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每一个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都清楚，虽然目前很难确定什么人算得上最优良人种，但在这方面的区别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不要多长时间，科学也许可以对这些区别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要求一个农夫必须使他的所有小公牛机会均等，他会有怎样一种感觉！事实上，留做种牛的公牛，完全是根据它母亲的产奶能力而精心挑选出来的。（顺便提一句，由于这个物种对于科学、艺术和战争一无所知，因此，那杰出的成就只属于雌性，而雄性充其量不过是雌性贡献的传达者而已。）通过科学繁育，各类家畜已经有了极大改良，所以人类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法得到理想的改良。
当然，谁也无法确定我们理想中的人类究竟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以强壮的体魄为目标来繁育人口，就有可能降低人类的智力；如果我们以聪慧的智力为依据来繁育人口，就有可能使人类更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袭；如果我们寻求产生情感的平衡，我们就有可能毁灭人类的艺术。在这方面，我们尚未掌握必要的知识。因此，目前就在积极的优生学方面大张旗鼓，还为时过早。但是，遗传学和生物化学在未来100年里，将有长足进展。所以，繁育出一种大家公认为优于现代人的人种，并不是一件难事。
当然，应用这种科学知识需要进行一场激烈的家庭变革，其激烈程度要超过前面所提到的一切变革。如果要彻底实行科学繁育，就必须从每一代人中选出2％或3％的男性与25％左右的女性，供生育之用。在发情期，或许要有一次体检，凡不合格者均禁止生育。父亲和他的后代将没有更多的关系，就像现在公牛和公马与它们的后代没有多少关系一样。母亲将成为一种专业生产孩子者，她在生活方式上将有别于其他妇女。我并不是说这种情形一定会成为现实，而且我更不是说希望它能成为现实，因为我承认这种情形非常不得人心。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客观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将会发现，这种情形也许会产生惊人的结果。
为证实我的论点，我们不妨做一番假设：如果日本采纳了这一方案，那么，经过三代人之后，大多数日本人将会像爱迪生一样聪明，像角斗士一样健壮。与此同时，如果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仍处于一种自然繁育状态，在战争中他们就肯定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毫无疑问，如此富有能力的日本人一定会雇用其他民族的人充当士兵，而依靠他们的科学技术来赢得他们自信非他莫属的胜利。在这种制度下，盲目献身国家的思想极容易灌输到青年的头脑中去。谁敢断言这种情况在将来不可能发生呢？
在一些政治家和政论家中颇为流行的一种优生学，也许可以称之为种族优生学。所谓种族优生学，就是一个种族或民族远远优于其他所有民族（我当然归于此列），因此，它应当动用武力，通过牺牲劣等民族来增加它的人口优势。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美国的“北欧人宣传”，这种宣传居然赢得了移民法的认可。种族优生学本来和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原则并行不悖，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最热衷于这种优生学的人，竟然认为达尔文的学说是非法的。政治宣传与种族优生学合为一体，这实在是不应有的现象。但是让我们暂且不管这些，仅仅探讨一下种族优生学对人类有益的一面。
极端地来说，一种民族优于另一种民族是不可否认的。北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于世界文化卓有贡献，如果这些地方的居住者仍为土著民族，那么它们断然不会做出伟大的贡献。就整体而言，黑人普遍不如白人，但是，对于热带地区的工作，黑人是不可缺少的，因此，黑人的灭绝是极为不利的（撇开人道主义问题不谈）。但是，如果要在欧洲各民族中进行一番甄别，那就必须有大量的伪科学来支持这种政治偏见。此外，也看不到能够证明黄种人在哪些方面不如我们白种人的任何有力的依据。综上所述，种族优生学不过是沙文主义的政治托词而已。
朱利叶斯·沃尔夫提供了一张表格：这表格表明，在有统计数据的各主要国家中，每千人的出生率要高于死亡率。法国最低：1：3，美国：4：0，接下去依次是，瑞典：5：8，英属的印度：5：9，瑞士：6：2，英国：6：2，德国：7：8，意大利：10：9，日本：14：6，俄国：19：5，厄瓜多尔最高：23：1。中国没有出现在这张表格中。因为没人知道它的具体情况。沃尔夫的结论是：西方世界将被东方世界即俄国、中国和日本所战胜。我不打算通过自己对厄瓜多尔的信念来反驳他的论点。但我要指出，他所列举的伦敦富人和穷人中间人口出生率的数字表明，现在后者的出生率要比前几年前者的出生率还低。这种情形同样也会出现于东方世界，由于东方已经开始欧化，因此，东方的出生率将不可避免地下降。一个国家在军事方面不会达到令人可怕的地步，除非它实现了工业化，而且工业主义将会带来一种限制家庭成员的意识。因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沙文主义者们所担心的东方优势即使真的出现，也不会造成多大的不幸。更何况目前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会出现这种情况。尽管如此，战争贩子们还会以此为借口，要求国际权力机构同意各国增加它们的人口。
如果科学不断进步，而国际上仍是一片混乱，在这里，我们又会遇到人类所面临的危险。对于这种危险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两次。科学能使我们实现我们的目的，但如果我们的目的是罪恶的，结局将会非常悲惨。如果世界仍然充满恶意和仇恨，那么世界越是科学化，就越可怕。因此，人类进步中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杜绝这种充满故意的狂热情绪。这种狂热情绪的存在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错误的性道德及不良的性教育的缘故。为了未来的文明，一种全新的和更美好的性道德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这个时代极为迫切的需要之一就是改变性道德。
从个人道德的观点出发，科学化的和不迷信的性道德应当首先注重优生学。也就是说，无论对于性交的现有限制能够开放到何种程度，一个负责任的男人或女人如果没有极为认真地考虑过他们怀孕的可能价值，是不应当进行生育的。避孕法已使生育成为一件可以控制的事情，而不再是性交的必然结果了。根据以上几章中所提到的一系列经济原因，将来父亲对于孩子的教育和抚养，大概不会像过去那样重要了。因此，女人不一定必须以她们的情人或伴侣作为她们孩子的父亲。将来，女人完全可能不必牺牲她们的幸福，而是根据优生学来选择孩子的父亲，并且在一般的性关系方面能够自由控制她们的私人情感。至于男人，他们就更容易为他们的孩子选择理想的母亲。有些人认为，性行为与社会有关仅仅是因为孩子的缘故，我同意他们的看法。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应当从上面的前提出发，对于将来的道德得出两方面的结论：一方面，不生育孩子的爱情应当是自由的；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比现在更认真地根据道德去规定孩子的生育。当然，那种道德和迄今为止人们所认可的道德有些不同。到那时，所谓合乎道德的生育不再需要牧师的祝福或注册人员的证书。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行为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或智力。相反，我们所必须注意的是特定男女的先天和后天情况，以使他们能够得到应当有的孩子。从优生学的角度上看，当科学能够对于这一问题做出更为肯定的答复时，社会的道德意识就会变得更加准确。到那个时候，人们将极力寻找那些具有最佳遗传因子的男人充当孩子父亲，而其他男人，虽然他们也可以被选为情侣，但在生育方面却是必须遗弃的。迄今为止的婚姻制度却使人类的天性不能容纳这种计划，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优生学的实际可行性是极小的。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人的天性将来仍会造成同样的障碍，避孕法已经把生育和没有孩子的性关系明确区别开来，并且将来父亲与孩子的关系也不会像以往那样密切了。如果世界在道德方面能够更加科学化，道德家们过去赋予婚姻的严肃性和高尚社会目的只能与生育紧密相连。
虽然这种优生学的观念起初不过是少数科学家的个人道德观，但它很可能会逐渐推广，直到成为法律的组成部分，例如，对于称职的父母给予物质鼓励，对于不称职的父母给予经济处罚。
毫无疑问，那种允许科学干涉我们内心深处的个人冲动的想法是令人反对的事情。但是，这种干涉比历代宗教所主张的干涉要轻微得多。科学在世界上尚属新生事物，由于传统思想和宗教对于大多数人的影响，科学还没有树立起威信。然而，科学将来一定能够树立起威信并且得到人们的服从，就像人们今天对于宗教的态度一样。当然，后代的幸福远不能成为制约普通人情感的动机，但是，如果这个动机能够成为人们公认的道德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动机不但能得到舆论上的褒贬，还能得到经济上的赏罚，那么它很快就会为一切品行端正的人所接受。宗教早在史前时代就已有之，而科学最多不过400多年的历史。但是，当科学成为一件历史悠久的事时，它也会像宗教一样制约人们的人生。我预见到，那些关心人类精神自由的人将会反对科学的专制。不过，既然总是要有专制，那还不如由科学来专制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