发起一些文艺学学者的责任心。从而向当代文学界发出呼吁：文学再也不能忽视自然的存在。对于纷至沓来的生态灾难再也不能漠然视之了。可以这样说，生态文艺学在当前中国的兴起，主要是严峻的社会现实向文艺理论界提出的要求。
王先霈：真正建设起这门学科，不仅有待于文艺学家掌握较丰富的生态学知识，还有待于转变观念，从向自然索取转到以自然为人类之家，这还需要一个过程。
曾永成：只有植根于生态世界观，高扬生态精神和充分揭示了文艺的生态本性的文艺学，才可能真正对生态文艺和现实的生态实践发挥积极的作用。
提问二：生态文艺学目前提出学科建设的问题，是否像某些学科建设问题的提出一样只是一种学术泡沫，还是意味着目前中国生态文艺学的研究已达到较高水平？如果建立这种新的学科，是否会抑制它原生态的自然生长活力？生态文艺学会不会又成为脱离实践的学院理论？
曾永成：建设生态化的文艺学的意向本来就是从对生态问题的切肤之痛中产生的，它一点也不能离开世界作为生态存在的现实和人类克服生态危机的实践。这一新学科建设是否会成为学术泡沫，关键在于我们的责任心和学术道德。只要我们深入掌握人类生态思维的积极成果，密切关注生态实践和生态文艺学的现状，以实证的态度和方法真切认识文艺的生态本性，它就决不会成为只供学人清谈和玩智力的“学院理论”。生态危机的紧迫现实绝不容许这种学术奢侈。
赵白生：就学科本身来说，生态文艺学是高含金的富矿，古今中外，文献资源浩如烟海。此外，一个学科有没有生命力，主要还要看她具不具有现实的根基。自然恶化、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的首要问题，它们自然成了文艺的母题。“生态焦虑”可以说是20世纪文艺的主题之一，如艾略特的《荒原》、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生态文艺学之所以不会成为学术泡沫，一方面有这些主流的经典文本支持，更关键的是，它还有自身的独特研究对象，即生态文学的三部曲：自然作品、环境文本和生态文学。有了这些文本，生态文艺学就成了有源之水，不会成为“泡沫”。
张皓：一门学科是否会脱离实践而“学院化”，并不在于是不是从事建设，问题在于是怎样建设。我觉得不必匆忙地将它程序化、体系化，而可以多元化、多样化，保持原生态的活力，保持生态话语的新鲜感。提出“学术泡沫”的忧虑，其实是一种生态忧虑，意味着学术界在接受中的成熟。反泡沫化正是生态文艺学所主张的。如果脱离了生态语境，即使是冠以“生态”也是不合生态的。
刘锋杰：生态的问题不论在哪个知识领域中被提出，它都是只有落实在人的日常生活中，落实在人的社会实践与创作实践上，它才是有意义的。生态文艺学不能成为一门学院化的理论，却应当具有一定的学院化色彩，通过学院化的途径来深化它的理论研究的深度，又通过它的非学院化的即社会化的特色，来普及它的理念，达到生态意识与生态精神的日常化、生活化。
王诺：要防止新生的生态文艺学成为脱离实践的学院理论，我以为，一个有效的方式就是：在尝试进行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同时，将更大的精力投向生态批评实践（并强化对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生态批评不仅要批评生态文学创作，更重要的是要全面反思古往今来的文学，通过文学来进行文化批判——历史地探讨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
鲁枢元：中国的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对现实的反映是敏锐的，但理论上的准备则又是不足的，虽然已经出版了几本专着和一些批评论文，作为一门学科还远未成熟。但这是一门有“根”的学科，根扎在现实问题的土壤中，所以，其生命力是毋庸置疑的。
曾繁仁：按照学科界定的常规，一个独立的学科应该有其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目的和趋势。但生态文艺学目前尚不具备。同时，生态文艺学目前还面临着生态学与文艺学的有机结合，从而逐步形成自己独有的范畴体系的过程。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工作，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称作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而暂不将其称作一个独立的学科。
提问三：中国的生态文艺学怎样既能吸收中国原有文化资源又吸收西方生态批评的合理因素，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艺学之路？
刘锋杰：西方生态学研究的理论优势与中国文化中的深邃的生态智慧相结合，且以中国文论中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言说为基础，创造一门生态文艺学，是条件充分、具有极大可能性的。在一般文艺学的建设上，不妨“西体中用”，在生态文艺学的建设上，不妨“中体西用”。
鲁枢元：如果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诸如“结构批评、“符号批评”、“解构批评”，乃至“后殖民批评”、“女性批评”，多半是由西方移植乃至搬运过来的话，“生态批评”则带有浓郁的自发性，是从中国这块土地上萌生的，而且，我们的思考与西方文艺思潮的“时间差”也正在逐步缩小，由最初的30年左右，到目前的差不多同时起步，这当然和中国丰厚深远的生态文化底蕴有着密切的关系。为解救人类共同遭遇的生态危机，中国学者应当自信而且有可能做出更多的独特贡献。
张皓：生态文艺学在当前勃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本土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这是令西方学者羡慕不已的一个事实。但他们提到“东方的生态智慧”，不仅比较简单，而且存在误读。例如“天人合一”是否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应当具体分析。我们有必要以批判的态度、辩证的观点，借鉴西方新兴的生态学方法，立足于本土，及时发掘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资源，激活我们自己的生态话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艺学。
曾繁仁：生态文艺学的发展首先从西方当代生态批评中吸取营养，特别是西方生态批评所高举的“倡导社会责任、反对环境污染”的大旗，给我们以深深的启发。但西方当代生态存在论哲学与生态批评实践毕竟是在西方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上产生的，不免有其局限性。例如，这些理论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倡导，对自然“内在价值”的提倡，对现代性与科技的完全否定，以及所谈及到的“世界返魅”、对现代派艺术的全盘否定等等，都不免有其片面偏激之处，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给予必要的分析清理，吸收其有益成分，剔除其不适用之处。
王先霈：生态美学或生态文艺学的基本原则，是探讨在审美活动中促成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中国古人所反对的“以心为形役”，抑制物质欲求的膨胀，激发精神升华的意愿，是值得开发的思想资源。生态文艺学可以把中国的抱朴守素的思想与西方的新教伦理结合、与当代绿色运动的思想结合，改变现实中无限制的物质上量的追求，而致力于精神生活上质的提高。对天下关系的思考是古今中外同有的，这方面中西思想有较多的兼容性。
曾永成：生态文艺学的资源不仅在已有的中外文论，而且也产生在人作为其中一个部分的自然之中。生态危机是人类共同的危机，生态思潮是世界性的思潮。严格地说，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艺学”是难以想象的。在这里，绝对需要的是“类”意识，中国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特殊的贡献，真正像一些西方人所期望的那样。真正具有生态精神的文艺学，一定是面向世界、面向人类的。
提问四：生态文艺学将给中国的文艺理论带来什么样的新局面？
赵白生：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90年代，最具生成力的学科无疑是生态学。它跟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碰撞，产生了一大批富有生命力的边缘学科，如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神学等等。将生态与文艺学嫁接，很可能会引发21世纪文艺理论界一场大的革命。这是因为三百年来高扬的人本主义思潮，特别是无限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已经给地球带来了几近灭顶的灾难。人本主义的困境，只有通过生态主义才能解决。生态主义意味着确立全新的研究“范式”。也就是说，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叙述形态都必须做彻底的调整。其结果，中国文艺理论的变化必将是“翻天覆地”的。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包括生态批评在内，由于它在本性上是对于西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其目的在于矫正西方现代文化造成的灾难性倾斜，因此，在这一领域，所谓“话语权力”显然在朝着有利于东方、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方向转移。中国当代批评界因长期受西方话语钳制而形成的“失语状态”有可能因此打破。加之生态文艺学自身固有的感性的、现实的、整体的、批判的，同时又是富有责任感的、理想化的特质，我认为它有可能为当下近于凝滞的文学批评与文艺理论教学注入一股活水，引发新的生机。
曾永成：生态思维揭示的是一种新的世界图像，在这个图像中文艺活动必然会显示出许多长期被屏蔽的奥秘。由生态世界观本身的学理优势所决定，也由于生态场的整体性和文艺作为关系存在的原因，生态文艺学在成为文艺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的同时，势必将其生态精神普遍地渗透于其他分支和形态之中。它将以综合超越的生态优势，推动文艺学的整体性的学理跃进和范式更新。
王先霈：生态文艺学的建设有助于文艺学跳出沙龙，通向社会；跳出文本，靠拢实践。生态学认为万物彼此相关，前后相续，这有助于文艺学剔除单向的线性思维，走向关注联系、关注发展的圆形思维。
曾繁仁：它的建设与发展必将极大促进我国美学、文艺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实践与生态美学的结合、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统一，继承我国建国五十多年来美学、文艺学理论建设的成果，做到与时俱进，使我国美学、文艺学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同时，生态文艺学的建设发展也使我国文艺学、美学在新的时代进一步走出书斋、贴近现实、发挥更大的现实的与理论的价值，充分显现我国人文学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原载《文艺报》2002年7月23日。）
走到民众中去
——费孝通访谈录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着名的社会学家，对我国的文化建设也有很多精辟见解。虽年逾90，仍有着述发表。最近，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在座的还有费老的博士后方李莉研究员。在轻松惬意、无拘无束的交谈中，费老对我国当前的文艺现象、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文艺工作者要研究民众的精神生活需求，发掘和创造既继承传统、又适合中国人新的精神生活需要的文艺作品；我们应培养一大批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人才等中肯意见。
费老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没有研究现在群众究竟需要什么，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才能满足他们，现在的创作者只是跟着西方走，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健全的方向。要去发掘一套我们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方式，没有一批人去做这些事情是不行的，我们需要一套既在技术层面继承传统，又适合中国人新的精神生活需要的文艺作品。
周玉宁（本报记者，以下简称周）：非常感谢费老能接受我的采访。想请您谈谈进入新世纪以后，尤其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在文化建设上所面临的问题。当然这个题目很大，但我想可以从一些细节人手。您对当前文化现状的基本估价是怎样的呢？我听说您在一些会议上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目前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重物质的时代，而您期待着一个人们更注重精神生活、更追求艺术表现的时代，即非物质时代的来临。您又是怎样看待当前颇流行的追求享乐的社会文化现象？
费孝通（以下简称费）：现在从整个世界来看，有不少人生活的基本要求、文化的基本要求，大致上可以满足了。当然这么说也不完全准确，事实上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基本生活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在中国，包括我们在内的一部分人在生活资料上，也就是在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需要上，是可以满足了。现在进一步还要得到什么东西呢？精神上需要得到什么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