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榆工委认真贯彻甘肃工委的指示精神，为迎接兰州解放，最大限度地保存党的力量不遭国民党反动派及马家军阀破坏，采取了严密的组织领导原则和斗争策略。
在领导方式上工委采取单线联络、分散领导的原则。工委三名领导成员，各自负责一个地区的组织与工作，基本上不发生横的联系。在所属下级工委负责人之间，也分别采取掌握一部分组织的办法，谁发展的党员就由谁领导、谁联系。
陆善亭、梁朝荣虽然同属东区工作委员会，又共住在一个院子里，但他们之间从不互相涉及各人的工作和组织关系。各个组织系统的党员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互相不暴露党员身份，组织上不发生横向联系。按照中央关于“学生党员多，设平行支部”的规定，皋榆工委在兰大、师院等校各建立了数个不发生横向关系的平行支部，在兰大有陈仙洲支部、李堆山支部、曹大武支部。前两个支部同属西区工委领导，然而彼此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另外，一些极端秘密的重要上层党员和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的党员，由皋榆工委负责同志直接领导，不和基层组织发生关系。
在斗争策略上，皋榆工委以上级党组织的正确方针为指导，坚持战略上大胆突破，工作中谨慎、严密的原则，运用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结合，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和马步芳封建军事集团的种种阻挠，机智灵活地开展对敌斗争。工委书记罗扬实虽家在兰州城区，但由于熟人多，附近居民成份复杂，因而很少回家。
为了便于工作，最终确定后五泉王受天住处为工委机关。罗扬实平时以糊裱匠作掩护，形势紧张时白天在后五泉帮王受天干农活，夜里进城开展工作。为了便于工作中的联系，罗扬实根据王受天及大儿子王应蛟在历次工作中的实际表现，将二人发展为党员，并将王应蛟安排在地下党员汪治华任队副的兰州市自卫大队当文书。工委在城区的各个联络点，都设有安全与否的标志和暗号。
联络员之间的接头更是慎之又慎。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工委成员也采取一些大胆的工作策略，机智灵活地开展工作。梁朝荣根据工委的安排，孤身一人赴兰州市公安局某副局长家中，向其讲解革命形势，劝其多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当时，为传达工委关于兰州市自卫队暴动的指示，梁朝荣与邓宝珊公馆地下党员接头，因暗号不对未果，只好按照罗扬实规定的第二套方案与省银行的陈毅生晤面，及时传达了工委指示。
三、护厂护校反对西迁
西安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准备进军甘肃。1949年7月10～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动扶眉战役，歼灭了国民党胡宗南部主力43000余人，使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由相对优势变为绝对优势。扶眉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西进，迅速挺进甘肃。甘肃国民党当局困兽犹斗，妄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被国民党反动派扶上西北军政长官“宝座”的封建军阀马步芳为了实现其充当“西北王”的美梦，倾其全力纠集一切反共势力，在准备与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决战的同时，下令兰州的工厂、学校和一些重要机关单位向西迁移，妄图在兰州失守后退守青海老巢。
在马步芳的授意安排下，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政工处多次召开兰州各工厂和各大专院校负责人会议，强迫这些单位立即西迁，叫嚣“如不西迁，以军法论处”。
为了减轻战争造成的损失，抵制马步芳的西迁命令，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及马家军阀的破坏，皋榆工委各级组织带领广大党员和群众，不怕艰险，不畏强暴，坚决而灵活地进行了反对西迁，护厂、护校，保护银行及城市公共设施的斗争，彻底粉碎了马步芳企图搬迁主要工厂和学校，裹胁工人、青年知识分子西去老巢的罪恶阴谋。
西北毛纺厂（后为兰州第二毛纺厂）广大群众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组成护厂队，提出“工厂是工人的命根子”、“我们绝不去青海阎王殿”、“谁来搬机器，就跟谁拼命”的口号。地下党组织通过进步工人在群众中秘密串联，宣传“青海马步芳统治得很严，我们不能去，……马步芳就要完蛋了，我们不能跟他走”。同时还大力宣传兰州即将解放的大好消息，坚定工人的斗争信心。
工厂财务科的包永庆用厂里“康乐牌”收音机，将每天收到的延安新华社广播的全国解放战争和西北战场的胜利消息，秘密在工人中间传播，鼓舞工人的斗志。工人群众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拆散机器，把一些主要零部件隐藏起来。
80多名工人手持马刀、木棍昼夜执勤，完整地保护了工厂设备。兰州面粉厂于8月10日在车工、地下党员傅的主持下组织起了护厂委员会，用厂内12条枪和木棒武装工人组成纠察队，全力保护全厂的机器、人员、房屋及其它设施的安全。在护厂委员会的组织安排下，工人们有的在围墙上拉电网，有的去挖防空洞，有的向房顶运石头，作为对付敌人的武器。护厂的准备工作开始后，由于广大工人齐心协力，不到三天就完成了任务，围墙全部拉上了电网，防止坏人进入，防空洞里安装了电话、电灯，厂外家属全部被安排到防空洞里隐蔽。8月24日，在兰州周围的激烈战斗中，有4名马家军士兵抬着两挺轻机枪要架在面粉车间楼上，企图和解放军负隅顽抗。根据地下党员傅的布置，厂内工人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使马家军将面粉厂作为据点的企图未能实现。
工人们对马家军说：“你们不要上楼，这里机器很多，楼上楼下都有电，稍不小心就会触电送掉性命。”吓得马家军士兵二话没说就慌张逃窜。虽然从8月17日起就有一个连的马家军盘踞在面粉厂，但在地下党员的组织领导下，全厂上下团结一致地同马家军展开机智灵活的斗争，到兰州解放时，工人生命及工厂财产均安然无恙。
兰州大专院校和科学教育文化机构的广大教职员工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对马步芳的西迁政策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教育部在兰州的直属院校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现甘肃农业大学前身）、西北农业专科学校（现已不存在）、兰州科学教育馆（现省博物馆）、兰州图书馆（现省图书馆）即兰州当时有名的“两馆四院校”成为解放前夕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人民解放大军直指兰州，兰州决战一触即发之际，马步芳下令将“两馆四院校”迁往河西等地。
广大教职员工深知马步芳的残暴野蛮，不能公然违抗，只能拖延应付。
他们共同研究制定了对付马步芳西迁的“一拖三要”策略，即拖延时间，要汽车、要器材、要经费。“两馆四院校”派代表向当局提出没有运输工具，东西运不了，人也无法走；没有器材，东西没法包装，没法运输；没有经费，职工和家属生活无法解决。此时，马步芳处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大量的金银财宝被他装入自己的腰包，确实拿不出更不愿拿出如此大的财力、物力，只能干着急无法解决。正是看准了马步芳的这一致命弱点，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各院、校、馆表示，不答应条件决不动迁，乘机把图书、仪器整装成箱封存起来。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地下党员李宝锐、沈斌元和广大教职员工组成护校队，一部分人在校内巡逻值班，保护学院，一部分人将图书、仪器和家属送到兰州大学防空洞里看护，同时还派教授马汝邻和办公室主任王志良利用熟人关系，到马继援（马步芳之子、国民党八十二军军长、兰州前线总指挥）处和国民党部队里打探消息，随时掌握情况，以便做好解放兰州的策应工作。
兰州各工厂、学校在护厂、护校斗争中，还特别注意了内部个别人趁混乱之机哄抢财物和进行破坏活动的发生。国立兰州图书馆于8月初把教育部拨发的最后一笔经费全部兑换成了30余两黄金，兰州战役即将打响之时，个别人以生活困难为由要求借支，想把黄金全部分掉，遭到地下党员李振基和馆长刘国钧等人坚决反对。兰州解放后军代表进馆时，30余两黄金完整无缺地移交到兰州市军管会。
兰州电台地下党组织为了确保三部发射机不受破坏，采取多种措施予以保护。地下党员陆寰安等不顾个人安危，和国民党特务进行了机智顽强的斗争。党组织要兰州电台地下党员疏散时，担当保护电台任务的石凤玉果断地留在电台，准备与电台共存亡，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电台。在别人劝其转移时，石凤玉果断地说，组织上让我保护电台，任务没有完成，我决不能走。
在保护电台机器设备的过程中，石凤玉忘记个人安危，与特务分子坚决斗争，因其党员身份暴露，被敌人残酷杀害。“八？二六”兰州解放前一周，电台台长命令工人把3台发射机拆卸装箱，准备西逃。在两台发射机被敌人装车运走的情况下，最后一台已装上汽车的发射机在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下，工人借故拖延，最终没有被拉走。9月7日，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音时，使用的就是这台没有被拉走的发射机。
四、“三？二九”爱国民主运动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不断取得胜利、国民党军队军事上节节败退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爱国民主运动此起彼伏，蓬勃发展。
广大人民群众掀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给反动当局以强有力的打击，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本来就不稳固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崩溃和垮台。皋榆工委在大力宣传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揭露蒋马势力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径，热情引导、教育、团结广大群众的基础上，使兰州地区在1949年春季以后掀起了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群众性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其中最著名、规模最大的是“三？二九”学生运动。
1949年初，国民党甘肃当局为了挽救其濒临灭亡的厄运，在向全省强征壮丁10万人、“安家粮”70万石的同时，又决定摊派300万银元的“建设公债”。消息传开后，激起甘肃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慨。兰州地下党组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由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大学以及各中学党组织领导广大学生与反动当局进行坚决斗争。经过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鼓动和串联，这场反压迫、反剥削爱国民主运动终于爆发了。3月29日这天，由西北师范学院甘肃籍学生发起，联合兰州大学、西北农业专科学校、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和兰州部分中小学学生2000多人。举行了以反对国民党甘肃省政府苛敛民财、发行所谓“建设公债”为主要内容的示威游行。这场斗争被称为“三？二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