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到了后来演变成为不论什么事，蒋介石要这么办，卫立煌偏偏要那么办，样样都闹拧。除了对东北作战主张的分歧，如美国人希望国民党守在东北以免俄国势力扩张，在1948年，表示愿意再增加空运东北十个师的装备和补给。
卫立煌经过远征军和访问美国和美国人关系很好，向美国顾问团长巴大维请求，把这些物资直接运到东北，不经过南京。
巴大维久已讨厌南京政府的后勤部门，因为运来什么东西都被他们贪污盗卖或移作他用。他特地到东北做过—些调查，看了机场仓库等情形之后，决定直接用船运东北营口。这事被蒋介石闻悉之后，十分震怒。美、卫直接挂钩，把他撒开，那还了得？那不但会使东北演变成一个独立的小国。更会损害他总统统一的权力。他横加干涉，争争吵吵，美国人对东北运送器械军火一事终于没有办成功。
三、战略决战，毛泽东来电批林彪
1948年秋，毛泽东、中央军委决定首先在东北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
然而，什么时间，首先在哪一点上突击，由于林彪决心一时难下，和中央军委反复讨论，未能取得一致。此时东北已无小仗可打，只能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大点中选择。
沈阳是东北国民党军的老巢、大本营，而且位于长春、锦州之间，有长、锦作为屏障，势难首取。
只有在长春和锦州之间作出抉择。
哈尔滨往南火车第一个停车站，是一个叫双城的小镇。
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就设在双城的一个青堂瓦舍、古色古香的大宅院里。东西两个跨院，西院为参谋长，东院住林彪。
林彪面对墙上地图，视线从长春移到锦州，再从锦州移到长春。然后背起手，在室内踱步沉思。每次大战之前，林彪都要在地图前长久地踱步沉思。
作为军事指挥员，他要把每一个细节都想清楚。
长春距北满根据地较近。先打长春便于集中兵力，便于解放区支援，如果敌人增援或突围，在漫长的300公里范围内，也便于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打下长春之后，解除了后顾之忧，更便于集中兵力向南作战。
但是，早在冬季攻势尚在进行的时候，毛泽东指出“要预见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国民党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为此，要考虑南线作战，首先控制北宁路锦州，山海关段，以及山海关、滦县段。此方案，即关闭了东北大门，切断了东北敌人与关内的联系，在战略上又是中间突破，使两翼的卫立煌和傅作义均相互孤立。
毛泽东作为战略家，总是从全局高度观察问题，站得高，看得远。此时他已不满足于东北，他想到华北，想到全中国。他的思路沿着连接东北、华北的北宁线铁路大动脉运动。
锦州，是东北国民党军的咽喉要地，是其与华北联系的战略要冲。
可林彪对到敌人要害打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有顾虑，如果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上来，再像1947年攻四平一样，定将影响战局。
四平攻坚失利的阴影，像噩梦一样缠绕着林彪。
林彪在东北打的较大的败仗，一是二下江南攻德惠不下，二是夏季攻势中的西平攻坚战。
据说，在四平攻坚战后的东总高干会议上，林彪曾三次站起来检讨：这次四平没打下来，不要你们负责，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决心下得太快。不马上攻，围城打援最好。先消灭援军再攻城，就能攻下来。另外，这次攻城还暴露了我们攻坚的技术差，这也主要是我平时研究得不够。
锦州有重兵把守，且工事坚固。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四平？
1948年4月18日，毛泽东收到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署名的报告，可以说它主要反映了林彪对下一步作战考虑的结果。报告中说，东北野战军集结9个纵队，采取攻城打援手段，进行长春战役，第一步实行围城，如能吸引沈阳敌人北上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歼灭敌人；如敌不增援，即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
为防止锦州范汉杰兵团与沈阳敌人会合，再向北增援，建议，晋察冀以4个纵队或3个纵队兵力，开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歼灭和钳制敌人，使范汉杰兵团不能北上，并准备秋冬两季，直接与东北部队会合打仗。关于向南作战问题，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
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报告说：以上是我们对作战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林彪实际上是说毛泽东的意见不适宜。他要把华北的部队也拉到他的指挥之下。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在林彪已不只一次。
毛泽东没有像蒋介石那样听见部下有反对意见就发火，骂娘。
在战役指挥上，毛泽东尊重战场指挥员的意见。因为他们对战场有实际感受。如果自己正确的意见一时不被下级接受，毛泽东总是耐心说服与等待。
毛泽东同意打长春，同时指出，“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实际上是批评林彪的畏难情绪。
5月下旬，林彪以2个纵队从东、西、南三面向长春攻击，歼敌6000余人，攻占郊区大房身机场。但由于守军设防坚固，解放军战斗组织不够周密，自己也伤亡2000多人，没有实现预期目的。
这时，才感到长春守敌的战斗力和防御工事比原来估计的要强，不是一个猛攻可以打下的。
于是向中央军委报告说：经反复考虑并经东北局常委开会议论，又照顾各纵、师首长对攻长春的信心并不甚高，我们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兵力久困长围，待敌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以我主力转至北宁线，承德古北口之线一带作战的方针。
林彪是军事家，对作战想得很细，心细如发，就往往被细节蒙住了视线。
毛泽东是战略家，他考虑全局的需要，不过分拘泥于细节。
林彪聪明，但没有毛泽东高明。
毛泽东凭着战略家的预感，认为只有南下北宁线，切断东北国民党军与华北的联系，全歼东北守军，才是上策。
毛泽东和蒋介石不约而同，都感到锦州的重要。
6月5日，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提出三个方案：第一，正式攻长春；第二，以少数兵团围困长春，主力到北宁线和热河冀东一带作战；第三，对长春以2～4个月较长时间围困，然后打援，最后攻城。他们认为，执行第一个方案，目前还无把握；执行第二方案，将会遇到敌人集中不好打和粮食补给不足的困难。而第三方案除了多费去几个月时间外，没有其他坏处，能有把握地歼灭敌人和拿下长春，所以目前以采取第三方案为好。
毛泽东复电基本上同意第三个方案，同时又一次力图把林彪的注意力引到南下作战上。他提醒东北野战军，在攻长春的3～4个月的时间里，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经过毛泽东的说服与等待，以及战争实践的教训，林彪的想法终于有了转变。
7月2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说：
“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我们意见东北主力待热河秋收前后和东北雨季结束后，即是再等一个月到八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报告还分析了向南作战的有利条件，并具体说明粮食筹措及运输等问题均可以解决。
经过近3个月近百份电报往返讨论，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的方针终于确定了。
7月22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并告东北局，指出：“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但在同时，必须说明将要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困难情况，诸如粮食困难，人民的欢迎不一定有如同现处地方的人民那样热烈，某些敌人的顽强抵抗和某些时候作战的不顺手等等，使他们在这方面先有精神准备，并研究克服各项困难的方法。”
南下作战方针是确定了，但是部队何时行动，林彪尚在瞻前顾后。最令他担心的是在南下作战时，受到沈阳卫立煌集团和北平傅作义集团的两面夹击。为此，林罗刘向中央军委建议：在我们南下尚未暴露之前，请设法派兵围攻大同，将傅作义部队分散到大同方面，以便我军能各个击灭敌人。又进一步提出，应调动和分散傅作义，但不宜由东北野战军先行调动傅军向北向东，而应是杨成武部先我行动，调动傅部一两个军西去，以利于东北野战军能在承德、张家口、保定和北平取得胜利。东北野战军在8月底9月上旬才能出动，但如杨成武出动时间能提早，则东北野战军出动时间亦能提早。
毛泽东指出，绥远为傅作义所必救，不怕不能调动傅部向西，调动傅部是必然的。问题是傅作义自己有三个军及几个独立师，如果他以两个军及一二个独立师援绥，则杨成武在绥难于立足。杨得志、罗瑞卿兵团必须与杨成武兵团配合行动。兹规定杨成武兵团8月21日由涞源以东出动，9月10日左右向归绥、集宁两点开始攻击，杨罗耿兵团须在9月10日以前以主力到达承德、北平线并开始攻击，另以一部向平张线动作，配合杨成武兵团之作战。在这一阶段内杨罗耿受军委直接指挥。你们主力按上述两兵团行动时间，规定自己出动及开始攻击锦榆线之时间。
毛泽东要求林彪将开始攻击锦榆线的时间确定下来，然而他得到的回答却有些出人意料。
林彪报告军委说：“傅作义主力目前恰好业已调至锦州、唐山之线，正便于我杨成武部向西袭击”，“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故目前不能具体确定。”
只有杨成武部先动，东北野战军才动，林彪为自己提出了先决条件。
对此，毛泽东是不满意的。他分析了国民党军动向后，指出：
“你们不要被敌人的伪装所迷惑，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这已经是一种颇为严厉的批评。但林彪仍不松口。
林彪坚持说：“敌人是将作新的行动，如不是打通沈锦路，则也有可能从锦州附近调兵增援华中。东北主力数月来均未作战，指战员均甚急迫要求作战，部队随进皆可出动。但在现地区，无战机可求，南下则因大军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
向热河运粮，道路甚远，必须利用铁路，汽路。但今年雨水之大，为三十年来所未有，铁路、汽路冲毁甚多，近日来雨势更猛，原估计八月十五日左右可修好铁路、汽路、桥梁，以现在雨势来看，能否如期完成仍无把握。我们现在只待郑家屯南北运粮道路修复，雨势稍减（因全军皆无雨具）即可随时出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但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毛泽东虽然有耐性，但对如此拖延不决，也有些被激怒了。8月12日晨，他给林罗刘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AAAA”级特急电报，“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
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
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部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得志、罗瑞卿及你们，如像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在毛泽东严厉批评下，林彪只能部署南下作战。
南下作战，出击北宁线，这一战略方向是确定了。但是先打哪里？仍然是一个问题。这一点选择得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战略意图是否能够实现。
林彪原打算首先以奔袭手段分别包围和歼灭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诸地之敌，然后迅速向承德前进，夺取承德并准备打援。
毛泽东则有不同的想法。他的视线始终盯住北宁线，盯住了锦州。认为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东北野战军就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此外，西面粮食极为困难，东面则是产粮区，此点也必须充分计算到。
但是林彪对能否攻取锦州仍有顾虑。锦州经常驻有六七个师的兵力，城市工事已完成，故不拟攻锦州。林彪判断敌发现东野主力南进与在南线展开作战后，义县、高桥、沙后所、绥中、前屯卫五处之敌皆必企图分别向锦州、锦西、山海关三处逃跑，长春敌有可能乘机突围，沈阳之敌有可能先策应长春之敌突围，后向北宁线增援，也可能直接向北宁线增援。傅作义如在北平以西未受到有力钳制时，亦可能再增加一两个军，会同在滦、唐地区之六十二军、九十二军向山海关方面增援，以策应北宁沿线之敌。